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雅加达十九日电】（记者：斯通）印尼陆军铁腕人物苏哈托将军在单独接见合众国际社记者时说，只要印尼的经济和政治气氛仍然不稳，就可能存在发生另一次政变的局势。
但是，苏哈托断然否认最近传出的说军方破获了另一个政变阴谋的消息。
他认为他和他的由军方控制的政府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稳定印尼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他认为，印尼应当继续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者”或“共产党人”的干涉。
【法新社雅加达十六日电】印尼财政部长弗朗斯·塞达今天在这里说，印尼政府下决心在明年制止印尼盾的急剧膨胀。
塞达在讲话时说，印尼盾的膨胀额今年可以估计为百分之一千五百。
他说，在今年由印尼政府负担经费的四百三十四项工程项目中，明年将只有七十项继续由政府承担费用。其余所有的工程项目（包括苏加诺总统的民族纪念碑及其他显示名声的工程项目）将被放弃。
【法新社雅加达十三日电】印尼国会昨晚在这里听取报告说，印尼现内阁面临一百七十亿盾赤字和二十五亿美元外债的遗产。
苏哈托对国会说，为使高涨的物价能降低到能为大家所接受的水平，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是必要的。
【美联社金边二十六日电】柬埔寨国家电台今晚宣布，柬埔寨同南朝鲜断绝一切关系。
这两个国家之间过去一直保持着领事级关系。
【路透社汉城二十日电】总理丁一权今天说，南朝鲜政府已决定关闭它在金边的总领事馆以抗议柬埔寨将可能的北朝鲜叛徒遣送回平壤。
丁一权在国会就金贵夏事件（金在金边参加亚新运动会时企图逃跑未遂）作证时透露了这个决定。
【路透社雅加达二十六日电】正当人们认为苏加诺总统准备到国外作一次保留面子的旅行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军界领袖们（据美联报道，是四个军种的头目——本刊注）今天宣布他们同他达成了谅解。
这番话是武装部队领导人今天在同苏加诺进行了一系列会晤中的最后一次会晤之后发表的五点声明宣布的。
警察首脑苏吉普托·尤多迪哈佐说，他们同总统讨论了排除妨碍内阁纲领的障碍和在印度尼西亚创造一种有利的政治气候的办法。他说，这些会晤使得武装部队和总统达成了相互谅解。
此间观察家们认为，今天宣布“相互谅解”是一个迹象，表明军队领导人希望缓和现在笼罩着印度尼西亚的鼎沸不安的政治气氛。他们显然不希望对苏加诺施加的压力继续不受抑制地发展下去。
今天的声明还说，会谈强调了武装部队作为国内的一个稳定因素的作用。声明说，苏哈托将军由于工作繁忙而未能与会。
【美联社雅加达二十日电】苏加诺今天在独立宫向民族党青年运动的大约一千五百名成员讲话时要求恢复他的“有领导的民主”。
他公开批评高等教育部长马舒里（非常亲苏哈托的人）是反革命分子、马舒里曾要求驱逐苏加诺，并说印尼革命已经完成。他说，“我们现在必须巩固我们的力量。”
这里的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亲苏加诺和反苏加诺的力量将发生冲突，除非苏哈托能够阻止他们而保持印尼的和平。
【路透社雅加达二十六日电】现在预料，在苏加诺总统的前空军首脑达尼被判死刑后，苏加诺总统在新年过后不久即将到国外进行一次保留面子的旅行。
苏加诺的四个妻子中有两个已在国外：法蒂玛在伦敦治病，黛维在日本，即将生产她的第一个孩子。
【法新社雅加达二十一日电】反苏加诺的学生今天游行前往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署，要求正式调查所说苏加诺与去年十月未遂政变的牵连。
“卡米”的几百名成员举行的“警戒示威”是三个月来在这个首都的大街上出现的最大的反苏加诺的场面。同时，在卡米总部（前中国总领事馆）举行的一千名战斗分子的大会上讲话的学生，要求对苏加诺进行军事审判，并在全国开展学生运动，以“粉碎”他和印尼“旧秩序”的其它一切痕迹。
【雅加达电台二十二日广播】印尼共和国外交部迫切地要求支那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停止散发其内容敌视或损害印尼人民和政府的杂志和文章。这个声明载于外交部今天给雅加达支那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照会中。
照会指出，雅加达支那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散发了在支那人民共和国印刷的《中国》（即《人民画报》印尼文版——本刊注）一九六六年第七期和《人民中国》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九期，这些杂志的内容与北京电台同一个腔调，显然是对印尼合法政府和印尼人民的粗暴诽谤和侮辱，同时挑拨彼此间的关系。
一位起义军领导人说：暴力革命是唯一的道路，必须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一个游击队员说：我们相信一次长期的斗争，革命要分两步，第一步是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
【本刊讯】美《芝加哥每日新闻》十七日继续登载安妮·盖耶在拉斯米纳斯山写的一篇通讯，题为《唯一的道路》，摘要如下：
什么使得一个青年人变成一个游击队员？什么驱使他到危地马拉山里去过一种最悲惨的生活呢？
我知道，有些人是高度理想主义者，认为这是使原始的危地马拉变成一个发达的社会的唯一道路。有些人来是为向警察报仇。有些人爱自由。有些人想杀人。
我也许对自名米格尔的那个青年人最感兴趣。他在最优雅的欧洲的大学之一念过书，他常常用第三种语言（既不是西班牙语也不是英语）同我谈话。
