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柏林八日电】一批关于共产党中国问题的老练的专家已被提升到东德外交部的最高领导地位，这里的一些西方外交家认为，这是东德作出的小心翼翼的努力以便对付俄国的压力和维持同北京现有的外交关系。
两名前驻北京的大使在二月二十四日被任命为东德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们的地位仅次于外交部长文策尔。
这两个新官员之一是五十八岁的黑根，他是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驻共产党中国的大使。另一个是代替他任驻北京大使的四十九岁的京特·柯尔特。
他在星期一晚上离开了大使馆前往东柏林。
在其它四个外交部副部长当中，有两个是东欧专家，另一个是在中东任职的老手。剩下的一个没有公开的记载。
西方外交家指出，柯尔特和黑根“都是技术人员，不是政治家”，虽然他们是统一社会党员，但不在强有力的中央委员会中。
这位外交家说，“东德希望谨慎地处理同北京的关系。这就是使用这些专家的原因。”
德国人士指出，东德在莫斯科—北京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的争吵中没有匆忙地表示赞同克里姆林宫牌的共产主义。
他们说，东德是所有共产党国家——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除外——中最后一个公开宣布站在俄国人一边的。
《赤子之心——“叔叔，好”》
在此次旅行中，最使记者们难忘的，相信是访问上海少年宫的那个下午。
也许我们参观的太多了，到处都是负责人员招待，先来一次介绍，然后由记者发问的。在少年宫，招待我们不是成年人而是少年人，男的、女的年龄都不超过十三、四岁。
我们到达时，立即溶解在热烈的不断的掌声里。男孩子一律穿了白衬衫和短裤，女孩子们都穿短裙子，有的是连上装的，有的是和上装分开的，颜色是花花绿绿，大家都精神饱满，多数都结有红领巾，那是少先队员，红色接班人的标志。
在掌声中记者团拾级而上，转过头来，发觉前面的英国女行家手上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不久，各人先后都把孩子拉着，起初是一个，后来两个。招呼我的是两个男孩子，一个十岁，一个九岁。十岁的一个装成十分庄重，九岁的较活泼，两孩子煞有介事的给我引路，首先是参观各个室，其后又同我一起到草坪上去。时近黄昏，上海那天又有点秋意，我为便于同孩子们一同活动，脱了外衣，过了不久，那大的孩子竟关心我觉不觉冷。
当我们告别回到车上，孩子们阶前相送，我们每一个人就引领凝神，找寻自己的小朋友，不想错过可能多见的一面。
除了儿童宫，我们在杭州的西湖风景区里，在广州登白云山的道上，也看见休假的旅行的学童，如果我说“盈千累万”，实在一点没有夸张。
我们由北至南，碰上的都是热情，有礼貌和志气昂扬的孩子，学童在路上走，是列队的，那怕只是两个人，也是一先一后，上学时，路上相遇，行列便续渐加长了。回家时也是一队一队的走，不用教师引路。在鞍山那天，就遇了好几队男孩子，看样子不满九岁，背上负着书包，朝着我们走来，他们不鼓掌欢迎，却举手作罗马式的敬礼，绝不含糊的说声：“叔叔，好！”
这是我们突如其来的遭遇，在此之前，我们遇见的都是节目中的孩子，他们只是向客人鼓掌，招手，现遇见的却是一本正经学童，他们已在准备肩起国家的重任了。《人民公社真相》
中国大陆的人民公社，在大多数港澳同胞的心目中是一个谜。西方报纸时常把它渲染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失败的象征。此种报道的出发点，一半是基于无知而幸灾乐祸，另一半则含有恶意。
老实说，在此次集体访问之前，记者对于人民公社的批判，始终未敢也无法下一定论。原因非常简单：若从一般报道讨资料，说坏的未必真，说好的也未必可信，非亲自观察更在观察中加入一定程度的客观与保留，结论就不会接近事实。
因此，访问人民公社便成了哄动中西记者的重大节目。从主人开列的名单中记者选了上海市郊的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在杭州时又参观了一个生产大队。
杭州西湖人民公社的梅家坞茶叶生产大队的长成，值得自豪，大队长卢镇豪是它的一个缩影。
卢镇豪今年三十三岁，是本地人，父母都是茶农。九岁时候，父亲在工作中摔死，到十四岁，母亲被富农打伤，不治也死去。从此，他不只负起了家庭重担，还要养活三个弟妹。解放后，他跟着翻了身，到现在他是生产大队长，结了婚，有儿女四人，都进了学校，他一个妹妹是优秀社员。卢镇豪自认学习之后，现在只有初中程度，但看他对答如流，句法文雅，常识丰富，和充满信心，文化水平问题，大概不会存在。
记者遇到的人，虽然比较想象者谦逊得多，但我看到的，都是“干劲”的表现。例如除了农牧生产之外，他们所办社内之事，文教和卫生，都非常认真。最感意外的是几个主要利用劳动力的工厂，如农具厂，拖拉机站，修车厂（自行车），木工家具厂，竹织等厂。商业方面，有粮食，缝纫，百货等合作社。究竟在人民公社发展的目前阶段中，把力量分散到如此广泛面，是否适宜，当然是一问题，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人民公社的基础已经生了根，此后的工作，只在栽培。
由于这是世界上破天荒的行政制度，它的成功，在人类的历史上，将划出一条新界线。（待续）
【路透社莫斯科十日电】（记者：韦兰）今天有消息说，一个神秘的苏联代表团正在访问科纳克里。
塔斯社和《消息报》报道了这个代表团访问的消息，没有发表评论，也没有说明原因。这立即在此间外交界人士中引起了兴趣。
塔斯社说，这个代表团是由乌兹别克共和国副总理兼外长阿齐莫夫率领。它昨天抵达几内亚首都。塔斯社说，他们作为苏联大使沃罗宁的客人将在科纳克里逗留几天。
没有透露进一步的详细情况，也没有透露阿齐莫夫的同伴的名字。
西方外交官员说，这个代表团大概是作为调查情况的代表团到几内亚去的，其目的是要了解关于加纳政变的更多情况，并发现恩克鲁玛的确切的地位。
