【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八日报道：
沙头角爱国同胞，近两天来在港英军警面前，大写反英抗暴标语，张贴反英抗暴图片，并且还到处高挂红旗，放上“可疑物品”，使港英军警大感恐惧与沮丧。
昨天早上，沙头角对开的亚公咀及谷埔两地山上，发现三面大红旗，迎风飘扬，每面红旗上都写有“港英必败，我们必胜”的大字抗暴标语。在每一面大旗的下面，都挂着一大包“可疑物品”，远处村落均可看见。直至中午十二时，港英军警才硬着头皮用直升机和抢来的一艘民船去拔旗。当港英“海陆空”军到达谷埔一步一惊魂的爬了约一百公尺，正在拔旗时，隆然一声巨响，声音像迫击炮一样，吓得直升机不顾留下的鹰犬死活，马上飞走。
由于有了拆除第一面红旗的教训，另外的两面红旗，直到昨天深夜，港英军警都不敢去碰。
十六日早上，沙头角爱国同胞，在新楼街及车坪街一带建筑物上大贴反英抗暴标语，而且还展览反英抗暴的图片，当地居民纷纷前往观看。当爱国同胞张贴抗暴标语及图片时，港英军警均吓得立即逃往警署躲避，不敢出来。
又：在沙头角新楼街的顺安楼及平安楼两座新楼，本为民居，但自七月八日以后，被港英当局强行霸占了天台用来筑垒堡。上址居民，曾一再向港英提出抗议，但港英还死赖不走，使居民不能在那里居住。昨天晚上七时二十分左右，这个港英的前哨堡垒，突然着火焚烧，火光冲天，十分猛烈。
昨晨，大埔和粉岭一带，抗暴战士极为活跃。他们在昨晨三时便在该地区布下大量炸弹状的“可疑物品”，特别是粉岭公路第一号桥梁，有八枚炸弹一字形排开。港英闻讯后在五时许才慌忙派出大批军警，“军火专家”赶往现场布防“引爆”。英军因文锦渡事件留营待命不敢出动，港英警察只得在炸弹周围围了沙包，然后使用枪击“引爆”，一时爆炸声隆隆，可见威力极猛。
【本刊讯】香港二十日消息：英国联邦事务部次官谢泼德二十日晚上在他对香港电台及电视的谈话中叫嚷，英国“不能考虑放弃我们在香港的任何权力与责任”。
谢泼德说：“本人尤其希望，基于对彼此利益的了解，中国与香港之间及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良好工作关系能够恢复。我们将会继续尽力促成这件事。但是，本人必须明白表示：我们不能考虑放弃我们在香港的任何权力与责任。本人愿重提本人抵港时所作的保证：英国政府及英国的人民决心要支持及帮助香港。”
他说：“本人此次来港并没有带来任何万应灵丹，但确信本港可作妥善的改进。有若干改革是可能的，特别在劳工方面为然。”此外，谢泼德在记者招待会上答复问题时说，香港情形微妙，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影响颇大，他此次来港，志在改善香港现状，而非促使香港情势更恶劣。
【合众国际社香港二十日电】一位英国高级官员今天警告本地共产党人说，英国“无意允许香港出现澳门那种局面”。但是他说，同中国达成和解，时间可能来不及了。
谢泼德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和联合王国之间——甚至美国和联合王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唯一办法是进行谨慎的、经常不断的外交活动”。
“但是首先你必须确认，有谋求解决的真诚愿望。我们寻求同中国建立尽可能密切的体面的关系。这将会及时得到
——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他答复记者们的问题时说：
——他认为没有必要对投炸弹的恐怖分子判处死刑，因为这种袭击“基本上是为了给警察制造紧张的骚扰行为”。他说，他个人并不反对极刑。
——这个殖民地需要劳工改革。
他不愿说明，他返回伦敦后将提出什么改革建议，但是他宣布，从十二月起，女工和童工每周劳动时间将从六十小时减至四十八小时。然而，他同意允许依法增加一个人可以加班劳动的时数，“以使资方有机会适应新规定”。他还说，他希望男工将依法每周休息一天。现在没有这样的法律。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九日报道：
对港英法西斯法令猛烈展开三视三击的抗暴小型战报，继续壮大发展，不断增加生力军。本报收到的各种小型报总数已达四百八十种。
【本刊讯】突尼斯《青年非洲》周刊八月二十日刊载题为《非恩克鲁玛化的时代》的文章，摘要如下：
