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东风》第一期致读者信全文如下：
致读者：亚洲今天是历史进程中生死攸关的中心之一，我们都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演员和见证人；亚洲是一场巨大反帝斗争的中心，未来世界的面貌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反帝中心的发展。
扮演这些事件的最重要角色之一就是中国，由于它强大的影响，由于它制订的理论——这是进行斗争必不可少的工具——中国是亚洲人民进行斗争的先锋队。
今天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还很不充分。据以得出正确情况的原文文件很缺少或是人家别有用心地伪造出来的。阶级对抗、种族优越感或鼠目寸光、思想怠惰使得我们和亚洲之间、特别是我们同中国之间树立一道歪曲形象的帷幕。
正因为如此，东方出版社三年来进行了传播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的主要政治文件的工作，以满足公众舆论日益广泛的要求。
东方出版社在取得这一初步成就的基础上，决定出版《东风》杂志以深入开展讨论。
这份新刊物同小册子一起都有从中国报纸或专业性杂志上转载的文章全文、节录或摘要的译文、简讯和新闻，以便提供关于在人民中国讨论和解决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和科学问题的全貌。
将由《东风》杂志选择未用西方语言出版的或难以找到的文件集。
《东风》杂志准备在将来刊登意大利和其它国家学者的评论和讲话来充实它的内容，并准备开辟读者进行批评性的对话栏，以便更好地说明编辑工作的方针。
感谢订阅本杂志支持我们这一刊物的一切人。
此致敬礼
编辑室
又：这一期《东风》季刊全文刊载了毛主席的《反对本本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三篇文章，并转载了《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六期译自日本坂田昌一所作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九六五年第三期《经济研究》吴光辉写的《批判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和一九六五年刘大年写的《亚洲历史怎样评价？》等文章。
【本刊讯】美《芝加哥太阳时报》十三日报道：
康奈尔大学亚洲事务专家约翰·刘易斯在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的公众集会上对一千五百名听众说，美国和中国「现在处在走向战争的冲突道路上，但是，有一些可能的出路。」
刘易斯说：「我们应该停止继续不断的威胁，这种威胁只会刺激中国人而对任何人没有什么好处。」
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举行的三次小组讨论中，刘易斯的一番话受到了任何发言者所受到的最长和最热烈的喝采，他那番话呼吁美国人普遍支持任何同中国建立联系的努力。他说，我们的兴趣是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
会议主席、芝加哥大学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研究所主任汉斯·摩根索说，实际上，美国没有对华外交政策。
他说，美国对大陆中国的态度是在一九四七年确定的，以后一直没有改变，虽然世界已改变了。
摩根索认为，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和美国第七舰队撤出福摩萨海峡是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两个必要条件。
伦敦《中国》季刊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说，西方和中国之间应该有更多的联系，但是他警告说，仅仅联系不会解决中国提出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一系列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这一系列会议，包括一百二十五位学者进行的四天秘密会谈，和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的一天公众会议。
【美联社苏格兰阿伯丁十八日电】英国前保守党首相道格拉斯—霍姆星期五说，东南亚剩下的一些独立国家需要得到美国力量或者一支有效的国际警察部队的“保护屏”来防止共产党中国的扩张。
霍姆说，中国的野心威胁了这些国家按着自己的道路发展的机会。
【本刊讯】丹麦电台记者多勒俄普访华观感续：人民公社是功效卓著的创造中国的威信远远超过爆炸原子弹
在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十五年以后所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是符合农业组织和中国农民的历史的。
中国的农业常遭水旱灾害，因而把多余的水留到干旱时期去使用，就成了中国农业的最大问题。过去旧中国不敢插手，现在人民公社做了。水的问题是我在访问中国公社时印象最深的东西，马桥公社的水泵站和长堤，广东星桥公社的长坝以及台里（音译）公社的水库等都是为了解决水的问题。它们都是公社花了巨大的人力，由农民自己建造的。
对我们习惯于合理运用资金的欧美人来说，只有很少几个人会赞同人民公社以巨大的人力去解决这些任务。但如看到人民公社对亚非访华者所产生的印象以后，那么，即使你不是共产党人或亲华分子，你也会感到激动。于是，理解了公社是一个功效卓著的创造。我觉得与其说公社制度是从马列主义理论出发，倒不如说是基于不发达国家的思想。在中国，人们能碰上印尼人、巴基斯坦人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讲法语的黑人。也许中国的人民公社能帮他们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人民公社是同中国组织的有效性分不开的。因此，在不发达国家模仿中国之前，就得先有这些组织。无论如何，从长远来看，由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的才能所带来的威信，将大大超过它爆炸原子弹后产生的威信。香港与大陆的强烈对比