【路透社莫斯科九日电】（记者：韦兰）俄国的一千二百万共产党员的地方支部现在正在讨论新的五年计划指标。
三月二十九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订新的政治和经济计划。
党的政策的侧重点可能有些变化，但是观察家预料，赫鲁晓夫下台后执行的路线将重新肯定，目前的领导人大体上不会更动。这些迹象是根据对文件和苗头的仔细研究后觉察出的。
许多观察家都认为，最大的炸弹可能在苏中关系方面爆炸。自从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五年前在意识形态上开始争吵以来，它们的关系现在大概达到了最低点。
但是，勃列日涅夫也可能在这方面表现出他通常的那种审慎的态度，预料他会对最后破裂突然停车。许多外国共产党反对莫斯科和北京完全破裂。
【美联社莫斯科八日电】（记者：布雷德舍）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是遮遮掩掩的，有时是出人意外的，这使得难于预测。
但是，要是在有经验的观察家中测验一下对于谁最可能在七十年代统治苏联的看法，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十之八九将被选中。
谢列平现年四十七岁，这个年纪担任最高领导还嫌年轻，但他已担任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本刊讯】英国《卫报》十日发表佐尔扎的一篇评论，评苏共将召开二十三大，摘要如下：
俄国所有党组织已奉令鼓励在低级会议上“自由交流意见”来为党代会进行准备。
以《党的生活》上一篇文章的形式发出的指示承认“有时”党的官员把会议“组织得过份”了。“组织过份”是一个客气字眼，实际上意思是企图压制言论自由。文章说，这些官员企图“阻止”在党代会前的集会上发表“批评性言论”，以便“避开各种尖锐言论”，使辩论好象是自我赞扬的颂歌。
从苏联报刊关于会前集会的报道来看，许多批评是针对着各个组织和官员的经济和行政上效率不高的情况的。但是，会议的级别越高，就越是没有对负责会议的党官员的批评。
在区域会议上，区党委书记容易受到十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如果出席会议的上级党委代表透露消息说这个区委书记因为办事无方而将被撤换的话。
在省一级的党代会上，这种“鼓励”也起作用，因为有共和国书记处的、甚至莫斯科的高级代表出席，但是真正自发的批评是不常见的。
在区一级，多数代表是在工业、农业及其它行业中做普通工作的党员。如果地方党官僚机构不喜欢他们，他们可以不那么在乎，因为他们自己并不完全靠党的工作吃饭。
但是区级会议派去参加省级会议的代表团成员较多是职业党政官员，他们是希望到一定时候能在省级或更高级任职的。有的人可能企图以直率的批评来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但是多数人是不敢攻击省委书记的。即使省委书记撤职了，书记处还在，官僚们可能以后实行报复。
在各共和国首都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情况更是如此。
阻碍苏共党内民主的充分发展的是什么呢？苏联报刊上的许多文章作了一个答复。这些文章在批评党官压制辩论自由的同时，表明了这种自由是多么有限。
各种迹象表明，现在在俄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一代对改变的步调越来越不耐烦。取消斯大林“迷信”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才实行的，但是公众对斯大林主义政策的攻击往往可以被认为是对他的继任者的攻击。取消赫鲁晓夫“迷信”是在他还当权的时候实行的，但是对他的政策的批评却不能那么随便，因为留任的领导人十分明显是同这些政策有联系的。
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领导集团在二十三大是否应当容许公开谴责赫鲁晓夫并全盘重审赫鲁晓夫时期的问题上有斗争。在重新估计赫鲁晓夫统治时
——这种估计不能再事拖延了——展开的辩论实际上将围绕着现领导在赫鲁晓夫主持时期的功过和政策。
从这里到就现领导的现行政策进行辩论就只差一步了。
【合众国际社布达佩斯十日电】布达佩斯电台宣布，卡达尔和卡拉伊今天上午从布达佩斯启程去布加勒斯特进行友好访问。
到机场欢送代表团的有中央书记比斯库、副总理奥普罗、中央书记科莫钦和外长彼得。
匈牙利代表团到达布加勒斯特时受到了齐奥塞斯库、毛雷尔以及其他许多罗马尼亚政府高级官员的欢迎。
【南通社布达佩斯十日电】匈牙利党杂志《社会评论》今天指责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越南方面制造困难。
今天这里出版的这家杂志的三月号对于中国拒绝一切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援越方面联合行动的倡议表示感到十分愤怒。这篇文章说，这种态度只有助于帝国主义者打这场战争。
这家杂志强调说，要不是中国制造了困难，全体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将会大得多。
《社会评论》认为，中国关于由苏联船只运输援助物资去越南的建议是不合乎情理的，因为苏联船只在开往越南的途中毫无疑问会遇到同美国第七舰队舰艇相遇的情况。
这家刊物认为，中国坚持这一点和它早些时候提出的关于苏联致力于使欧洲敏感的焦点复活的建议，是同美国最极端的好战集团近似的政策。
据这家匈党中央理论刊物说，北京对和平共处的攻击已产生不良后果，因为这种攻击有助于华盛顿利用来为它的某些行动辩护。《社会评论》最后说，民族主义和大国的因素在中国的政策中占主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