加纳的政权是否会在不久将回到文官的手里？难道不应该怀疑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政变之后，一个由军队和警察中的高级军官组成的委员会代替了恩克鲁玛，它自称为全国解放委员会。起初，新的领导人说只执政两年，在这两年内将“改善经济和准备走向真正的民主的道路”。延长服务期
自从恩克鲁玛垮台以来已经过了十八个月，加纳的新主人似乎并不准备回到他们的兵营。
为什么？只有一个回答：恩克鲁玛。
显然，只要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委员们得不到这样的保证——加纳的选民不会表示支持恩克鲁玛或一个新的恩克鲁玛，就不会举行自由选举。
为此，新政权有步骤地致力于消灭恩克鲁玛的神话。因此目前不谈非殖民化，而谈“非恩克鲁玛化”。这在一天之内是办不到的……
支持恩克鲁玛的政治行动、并使恩克鲁玛掌权的群众的拥护，不是出于偶然的。在充满了民族权利要求的激荡的时期，恩克鲁玛在迫使英国离开加纳时没有忘记制订一项符合于各社会集团——例如新的城市居民、小学毕业的而没有工作的青年人、一句话，所有青年——的愿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计划。这些集团组成了恩克鲁玛所发起的民族主义示威的突击队。在加纳执政的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班子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他的存在也取决于这一点。
新政权在让位之前确实竭力同加纳人民群众搞好关系。这正说明了它的动摇不定的态度。
为什么群众对新领导人表示不信任，这完全是有道理的。全国解放委员会从群众中得到的支持大部分是来自各保守阶层。更确切地说，向新政权提供“实力支持”的集团是由军队和警察中的高级军官组成的。大学中的优秀人物和高级官员向它提供知识界和行政方面的支持。最后，新政权还得到了各部族酋长的支持，他们不饶恕恩克鲁玛缩小他们的特权。不用说，这些集团的利益在各个方面是同非特权阶级的利益相对抗的。非特权阶级为一项得到了人民群众赞同的政策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人力和动力。因此，人们并不感到惊奇，新政权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要得到这样的保证：如果举行选举，人民将不会表示支持前总统，或用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很警惕的顾问的话说，不会“支持第二个恩克鲁玛”。新的目标如何彻底地防止恩克鲁玛卷土重来？一般说来，新政权的特点是它反对恩克鲁玛的政策。在意识形态和总政策方面，新政权完全改变了恩克鲁玛执政时期的情况，向西方国家打开了大门，同时向东方表示不信任和反感。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这两个恩克鲁玛主义的老幻想正在破灭。目前把资本主义捧上了天。训练营——中国教官在这里向来自罗得西亚、南非和其它非洲国家（它们的政府不顺从恩克鲁玛）的自由战士教授游击战——老早就被封闭了。中国人和古巴人在阿克拉变得非常谨慎。学校已接到了解散“青少年先锋队”组织的命令，加纳青年在这些组织中学习恩克鲁玛主义的教本。“青少年先锋队运动”已由一个英国式的组织“童子军”所代替。
经济方面的变化更加显著。干部的无能和贪污行为对恩克鲁玛时代的经济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影响。然而，在恩克鲁玛政权下曾经有过一些计划化和工业化的尝试，想把这个命中注定是单一作物可可的国家变成为一个经济自由的国家。也有过一些确实是小心翼翼的国家经济国有化的尝试。
前政权提出的主要的经济项目没有消失：工厂、沃尔特河上的强大的水力发电厂、新工业城特马。但是，今天，经济的优先地位同过去完全不同了。在大量的外债面前，新政权决定停止发展经济。经济停滞
