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纽约二十七日电】戈德堡大使说，美国在设法着手谈判来结束战争和确保越南和平这个严重问题方面作出回答时拒绝说“不”。
这位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今天在这里在美国报纸出版商协会的一次午宴上说：“我们的外交将同我们的作战部队一样保持坚定不移而且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实现南越人民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的公正的和平。”
下面是戈德堡大使的演说中关于越南问题那部分：
最近，来自越南的大字标题大部分是关于政治不稳和现政府的命运的。越南的政治不稳肯定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如果目前的困难能够通过举行目前计划举行的自由选举选出一个法治的文官政府的办法来得到解决的话，这是我们只能表示赞成的事情。
与此同时，我们谋求越南和平的努力在继续进行。
这种局势中的一个因素当然是我们同共产党中国之间存在已久的僵持状态。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对和平谈判的态度也是灵活的。我们曾提出了许多建议想打开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门户，虽然这些建议都遭到了拒绝，但是这些建议现在仍旧有效。我们仍旧愿意象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参加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会议那样到会议桌旁去，去谈判公正解决越南冲突。我们仍旧愿意到日内瓦或仰光或东京或其他任何合适的地方去谈判公正的解决办法，而且我们准备进行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谈判或者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谈判。
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听到了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对美国谋求和平的真诚性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诘难。
有些诘问则声称我们拒绝承认民族解放阵线一事排除了开始谈判的可能性。但是，总统本人就曾说过，别的美国高级官员也曾一再说过，“只要河内有一刻决定自己愿停止侵略，越共派代表参加并使意见得到表示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这个建议仍旧有效。
有些诘问指责说，对北越军事目标的轰炸是阻碍谈判开始的障碍。但是我们曾两次单方面地暂停这种轰炸，而且在暂停轰炸期间曾明确表明我们期望河内采取某种走向和平的步骤，并明确表明我们准备会谈和讨论一种长期的彼此减少敌对行动的做法。这个建议仍旧有效。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八日发表一篇题为《第一只燕子》的社论，摘要如下：
即使一燕不成春，可燕子的出现至少表明气候即将有所改变。华盛顿决定允许共产党中国的学者来美国和允许美国的学者和科学家到那里去访问也是如此。这些表示——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单方面的——并不暗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被冰封冻着的关系会大大融化。但是这些表示确实表明，华盛顿现在终于认为，这种融化是可取的。
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尽管中国以轻蔑和拒绝来回答美国的倡议，美国愿意向着缓和紧张局势前进，仍然是明智的。
象费正清教授最近在华盛顿的中国问题意见听取会上所说的，不论是中国方面还是美国方面有多大的愿望都不能使对方消失。因此，到头来，共处（并希望将来某个时候甚至会进行合作）是唯一成熟和明智的途径。
最终，中国将发生变化。也许这种变化将通过今后的年岁中新领导人出现而到来。
【美联社伦敦二十六日电】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星期二从纽约到达这里，在欧洲作十天访问，其中包括同威尔逊和戴高乐举行重要会谈。
他很可能向威尔逊和戴高乐探索一个私人问题——他们是否希望他再连任为期五年的联合国秘书长之职。
他的任期将于十一月三日到期。
联合国总部传出消息说，美国和苏联希望吴丹连任。威尔逊肯定也会采取同样的态度。
【法新社伦敦二十六日电】这里一位权威人士说，吴丹和英外交大臣斯图尔特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会谈中一致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什么采取行动谈判越南问题的可能性。
【美联社伦敦二十六日电】吴丹和斯图尔特星期二探索了结束越南冲突和罗得西亚叛乱的方法。吴丹星期二到达这里作四天访问，将同威尔逊和其他英国官员举行会谈。
【本刊讯】美国《杜邦农业通讯》一九六五年第一期报道：空中喷洒农药的要求：在一个地区的上空，怎样使杀虫剂喷洒得均匀一致，要取决于喷出来的水滴的大小，而水滴的大小又主要取决于飞机的飞行速度和喷雾器喷嘴的方向。均匀地喷洒可以减低每英亩地平均需要的化学用量、减少部分地区用药过量的可能性以及以比较低的成本取得比较好的控制虫害的效果。作为探索改进空中喷洒方法的长期研究的一个部分，农业技术人员正在研究喷洒的机械作用是怎样影响喷出的水滴（雾化程度）的平均大小的。
水滴大小的要求取决于杀虫剂的用途。例如，在空中喷洒控制作物虫害的药剂需要非常小的水滴，但是如果是除草的话就需要较大的水滴。科学家们知道，雾化对受到喷洒的地方的浓度，和由于蒸发、漂流和空气对流而造成的损失，以及喷洒对目标地区虫害的效果是有影响的。
