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新闻记者奔向战争前线，奔向凡尔赛和平会议会场，奔向莫斯科，只要他们能拿到签证。我羡慕他们有这样的好机会，我在西雅图给他们组织报告会，可是我并未想到我也亲自去看一看。
在世界范围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工人们似乎是站起来了，要作主人了。我们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不可遏制的潮流也将冲击我们美国。那时我一点也没想到夺取政权问题。在我们看起来，布尔什维克的武装革命，英国工党的议会斗争，手无寸铁被打死在街上的朝鲜人的英勇举动，它们都在前进，沿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前进。
就在这种思想极为混乱的情况下，发生了西雅图的大罢工。那次罢工基本上是为了支持造船工人和抗议华盛顿暗中干预工人们提高工资的要求。那次罢工很有声势，在三天中，十五人罢工委员会接管了整个城市。第四天我们复工了，满以为我们打了个大胜仗。
可是，华盛顿撕毁了合同，迫使造船厂倒闭了。工人们离乡背井，四处飘泊，寻找工作，那些年轻的，勇敢的，革命的都走了，可是有一家半产的老人只好留下。我们的曾一度声势浩大的劳工运动垮了，从西部萎缩了！
俄国人成功了，我们失败了，为了知道他们是怎样干的，我到了莫斯科。此后，我就开始了我的近三十年的莫斯科生活。我除了报道苏联革命外，还通过别的方式来帮助苏联。我在《美国之友社》的几个月内，曾于一九二一年把第一批各国的救济品送到伏尔加的萨马腊饥荒区，之后，我又在伏尔加为孤儿组织了一个农场，在晚一些时候，三十年代初，许多美国工人和工程师到俄国去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为了他们，我办了《莫斯科新闻》周刊，后来改为日报。大约与此同时，我与一个俄国共产党员结了婚，他也是编辑和作家。我们的结合没有改变我的工作，反而帮助促进了我的工作，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乌拉尔牺牲了。那时我在美国。
每隔一、二年，我就要到美国去讲演。利用这些机会，我访问许多国家，如德国，墨西哥，西班牙，中国。这些国家当时都在闹革命。在那些年代中，在各种各样的战争条件下，我通过各种可能通行的道路，走遍了苏联。我通过芬兰，立陶宛，波兰，捷克，坐轮船西至列宁格勒；南过黑海；东至外西伯利亚，作过许多险奇的旅行。我又坐飞机从苏联中亚细亚的阿拉木图一直到重庆，乘美国运输机从阿拉斯加越过北冰洋，同鲍罗廷和退职的俄国人一起，从汉口随汽车队到莫斯科，途中穿过中国西北，全程三千公里。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一直是我活动的中心，从这儿我报道俄国和世界各地革命。
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一九二五年，当时我四十岁，正是我的壮年。我一共六次访问中国，每次都选择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和记者可以去采访的时刻。一九二五年，中国处在军阀混战时期。只有在南方有革命的希望，因为在国共合作之下，孙中山建立了新的革命政府。我访问了这个政府，当时，它正主持省港大罢工。
两年以后，一九二七年，我沿长江而上到汉口，访问了当时设在这里的革命政府，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时期，直到这政府不革命了，开始镇压工农了，我才离开。我和鲍罗廷以及归国的俄国顾问一道，坐汽车去莫斯科，途经中国西北和蒙古大沙漠。在武汉期间，我也访问了位于它的南方的湖南，那里曾经是“最红”的地方，后来被镇压了。可是从那里流传出来的，甚至出自敌人之口的故事，也充分说明这股从中国工农群众中兴起的新的力量，它的力量有多大，它的性质是怎样的。
这最初两次访问为我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提供了素材，这本书主要是关于武汉和湖南革命的。革命的武汉政府垮台以后，我有十年未到过中国。我对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没兴趣，它只不过是中国军阀统治的翻版。它先后投靠过许多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到后来更加靠拢美国。中国的“苏维埃”在江西和其它地方都在涌现，但是外国人无法去访问。由于在南方遭受挫折而进行的中国红军长征，在新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下，胜利地把根据地从南方迁移到西北。这新的根据地是中国的灯塔，照亮了全中国，从此，共产党人走上全国抗日战争的最前线。这时与国民党政府建立了统一战线，这个政府那时一败再败，由于上海和南京失守，已撤退到武汉。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我又到了武汉。在当时情况下，我可以乘山西军阀阎锡山的专车到驰名全国的八路军司令部。
在这里，共产党已制订了一套今天我们称之为“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们必定胜利，因为他们得到了农民的全力支持。农民是一向憎恨军队的，但是这些共产党人是一支新型的军队，他们不仅不好掳抢劫，而且还尊重农民，帮助他们收割，特别还教育农民相信自己的力量，告诉他们如何战斗，如何争取胜利。
国共合作的蜜月很快就过去了，国民党军队首先从后方进攻共产党。国民党的军官们很怕共产党由于成功地组织人民抗日而会得到人民拥护与爱戴。华北很多国民党的军官投降了日本，充当日本人的打共产党的帮凶。这种叛变行为受到重庆方面的宽容，美其名为“曲线救国”。
（待续）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记者：韦兰）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今天呼吁苏联领导人协助使关于越南的会谈立即并且毫无条件地开始。他在克里姆林午宴上说：“我们要求你们同我们会谈，以便有关的方面在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坐下来围着会议桌进行无条件会谈。”
俄国的高级领导人在听着，其中有苏共书记勃列日涅夫和总理柯西金。威尔逊是在同柯西金讨论了近两小时之后不久说这番话的。
威尔逊在午宴上讲话时说，他和柯西金一致认为，军事手段不能解决越南问题。威尔逊赞扬柯西金最近提出的保证非核国家不受核进攻的建议。他说，“我们欢迎那个倡议，而且我们认为这是重要的，可以成为非常仔细的审查的基础。”
