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苏联《文学报》七月二十三日刊登希娜科娃和亚诺夫的一篇文章《斯摩棱斯克人的忧虑》，摘要如下：
无可争辩的数字说明：斯摩棱斯克的农村的人手大大减少了。
斯摩棱斯克农村居民锐减中都是最富有生活能力、最健壮的成年人。那里五十岁开外的人现在比一九五三年多得多。关于青年人离开农村的速度究竟如何，共青团员人数变动的情况可以提供一个概念。五年以前，这个州的国营农场的共青团员为一万二千七百七十一人，而一九六五年为六千二百五十八人。共青团州委书记安尼西莫夫就这个问题说道：“如果国营农场青年照此速度外流，那么，再过五年以后，我们在国营农场就没有工作对象了。”集体农庄也发生着类似情况，在那里，一九六○年有二万一千零四十三名共青团员，过了五年，只剩三千七百八十八人。
在卡尔迪莫夫“红色拖拉机手”集体农庄（雅尔采夫区），只有两名共青团员。无法建立基层组织，因为多年来找不到第三个人。在波莫加伊洛沃村（斯摩棱斯克区）队长巴拉诺夫斯基回忆说，最近的一次婚礼是在五年以前举行的。三年以前生了唯一的一个小孩。在斯摩棱斯克州，现在就是这样的村庄，在那里，用苏共州委第一书记卡尔梅克的话说，多年来根本听不到婴儿的哭声。斯摩棱斯克农村青年外流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使得农村居民简单再生产都不可能了。一九六五年农村出生的婴儿比二十五年以前减少了九分之七，而斯摩棱斯克农村居民的自然增殖率十七年来差不多降低为十七分之一！
我们过斯摩棱斯克州，正是为了设法弄清楚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首先着手进行的工作是，向农村小学的学生进行调查。向八年级、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的三百二十一人作了调查。
这些小学分布在不同的区，有一个国营农场小学，有一个集体农庄小学。被征询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五还没有为自己决定所谓命运问题——毕业以后在哪里生活。百分之七十二的人选择了城市，百分之二十三的人选择了农村。选择城市的人，八年级学生占百分之六十五，十年级学生占百分之八十三，十一年级学生占百分之九十六。你们看，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的威信、农村生活的威望在小学生的眼中大大降低了。对农村的评价越来越确定。从最天真的说法：“城市里青年多一些，文化工作做得好一些”，或者说，“没有青年人，没有俱乐部，没有可以吸引我的工作，”直到粗野的辱骂：“不想跟土地、跟泥巴打交道，”“呆在农村是很丢人的，”“许多人瞧不起农村生活”。
在外流的动机中占第二位的是：劳动时间没有定额，大部分是手工操作，报酬低。有人写道：“我看到，我的母亲是怎样从清早一直干到深夜，这使我不感兴趣”；“同样一种工作，在城市就比农村收入多。挣钱少，日子是不好过的”。
在外流原因调查中所得出的第三个因素是：农村的文化生活水平和生活服务水平太低。
青年小伙子走了，姑娘们也要离开，免得在农村连根枯掉。
斯摩棱斯克的农场农庄的专门人材许多年来差不多没有增加。共青团的统计数字证明，这个州的参加共青团的农业专家人数在一九五八年为一千零九十一人，而七年以后为七百八十五人。而在这段时期，仅仅从州的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并分配到农场农庄的就有四千九百七十三名专家，当然主要是共青团员。
可以看到，正是学校是外流的主要渠道，正是学校把农村青年的最有力、最健康的表层“剥”了去，吸到了城市。留在农村的青年外流的第二个渠道，是到军队服役，绝大多数青年人服役以后，不回故乡。
第三个渠道是城市的亲属关系。只要有一个人去城市定居下来，他就变成一块磁石，轮流吸引着家庭正在成长的成员。在农村留下的只是年老的双亲，看守着空荡无人的家室，向城市供应农村食品，而故里只是儿孙们到大自然怀抱休养之地。在“真理”集体农场，从一九五三年以来，一百六十四个农户中有一百一十九个农户变成了“看守室”，老头子或者老太婆在其中养老送终。一百一十九个家庭迁居城市。
【本刊讯】英《金融时报》十七日刊登该报记者十六日从布拉格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帮助匈牙利建造核工厂》，摘要如下：
据匈牙利有消息说，苏联同意帮助匈牙利建造一个八百兆瓦的核电站。
反应堆将由苏联供应，苏联专家将监督装配和训练匈牙利的工作人员。
【塔斯社莫斯科十八日电】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应正在苏联作正式访问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雷纳·马厄的请求，今天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谈话。
【塔斯社莫斯科十七日电】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劳尔·普雷维什博士今天会见了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
【塔斯社莫斯科十七日电】这里正式宣布，芬兰共和国总统乌尔霍·吉科宁应苏联政府的邀请，将于八月二十五日前来苏联休假。
【本刊讯】苏联《真理报》十九日以《为了共同斗争的利益》为题，就日本“原氢禁和禁原氢协”两个大会闭幕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说：在两个大会的决议中，联合一切进步力量以制止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被列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两个大会的全部进程和他们所通过的文件证明了，它们的参加者们在争取和平反对核威胁斗争中许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是吻合的或是接近的。毫无疑问，这就体现了日本爱好和平的力量要求进一步团结自己的队伍，加强和一切真正准备为反对战争危险而斗争的人们的统一行动的愿望。
但是，这种愿望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合口味的。在禁原氢协的准备会议上，部分外国代表团企图不让世界民主青联的代表参加该会的工作。这种企图是令人奇怪的，因为关于邀请这个或那个代表团参加的问题只有听从于会议的组织者，也就是禁原氢协的领导。
它没有为了迎合某个人而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仍然决定邀请世界民主青联的代表参加。当时某些外国代表“为了表示抗议”而退出了大会。但是他们得到什么了呢？只能是自绝于大会之外，而大会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本刊讯】匈《人民自由报》十九日发表一篇文章，谈苏联今年对外政策。