新政权抛弃了国有化的主张，拍卖了好几个国营企业。响应外国资本投资的号召，不少公司（大部分是美国的）向加纳进行投资。例如，费尔斯通橡胶公司接替了负责橡胶种植园的国营公司。洲际公司的饭店网今天控制了加纳一切豪华的饭店。但是，同全国解放委员会成员的期望相反，外国投资不是大量涌到加纳的。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安克拉将军坚持要一再乞求西方大国的施舍。
经济停滞。由于政府仍然是劳动者的主要雇佣者，因此新的经济政策必然加重失业现象。据官方说，失业者已达到八万人。但是这个数字低于实际数字，因为加纳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这些失业者是指恩克鲁玛下台以来被解雇的八万名劳动者。有些是工人，其中许多人没有专业技术，他们从事建筑劳动。大都是属于恩克鲁玛建立的工人突击队组织，这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它把从学校毕业的青年集中在劳动营里，以便教会他们一种职业，并向他们教授恩克鲁玛主义。强盗行为
人们更易于看到全国解放委员会的政策在社会方面所产生的结果。一方面，对最受到歧视的集团、特别是离开了学校的城市青年来说，经济就业机会变得很小。新政权试图使他们相信，他们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调整所需要的。但是各种讲话没有能够防止盗窃和强盗行为的空前的增涨，从而给加纳带来了一个新现象：武装的和有组织的匪徒集团。此外，特权集团、首先是官僚主义上层生活在安全和日益繁荣的环境中。自从恩克鲁玛下台以来，他们的情况有了显著的改善。例如，在政变后，军队中的高级军官至少都升了二级。
已经退休的安克拉被任命为中将，后又被任命为上将；在政变前是上校的科托卡被任命为少将，后又被任命为中将；政变前是少校的阿弗里法被提升为上校，现在是准将。
在大学中，所有教授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最后还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研究提高文职官员的工资的可能性。士气低落的军队
四月十七日的失败的军事叛乱，反映了军队中的士兵对高级军官的迅速升级感到不满的精神状态。
阿瑟中尉和耶博赫中尉——科托卡之死的负责者——被当众枪决。这次哗变暴露了新政权的弱点，军队的混乱和腐败。人们发现，军队实际上是政权中最不稳定的部分。
因此，全国解放委员会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削弱哗变的影响。安克拉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四名被指控策划另一个阴谋的青年被判处重刑。人们还逮捕了一些叛乱者以及四百名被怀疑同叛乱者一起组成一个秘密组织的文官。军队内进行了改组。美国特种部队司令在叛乱后来到加纳进行访问。接着在加纳士兵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穿上了同南越士兵相似的、由美国提供的深绿色军装。
全国解放委员会也进行了改组。优秀的文官被允许更多地参加了公共事务的领导。延期实行的民主
显然，在目前谈不到立即恢复过去答应的民主。在叛乱之前不久，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头号政治顾问布西亚曾表示，一九六八年二月间将要发生变化。政府控制的两家日报中的一家报纸立即进行了还击，对布西亚发表了一连串的攻击文章。从那天起，布西亚再也没有机会发表公开言论。
事实上，回到民主制度的问题使有影响的人士深感不安。酋长们害怕恩克鲁玛再次赢得民望，或一个激进的人民领袖的当权，因此断然表示反对新政党的出现。他们喜爱一个禁止一切政治组织的政权。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新政权越拖延恢复行使民主权力——这是为了希望消灭恩克鲁玛的神话，它的任务就越变得艰巨。在一九六六年二月政变后，关于恩克鲁玛的腐化和独裁的揭露使舆论感到愤怒。尽管如此，一年后，在阿瑟中尉领导新政权的五个小时之际，各个城市的群众欣喜若狂，并且升起了被禁止的恩克鲁玛的旗帜以示胜利。
（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