曾使用了两架每小时以八十到二百英里的速度飞行的飞机来判断风速的影响；喷嘴的型式、大小和方向；以及对油性杀虫剂的雾化程度的喷洒压力。据发现，风速和喷咀的方向对雾化有最重要的影响。当风速从每小时八十英里增加到二百英里时，水滴的平均大小缩小了百分之六十。喷嘴的大小和喷洒压力则对雾化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不过在速度低于每小时八十英里时喷洒压力就比较重要。试验中的塑料喷雾：在树叶上喷上薄薄一层塑料有可能减少树木通过树叶所失去的水分。这个想法离开在果园里实际使用还很远，但是去年夏天进行的一些试验已经表明，喷上了塑料的一些杏树在保持内部水分的平衡方面起着有利的作用。这样的处理对果树对水的利用和成长的好处，还要作精确的估计。
这种新的试验方法是以两个情况为基础的：（一）植物通过它们的根所吸收的水分，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通过它们的树叶蒸发掉，如果说有什么好处的话也是谈不上的。（二）从理论上说，在树叶表面上薄薄喷一层塑料能够使水的蒸发放慢，而又不妨碍植物生长过程必不可少的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活动。现在的问题是要寻找一种塑料材料，这种材料可以在野外条件下有效地发挥作用，然后以不会使植物受到损害的办法来应用它。肥料撒施和行施的比较：通过对玉米、棉花和花生所作的一些试验表明，把肥料撒施同行施的效果一样好，有时还超过行施。对玉米和花生说来，撒施给幼苗造成的损害要比行施小，花生的平均产量在撒施后稍微提高了些。在两块棉花地里，把肥料撒施的那一块地的棉花比另一块行施肥料的长得高。
由于撒施肥料的成本比行施低，这些试验表明，用撒施方法给棉花施肥有某种优点。
【合众国际社伦敦二十六日电】反对党外交发言人道格拉斯—霍姆今天告诫说，中国已经下定决心要使东南亚成为中国的“无可争议的势力范围”。
他还认为在印度的倡议下和苏联合作建立一个“亚洲联盟”是对付这种威胁的办法。
他是在女王演说的辩论中说这番话的。
他说：“它希望在每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屈从于它的政府，以使东南亚成为中国的一个无可争议的势力范围。正如在越南一样，它准备间接利用战争。”
他说：“按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说明的证据，从比较长期或长期来说，也许必须用超级的力量来遏制中国。
“我肯定地认为，最后的对付办法是建立亚洲联盟。”
他说，在印度尼西亚，已经开始发生了“反应”。“如果这种联盟建立起来，它将以印度和苏联为基地。”
他说，“这就会在世界政治中开辟力量对比的新的范围。”
他说，印度的领导权是这个联盟的关键，而日本的合作“将是可取的”。
他认为，“在那个时候还未到来以前远东这些自由国家的安全将不得不由西方国家给予有条件的保证。”
他说，如果亚洲发生了战争，“其他国家必定要承当地面战斗的主要负担，但是这个地区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是太平洋、印度尼西亚海和印度洋的自由。”他说，所有这些国家的“生命线”必须保持畅通，因此政府决定废弃航空母舰而依靠一支有限的轰炸机力量“大概会两头落空”。
【本刊讯】美国《国外农业》周刊二月七日载：欧洲各国农业当局日益关切有关欧洲口蹄疫的广泛的报告。每个国家在一发现口蹄疫的第一个迹象时就严格施行管制，防止蔓延过边境，许多国家已禁止从疫区进口肉类和牲畜。在一月份，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发表过一个报告，警告说口蹄疫的继续发生会变成欧洲家畜业的一场“可怕的事情。”
口蹄疫是对牛与猪有高度传染力的疾病。它使家畜在口与蹄上长疙瘩之后又发高烧。致病者的死亡率仅为百分之五，但它使致病者情况如此恶化以致于容易受到可能会并发的诸如乳膜炎和肺炎等的感染。
苏联：将近去年夏末，苏联严重地发生了口蹄疫。苏方并未发表有疫病的家畜和损失的家畜的数字，但所采取的控制疫情的严重措施说明了关切的程度。有一个估计认为苏联的口蹄疫情范围包括大概苏联全部牛的一半。牛奶产量的损失、活畜体重的下降和头数的减少是严重的、而且会影响一九六六年的牲畜计划。
东欧：在一九六五年初期，匈牙利也发生过严重的口蹄疫，年中的报告说该疫已被控制住了。但是农业部门因此遭受的损失据官方数字也高达二千九百万美元。
西欧：西欧国家在一九六五年后期据报口蹄疫发病情况增加。特别严重的疫情发生在荷兰与瑞士。在这两处，病原体被证明是当地产生的Ｏ或Ｃ型，Ｃ型的在猪与牛的疫情中居主导地位。
荷兰当局说，在病情发生后的两个半月内有七百八十六个荷兰农场被感染了，有五万七千三百七十七头猪和四百八十四头牛被毁掉，损失将近五百五十万美元。
瑞士是在去年十一月开始发现这种疫情的。到十二月底已有五百个农场被感染，有一万八千头牛、羊和山羊被屠宰了。估计口蹄疫总共使瑞士去年损失了七百万美元。
西班牙、西德、葡萄牙和意大利在一九六五年初据报有大批新的口蹄疫病例。有一个估计说，西班牙的口蹄疫病害开始于一九六四年，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五年二月份，感染了四十多万头牲畜。
【合众国际社伦敦二十六日电】英国专家们勉强地同意了这种观点：为了遏制共产党中国，西方国家也许在今后二十年还有必要留在南亚。
人们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完全从南亚撤退就等于力量对比危险地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从而可能引起规模不可预料的世界危机。
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材料发出警告说：
“以为应当让中国在南亚称霸而不加以遏制，就是容许大大加强它将来的力量基地，考虑到人力、物力和核武器，就很难说以后的世界怎样能设法过平静生活并控制其危机了。”
该材料从这些危险倾向中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也许是二十年，外界国家的干预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