在深圳河畔人们告别了一个世界，但三百公尺以后，就处在另一个世界了。
人们乘车自华南大城广州出发，到关卡查税时，共产党中国职员的态度颇为彬彬有礼。再几分钟后，人们就将在不列颠的直属殖民地——香港了。
丝毫无庸怀疑，人们就这样已在另一个世界了。迅即映入你眼帘的是：共产党中国的过分清洁，从上到下一干二净。不仅在领导新闻记者的外交部新闻服务处的经过挑选的办公地点是如此，而且在你为发现不仅有新中国，同时也存在着旧中国，而在晚上偷偷地溜去的那些地方也是如此。大城市内中国人所住的该称之为贫民窟的地区，紧密地排列着即使以亚洲的尺度来衡量也是住人太多的房屋和座落在逢雨即泞的土路两旁的旧房子。可是，即使在这儿，环境也是清洁的。尽管有泥巴，中国人还是按照所有的公共卫生指示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香港意味着芬香的海港，但这儿是肮脏的，所以这样称呼是为了不说出它脏透的真面目。那儿街上堆满垃圾，屋内散发怪味
——无论是正规的住宅，或是沿山而上的那些无家可归者所住的用废汽油桶拼盖起来的小屋，都是如此。人们也必须学会其它的保管金钱的办法。在共产党中国没有偷盗。您会习惯于不锁您的旅馆房门，您如把大宗的小纸币（在中国除小纸币外别无其他）一叠叠的乱放，您如不锁上装了箱子的汽车，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但是，在用渡船把您从香港的九龙车站载往另一个属于该城的某一地点时，您就会在船上看到写着“小心扒手”的警告牌。钉上这些牌子是颇有道理的。在香港最上等的旅馆所供应您的印刷精美的说明书里，您能看到这样的规定：本馆对您因外人冒称本馆工作人员所受的损失概不负责。在中国，如同没有偷盗一样，其他的犯罪也是相当少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再存在。而在香港则青年罪犯增多了，随着年轻人的成长，较严重的罪行，例如强奸，盗劫等都在发展中。““保护”制度却很吃香。于是，香港的擦鞋孩子，为了取得保护，就得每周支付一次保护金，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付，那就肯定会遭到虐待。
在中国您根本无法请一位女士来喝杯茶——无论如何不能再有所求了。在香港妓院业的兴盛是相当公开的，妓院的招牌就挂在大街上。在中国您看不到一个乞丐，在香港您能看到乞丐同他们的小孩坐在一起。
人们来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是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人取胜以前的旧中国的方式。（完）
【本刊讯】美《纽约先驱论坛报》十八日刊载李普曼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总统无疑希望打一场有限的战争，并通过谈判来结束这场战争。我感到不安的是，我们公开宣布的在南越的战争目标却是无限的，而且，除非修改这些目标，否则总统是身不由己地投入了一场无法用有限的军事力量取胜的战争。
这场无法取胜的战争是这样一场战争，它想在不破坏——事实上要在加强——南越的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击败和铲除越共叛乱。谁都不否认美国用在北越和南越灭绝人种的办法可以取得胜利。但是难以想象的，或者说无法相信的是，我们具有政治上的能力可以在阮高其或他的继任者的领导下在全南越实行清洗，绥靖和建设。
总统和批评他的人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分歧。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倒是相当一致：比方说，在获得政治解决以前，美国不能撤出军队；又如，战争不应当扩大成为一场摧毁北越的战争，再如，在南越的战争应当尽量少扩大。
过去论争中出现的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在越南的战斗事实上是不是一场中国共产党人同非共产党世界之间进行的最高的决定性的较量。有一派非常得到尊重的意见说，这是最高的较量。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似乎都属于这一派。他们似乎相信，今天亚洲的局势和共产党中国提出的挑战，从根本上和实质上说来，同先前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接着是斯大林和他的共产党人造成的局势和提出的挑战是一样的。加文—凯南派不认为这种类比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他们断然否认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前途将由越南的结局来决定。
有人认为，我们在亚洲的利益和能力同二十五年前我们在欧洲的利益和能力是不一样的。、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亚洲的情况同二十五年前欧洲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在反对希特勒时，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大国都联合起来，在反对斯大林时，包括四分之三的德国人民的所有欧洲大国都联合起来。今天在亚洲谁跟我们在一起？除了口头上以外，英国也没有，德国也没有。
因此，那些引导我们在亚洲陷于孤立的人还嘲笑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人，这难道是公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