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斯特朗在《中国通讯》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我经历过的三种社会》，摘要如下：
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过三种文明社会，它们是美国的、苏联的和中国的。这三种文明过去和现在都在人类发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我作为社会工作者，展览专家，记者，编辑，讲演员和作家曾在这三种文明制度下住过和工作过。最初是在我的家乡西雅图，接着留居莫斯科近三十年，现在，在我八十岁的时候，住在北京。
在西雅图的时候，我们当时以为我们的国家已是一个“上帝的乐园”，是世界民主的鼻祖。我们也为更完善的民主形式斗争过。虽然取得了一些形式上的胜利，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国家逐渐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危险的帝国主义。振撼世界的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鼓舞了所有的进步人士，我也从遥远的美国来到了莫斯科。而且在莫斯科的三十年构成了我中年生活的中心内容。我的三十多本著作大部分是关于苏联的。
从莫斯科，我逐渐地意识到一个新的革命正在东方兴起。一九二五年，国共合作在广东实现。我在回美国的途中，第一次路过中国。当时我正四十岁。在以后的六次访问中，每次都加深了我对中国的兴趣。远在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突破很久以来的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以前，我就决定到中国去居住。中国革命胜利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反帝革命。
现在中国朋友出版我的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选集，以资纪念我的八十寿辰。在我所有的著作中，这些文章也许将最有生命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拥有占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有大量热情的，天赋的读者，而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是我们时代一个伟大的反帝革命的国家，它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都为世界其它革命国家提供了最好的借鉴。
这样就需要回顾一下我在美国，在苏联，所走过的路程，和数度访问中国的经过，这些访问每一次都加深了我的兴趣，以至最后干脆住下来。
我于一八八五年出生在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开始了我的个人事业。一九○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就回到了我的家乡西雅图，那时，我母亲已去世，只有父亲一人在家。我与父亲一道，创办了一所“了解自己城市学校”。它的课程包括听演讲、讨论和访问。通过这些活动，使西雅图的市民熟悉自己城市的生活。
我在堪萨斯举办了三次展览会，第一次我是主办人。第三次展出闭幕之后，展览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跟着被解雇，而找工作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我以前没有察觉到这问题，这时我开始焦虑起来。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最后，我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问题不能解决，这制度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唯一合理的制度应该把所有的职业，并且因此把所有的工作和企业，都置于公共所有。我知道这种社会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应该是个社会主义者。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里面有阶级斗争。
到一九一六年底，我们意识到有很大的力量把美国卷入欧洲战争，我们相信这是违反人民的愿望的。于是我就接二连三地组织和平运动，以此阻止美国参战。当我们在“不要参战”的呼声下选举乌特罗·威尔逊作总统的时候，我们满以为我们胜利了。我们发起签名运动，到街上去征求成千上万的人签名。在全国，人数达到好几百万。这表明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反对战争的。为了“支持总统”，我们几乎每天把签名数字用电报告诉华盛顿。今天，人民对约翰逊总统也抱有类似的幻想。
就在这种人民要和平、资本家要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悍然出兵欧洲。我从来没有这样吃惊，失望，“我们的美国”毁灭了，永远毁灭了！这些军国主义者随心所欲的葬送了她。我不能象有些人那样，自欺欺人，说“这场战争是为了捍卫世界民主。”我看到正是从宣战那天起，民主被践踏了。可是，我不知道今后应从何作起，如何去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我们美国进步人士对自己国家的和平、民主的信念破灭了，可是也带来了好处，使我们也成了世界革命接班人的一部分。跨过烽火弥漫的欧洲，穿过两个海洋和两个大洲，远在美国大西北的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胜利的信号，沉睡的大地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苏醒了。（待续）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一日电】英国首相哈·威尔逊今天到达莫斯科。当威尔逊走下飞机的时候，柯西金总理、其他苏联官员、英国外交官员和记者们还在乘汽车飞快地赶到谢列梅捷夫去欢迎他。威尔逊到这里来是要同他的苏联东道主讨论象越南和核扩散这些重大问题的。