文章说：今年，我们看到，苏联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兄弟党的合作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并取得良好成绩；苏联在保卫受侵略的越南人民时需要联合行动的这一立场得到广泛接受和联合行动的反对者已处于被动地位了。由于苏联和苏共一开始就是联合行动思想的先锋战士，首先是苏联同志坚决地、耐心地同不理解的现象作斗争，解释联合行动的必要性，因此，现在在得到广泛理解的同时，他们取得了成绩，得到了信任和承认。
【本刊讯】法共《人道报》十五日刊载一条反华报道，摘要如下：
北京所有报纸今天都在第一版以红字大标题刊登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以后于昨天发表的公报，至于公报，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同北京过去发表的反苏文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公报谴责美帝国主义是主要敌人，但是，接着就把苏联说成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苏联领导人还被指责“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公报还硬说，苏联“在越南问题上执行假支持真出卖的政策”。
人们对这个文件充满的矛盾也不能不感到困惑，因为，中国领导一旦离开苏联人和其他“修正主义者”，那么究竟要同谁建立他们的反帝战线呢？
尤其严重的是，北京的矛头仍然指向苏联，北京的这种态度只能有利于美帝国主义侵略东南亚和获得世界霸权的企图。
【本刊讯】日本体育代表团七月间来我国访问，下面是该团副团长、日本游泳协会名誉会长田?x政治最近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的一篇访华观感。
这次在中国各地参观访问，看到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发展人民体育事业的热心和努力，真是令人惊异。中国到处都可以见到毛主席提倡体育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清楚地表明，发展体育已成为新中国建设项目中的基本方针。
在中国各地的公园和广场，每天早晨五点钟不到，就挤满了上班前的劳动者或者一般居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各自做着体操打拳或其他运动。这种热心于体育事业的情形是日本人所不能想象的。
北京的工人体育馆之大堪称世界第一流，其实在中国全国各地，均设有这类拥有充分设备的体育场馆。
现在中国的主要运动有乒乓、田径、游泳、篮球和举重五项，其次是排球、足球、体操、武术和摔跤。
中国大规模动员人民参加体育活动。一九五二年第一届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只有六十二个选手参加，到去年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参加者达十五万人（本刊注：这个数字想为参加选拔人数之误），人数增加之速令人惊异。去年，田径、游泳、举重等运动纪录，几乎全部项目都有刷新。其中田径的男子一百公尺成绩达到十秒正，男子跳高、游泳中的一百公尺捷泳成绩，都已突破国际水平。在中国，这类冲破国际水平的体育成就是屡见不鲜的。
中国十分重视发掘英才，优秀的儿童运动员一被发现，立即从小学送到业余体育学校深造，再升入体育学院进一步培养。体育学院的教育内容除体育课之外，还授以政治、经济、哲学，特别是注重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不用功的学生，和令人头痛的学生，在中国是没有的。他们遵照毛主席说的“比、学、赶、帮”，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欧洲有名的体育记者奥尔夫尼贝利在他的中国访问记中说：“‘如果要说身心健全这方面，中国青年堪称世界第一”。这句话我认为绝非过甚之词。
在数以亿计的有高度爱国心、值得夸耀的中国青年的推动和参加下，中国的体育事业，诚如尼贝利所说的，在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名义下，显然正对现存的世界体育制度进行着一个重大的挑战。关于这一点，西方国家今后必须要采取向前的姿态严肃对待。原定明年举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最后将决定在北京举行。
我们这次访问中国受到了极为优渥的招待，他们尽量听取了我们提出的意见和愿望。除了体育方面的人士和我们会见畅谈外，外交部、中日友协、中国记协的干部，也始终都参加接待我们。我们在中国逗留期间虽短，但对于中国大大增加了了解。
特别是关于体育方面，两国友好关系大大提高了一步。（原载八月十四日香港《大公报》）
【本刊讯】苏联《真理报》二十一日刊登该报记者攻击我十一中全会的报道，摘要如下：北京二十日《真理报》记者报道，据中国报纸报道，自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八届第十一次中央全会。
北京的报纸公布了一个详细的公报。
在公报中的国际部分中，全会把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信中所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宣布为纲领性的文献，并确认了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一些分别阐述“建议”观点的文章。（在这些文件中，如众所周知，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特殊的“总路线”，这一路线是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八十一个党签署的声明所记载的，集体制定的国际共运马列主义总路线相矛盾的。中共领导人也在宣言和声明上签了字，而且不久前还曾声明过自己是忠于这些原则的。但在公报中没有包括任何提及这些文件的话）。
全会对所有不同意中共“总路线”的人称之谓“现代修正主义”，号召和他们“划清界限”，并宣布，不可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要“反帝斗争必先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这方面公报中对苏联和苏共进行了一系列的粗暴的诽谤性的攻击。苏共和苏联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斗争的政策在公报中被称作是“反革命的两面政策”，而援助本身被称作是“假支持真出卖”。公报中还有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其它的一些诽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