柯西金在午宴上谈到越南问题时说：“我们相信，只有通过履行日内瓦协议才能找到摆脱当前危险局势的出路。”塔斯社报道了这位苏联总理的讲话。他要求英国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并进行持久的合作来创造一个欧洲安全的可靠体系。他说，“创造这样一个体系是可能的。如果德国问题获得和平解决，那对欧洲的和平事业会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柯西金又说，苏英合作将是“改善国际气候的一个重要因素”。
【法新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柯西金在宴会的讲话中说：“我们两国政府对许多国际问题的看法有分歧，我们必须常常会见，以便在严肃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很清楚，如果我们不会见，苏英关系将不会由此而得到改善，而国际紧张局势也不会不那末紧张。”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威尔逊在对苏联进行三天正式访问开始时，在上午同柯西金举行了会谈。
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了上午十点之后，威尔逊在负责裁军事务的大臣查尔方特和其他官员的陪同下走进办公室。
与此同时，柯西金、葛罗米柯外长和其他苏联官员从另一个门进来。首相和总理在房子中间相遇、握手。
柯西金指着英国代表团带着的正式文件问道：“我们必须把这些都念一下吗？”威尔逊一面笑着，一面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说：“不需要，这些都在我脑袋里装着呐。”
威尔逊同柯西金会谈之后，会见了苏联主席波德戈尔内。
眼下不知道关于同柯西金或波德戈尔内会谈的详细情况。
威尔逊在柯西金为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午宴上同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第一次会见。
包括主要理论家苏斯洛斯、书记处高级书记谢列平和第一副总理波利扬斯基在内的党的主席团的大部份成员都出席了午宴。威尔逊及其随行人员同勃列日涅夫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法新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威尔逊和柯西金举行了一百一十分钟的会谈。首相和总理讨论了越南、欧洲安全和裁军问题。今天的会谈是连续几天要举行的三次正式会谈的第一次。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以后两天的会谈将集中在双边问题上，特别是英苏贸易问题。
【德新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据英国人士说，威尔逊在同柯西金进行的两小时初次会谈中强调，越南冲突必须在政治的，而不是在军事的基础上解决。他强调说，越南会谈必须“立即和无条件地”开始。
【美联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记者：阿瑟·加弗向）英国首相哈罗德
·威尔逊星期二敦促苏联领导人协助使中东保持和平并结束越南战争。
关于越南问题，威尔逊要求柯西金及其同事协助举行一次和平会议。
柯西金对威尔逊发出的关于越南问题的和平呼吁的反应，从表面上来看是否定的。
但是英国官员们在听取柯西金说的话的字里行间的意思的时候，说发现了某些迹象，表明俄国将愿意协助结束这场危机。
柯西金在克里姆林宫为威尔逊举行的正式午宴上强调说，俄国认为，在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取得解决是可能的。
【美联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记者：阿瑟·加弗向）威尔逊首相星期二呼吁苏联领导人在越南这个爆炸性的危机蔓延到整个亚洲并且可能蔓延到世界以前，帮助促进就越南问题举行无条件和平谈判。威尔逊强调了英—苏在越南问题上的一致之点。在越南问题上，助手们说，威尔逊指出，英国和俄国一致认为：
——越南悲剧每一天都在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新的苦难。
——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它就危及亚洲和世界和平，而且，同时给东西方关系笼罩着乌云。
——在越南问题上，不能用军事解决而且不会取得胜利，而在这方面，据认为，美国人迟早要从这个国家撤走。
【拉美社哈瓦那十八日电】（记者：马丁·马丁内斯）一位拉丁美洲读者写信问我，目前在哈瓦那人们在谈论些什么？
同往常一样，目前在哈瓦那人们谈论着许多事情。
当前人们最普遍谈论的大事之一是选明星及其伴星，她们将主持哈瓦那的狂欢节，这个传统节日一年比一年富丽堂皇，兴高采烈和热情洋溢。
这些狂欢象所有东西一样使革命充满新的内容。狂欢仍然是一个节日，在这个节日中人们得以从共同的生活和劳动的事务中得到娱乐和休息。
在过去，是选皇后及其宫女。
而今天，内容丰富了，名与实符，不是回到君主制的旧世界，而实质上是向妇女——明星及其伴星——致敬。
在过去，皇后及其宫女被商人和老板利用来为自己的利益进行宣传。
而今天，明星及其伴星宣传人民的愿望和任务、工作和学习、防务和美丽。
今年主持团结年狂欢节的明星克里斯蒂娜·迪亚斯·洛佩斯是“阮文追”大学预备学校的学生。这位非常美丽的十六岁的姑娘和蔼可亲、单纯朴实、谦逊老实、专心于学习。那些将陪她一起乘华丽大马车的伴星也是如此。
目前在整个哈瓦那就是谈论着这些。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二月十日晚刊登载特派记者森本从莫斯科发回的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的离婚“自由化”》。摘要如下：
在苏联，最近离婚手续已经修改，离婚手续比过去大大简化和加快，而且省钱。现在已经规定，人民法院只经过第一审，就可以爽利地准许离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总之，过去的法律，是在战争期间的一九四四年、斯大林时代制定的，那时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和纪律，提高出生率，尽可能地增加了离婚的困难。
以苏联的情况来说，结婚不到一个月就离婚的占离婚总件数的百分之八点三，在一年内离婚的占离婚总件数的一半。苏联人的结婚年龄比日本人低，最多的是从二十一岁到二十七岁。其中好象也有“立刻结婚”的，认识两天以后就结婚，两个星期就分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