威尔逊在机场上对记者说，他到这里来是想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
他在声明中说：“我想使东西方有分歧的某些困难缓和一些。”
记者问，他支持美国对越南的政策是否妨碍他进行会谈，威尔逊说：“他们十分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也了解他们的立场。我们现在聚集在一起，来研究一下为了向前迈进存在着什么基础。”
《真理报》和《消息报》都说，威尔逊的访问将“有助于两国更好的谅解和友好关系的发展。”
【美联社莫斯科二十一日电】威尔逊—柯西金会谈将以讨论越南危机、东西方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前景、中东和欧洲问题和英国要求大大增加苏联购买英国的商品的问题为中心。
陪同威尔逊的有：英国工艺大臣弗兰克·卡曾斯和负责裁军事务的外交国务大臣乔治·查尔方特。
【法新社伦敦二十一日电】威尔逊首相今天动身赴莫斯科前时说，他希望苏联会响应就越南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要求。
他声称：“我们已经采取了一切主动，并将继续这样做，使各方来到会议桌旁”结束越南冲突。
威尔逊行前说，他希望同苏联人“极为坦率地讨论一些世界的大问题
——缓和东西方之间紧张局势的手段，越南问题，当然也要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讨论制止核武器扩散的措施”。
【合众国际社伦敦二十一日电】威尔逊说，他希望能使苏联同意在条件看来成熟时重新召开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以便在朝着解决越南问题前进方面获得一些可能的收益。
他说，“核武器扩散问题和越南问题是冻得极牢的僵局，我们希望将它们稍稍融化一些。若期望产生任何惊人结果，那是不智的。”
【合众国际社伦敦二十一日电】从苏共党报《真理报》今天在头版刊登了威尔逊的照片这一点来判断，预料威尔逊受到的接待将是热烈的。
《真理报》还表示“希望，苏英即将进行的意见交换将有助于加强相互了解……和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以及欧洲统一和普世和平的利益而发展苏英的友好联系。”
这家报纸还发表了威尔逊的小传。塔斯社也明白表示，这次访问是俄国政府“邀请的”。
【本刊讯】苏联《文学报》一月二十五日刊登姆·加宁娜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从俄罗斯来的人一批批涌进雅库季亚，他们在各矿场和矿坑住下来，然后再四出去找好地方。即使现在，这里的人口流动量也很大。
我来到进行云母最后分类和包装的工厂。在这儿工作的全是妇女。必须说，在开采云母工作中最细致和最繁重的劳动就是挑选工和分类工的劳动。妇女们顺便对我埋怨说工作条件不好。说托儿所该大修了……学校也该修理了……该派工人给房子加盖了……
食堂旁边，妇女们排起了长队。瓦夏叔叔正在从口袋里掏出甜菜、葱、胡萝卜。白菜——两卢布一公斤，葱——一个半卢布，甜菜——二十戈比一小堆，而一小堆里只有一个甜菜……而这时候才是八月底呀！
瓦夏叔叔每周到下库拉纳赫来一两次——每次坐四小时汽车……
瓦夏叔叔有葱，而国营农场里却没有葱。真是奇怪的事！
矿场总工程师卡列金对我说，——“在一年内，实际上几乎全部人员都换过了，一个月以前从雅库斯克雇来了人，领了预支的钱以后就走了，甚至没有一个人领过劳动手册。”
卡列金生气地说，“我不知道，这个招工组织到底是干什么的！来了三百人，拿到钱以后就都走了。比较有把握能留下来的只有两三个人……”
每年在矿场中穿流过去的大批人所带走的钱，就可以用来在埃麦利扎克本地建成一个舒适的现代化城市。
大家必须明白，现在该制止北方的人口流动了。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日电】苏军总参谋长今天宣称，俄国掌握了“有空前威力的武器”。
扎哈罗夫在就二月二十三日苏联建军节发表的对记者谈话中说，“任何敌人实际上都能在最短时间内被从地球上消灭掉”。他又说：“这种惊人的能力是以空前威力的新武器为基础的”。
他没有详细说。但是人们认为，他指的是有数百万吨级爆炸力的带原子弹头的火箭。
这位元帅说，他谈到苏军的能力“是由于孕育着大战危险的复杂的国际局势”。
他指责由于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而造成的紧张局势。
西方观察家说，扎哈罗夫的强硬语言旨在就即将来临的节日进行宣传，而不是克里姆林宫态度变硬了。
【合众国际社华沙八日电】波兰《青年旗帜报》今天说，在任何一天，约有五十万波兰人由于醉得太厉害而不能正常工作。
这家青年报说，每天由于酗酒造成的经济上的损失约为一千万兹罗提（合四十万美元）。
伏特卡酒的消耗量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七，特别是在青年中间，伏特卡酒的消耗量有了增长。
最近发表的数字表明，波兰人每年消耗在伏特卡上的兹罗提平均为两千到三千兹罗提。波通社说，一百五十万波兰人是狂饮者，他们的家庭消耗在伏特卡上的钱每年超过一万兹罗提，这笔钱可买一架电视机或者一辆摩托车。
【路透社哈瓦那十九日电】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的一项声明今天宣布，古巴已生产了今年第一个一百万吨糖，比去年同期少六十二万三千吨。
今年的收获开始得比去年迟，因为大部分甘蔗在十二月还不能割，长期干旱使甘蔗长得慢了。
卡斯特罗已经宣布，由于去年的严重干旱，今年的收成将比去年的六百万少，虽然它原来的指标定为六百五十万吨。
有些观察家认为今年的产量为五百万吨，虽然大部分观察家认为产量将达到五百五十万吨或再多一些。
卡斯特罗规定到三月十二日生产第二个一百万吨糖。
【美联社华沙十九日电】波兰和古巴一九六六年的贸易和支付议定书星期六晚上在华沙签字。
波兰的出口包括供整个工厂用的机器和装备、农业机器、电气设备、实验仪器、测量工具、建筑机器、自行车、无线电设备、焦炭、药物及其他产品。
古巴将出口锰、铬、铜、浓缩镍、柑桔和香烟。
波兰出口的东西与在波兰专家帮助下即将在古巴建立的许多工业项目有关。
双方也对到一九七○年的长期贸易协定作了计划，这个协定将在今年晚些时候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