其他人穿着卡其衬衫，戴着帽子，穿着高统靴和蓝裤子，但米格尔戴着神气的草帽，穿着奢华的运动衫、衬衫和裤子。他在森林中走时带着一只小箱子，里面装着他的书：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本关于列宁的书，一本关于意识形态的书以及其他一些书，一有机会他就读这些书。
我带着某些惊叹的口气问他，“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他毫不踌躇地说，“我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中，一个舒适的家庭中。我们有一些财产。我从来不缺什么。但是同我一起长大的一些小伙子确实贫苦。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鞋穿，什么都没有。
“我认为一切是那么不公平，我什么都有，而他们什么也没有。
“你知道，我们现在都认为这里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这条路封闭了。我们在一九四四年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革命，有两位进步的总统，他们总是被军方推翻。”
他耸耸肩膀说，“逐渐地我认为这是唯一的道路。”
我问他，“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他回答说，“我们在这个运动中有各种出身的人。我们相信一次长期的斗争，一次分两步走的革命，第一步是土地和反帝革命，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
他说，“我们知道我们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暴力是这里唯一的道路。”他更着重地重复说，“我们知道我们是正确的。
“他们把我们说成疯子，冒险家。这是不实在的。我们喜欢好的东西。我们喜欢漂亮的东西。我们喜欢舒适。
“我们希望人人享受到好的东西。”
在同游击队员们的大部分谈话都贯穿着一种社会残暴感。现在同领导人之一、二十三岁的卡米洛·桑切斯谈话。
米格尔是个欧洲人的脸，而卡米洛是个印第安人的脸。米格尔的家庭是富裕的，而卡米洛的家庭是贫苦的。
他慢吞吞地说，“驱使我这样做的最大因素是我以前所处的境况。
“贫困。我是一个工人的儿子，我们遭受很大的苦难。最后我懂得了我们所遭受的苦难的根源。
“我终于理解到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是进行我们现在在进行的革命。
“我决定到山中来，因为我认识到这是解决我们的文化、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唯一道路。”
他如何作出决定和什么时候作出决定的呢？
他说，“有不同阶段的决定，我先参加学生的示威游行。当我认识到这不解决任何问题时，我决定进行暴力革命。我们必须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
卡米洛到山里已三年了。他说，“我要斗争到底。直到他们把我们打死或者我们取得胜利。”
“那么你为什么样的社会战斗呢？”
“我希望看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人平等，没有剥削，人人进学校读书，有田耕种。
“我的立场是革命的立场，目的是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几乎是内心敬重地这样说的。“我必须再学习。我必须知道更多知识。”
“你来这里三年了吗？你根本没有出去过吗？”
他回答说，“我自来后从未离开过，生活是艰难的，但是安稳的。如果你意识到你在做的事情，那是好的。你感到疲劳，你感到精疲力尽，但是你不感到心情沉重。”
同许多游击队员的谈话表明这两次谈话在各方面是典型的，即使游击队员本身不大相同。
我们一起坐在静静的山林中，中午的阳光之下，几头牛在我们下面走过美丽的小川，我再次注视一张张脸容。那么年青。那么勇敢。那么愚蠢。那么理想主义。那么残暴。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八日刊登了该报驻外记者卡诺从棉兰发回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当前仇华运动的两个根本因素是印尼人传统的反对华侨的情绪，加上印尼陆军一贯在利用这种情绪来达到它自己的政治目的。
目前华侨的骚动也有利于陆军，这种骚动一方面引起了反共情绪，一方面加强了印尼民族主义的气氛。
亚齐的暴徒们抢掠华人商店，并威胁店主，直到像官方说的那样，华人“自愿地”决定离开这个地区为止。而军队和警察对这些事情是抱冷眼旁观的态度。陆军用车辆运送他们到棉兰，据说要他们每人付高达二千盾的车费。
现在等着乘船回中国的五千名亚齐的华人，虽然在理论上是自由的，但是他们被集中在废弃的货栈、学校和烟草库房里。他们绝对不是像印尼人想的那样富裕，他们许多人因为买食物把钱花光了。陆军不打算给予他们什么福利。
如果说亚齐的华人是容易受攻击的目标，那么居住在棉兰的大约十万名中国居民也是这样。有许多人受到虐待，尽管他们是印尼公民。
例如，上个月有一名橡胶加工厂华人厂主，接到陆军的通知说，“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他的企业将被接管。这里的一位华人出口商估计，他除了要付出大笔的贿赂外，每月还要向接踵而来的青年人、警察、士兵和其他小勒索者施舍三万盾。每天约有十三个人到他的办公室来。
现在在华人居住的地方明显地显现出紧张气氛，这里的几乎每个住家和店铺的门都紧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