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28日参考消息 第1版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二月十三日报道:
    日本大阪地方政府职员工会第二次访华代表团一行七人,由团长椿原一率领,在我国参观访问三十五天后,昨天下午过港返国。
    椿原一在机场对本报记者说,他们到过广州、上海、杭州、北京、西安,延安、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参观访问,亲眼看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正在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遍及全国。红卫兵的英勇革命精神,使他们获得无比的鼓舞。他说,红卫兵是世界革命青年的好榜样。他说,通过这次访问,使他们对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明确的认识。确认毛泽东思想是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最正确、最有效的指南,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适用的。
    他说,他们在北京曾参加盛大的工人联欢晚会,在上海和当地工会领导人举行会谈,彼此交流斗争经验,使他们获益很大。他说,日本工人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反对佐藤政府的敌华政策,并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正义斗争。他最后表示,日中工人和人民必能团结起来,加强斗争,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赶出亚洲去。


    【美联社东京二十六日电】《毛泽东语录》日文版,在日本列入最畅销的书名册,它在当前最畅销的十本书中占第八位。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十日报道:近日来,澳门的茶楼咖啡座,许多坊众茶客,都把他们听到的看到的“葡萄牙纸老虎”的狼狈相来做话题。为谁卖命
    澳葡实施“葡式戒严”那几天,葡军和葡警饿痛了肚皮。一个在站岗的葡警对人说:“每天只得两个硬面包,水都有啖饮!”(即没有水喝)有两个葡警出巡,走到提督马路某咖啡档,一口气就啃了三个面包。一面吃一面说,困在里面,没得吃,难得出巡一次,虽然走在街上,胆颤心惊,总算还可以买几个面包充饥(《大公报》按:那时期,葡兵当街抢?S食的事件,屡屡发生)。色厉内荏
    施维纳看起来凶神恶煞,其实他最是害怕。三日以后,每天他都要手持机枪的三个卫兵保护他,即使在葡军营中,也是寸步不离。过街老鼠
    三日下午,一批葡警从市政厅旁的议事亭右巷冲下来,企图殴打群众,不料群众人多势众,各人一声喊,吓得他们把催泪弹扔在地上就逃跑。由于葡警乱丢催泪弹,连他们自己也吃上苦头,眼泪汪汪,互相埋怨。豆腐老虎
    十二日,施维纳妄图垂死挣扎,计划“屠城”。消息传出后,兵房里的中、下级军官忧心忡忡,不少人都在军服内穿了一套便服,私底下表示,枪声一响,便脱下军服逃跑。自套绞索
    十一日晚上,不少葡籍高级官员,风闻施维纳要妄动,漏夜撤退眷属。望厦区新八间屋的高级文员一派慌乱,妻啼儿号,丑态百出。群众力量
    四日上午,二区警署有些葡警去提督马路某餐厅买面包。工友们拒绝出售。葡警嚣张地说:“我是警察,你为什么不卖?”工友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不卖。难道让你们吃饱了来屠杀中国人?你不要这样大声,我们不放过你们的。”吓得他们狼狈而逃。(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


    【本刊讯】日本资产阶级报纸《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和《东京新闻》都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刊第二版上据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维也纳电报道了苏联革命共产党人(布)的消息。


    【本刊讯】据香港《新晚报》说,美蒋特务集团中,以冯汉树为首的“国民党驻澳门支部”的头子,已逃来香港。但美蒋特务在澳门的机构,作出了两种部署,一方面伪装收档姿态,另方面在暗中积极布置种种不可告人的罪恶活动。
    报道说,已经逃往香港的美蒋特务,还有郑逸雄、陈祖,林国梁等人。所谓“自由文教”、“自由劳工”的“行动组”人马如叶伟等人,日前曾一度在九龙深水埗区出现。人们注意这批美蒋特务人马是否再奉主子之命潜回澳门活动。报道说,目前美蒋两个特务机构“工团总会”、“难胞总会”虽挂出狗牙旗,但都成惊弓之鸟,纷作溜港准备。“难胞总会”在前三天,准备租两只船将属下人员及“文件”等运往香港,欲在香港再重新建立据点。其中有九个所谓“难胞”被收留了一个多月,欲运往台湾作特务训练。这九个人亦准备同时随船运港,但找不到合适的船,所以运送不成。报道说,“难胞总会”的总干事容海襟,仍然潜藏在澳门活动。


    【路透社澳门二十六日电】今天这块小葡属飞地的许多建筑物上的国民党中国国旗都不见了。
    在台北,国民党中国外交部长魏道明说,他的政府已就葡萄牙早些时候把七名国民党中国人移交给广州当局一事向葡萄牙提出了抗议。
    魏道明声称,澳门当局现在做得更厉害了,它已禁止国民党中国人的学校和难民组织。
    他说,“我政府已向里斯本提出另一严重抗议,并正在考虑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步骤。”


    他承认毛泽东思想已深入人心;但又诬蔑我文化革命是什么“时代的悲剧”。说他去年来京时感到的那种“乐观的兴奋”幻灭了;哀叹已不可能要大陆青年变得合乎他的希望了。
    【本刊讯】香港《新生晚报》自十一月份起连续刊载记者童彦子的大陆采访特约稿,现将十二月九日发表的一篇特稿,摘要如下:
    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除了斗争、批判、揭露这些可见的作用之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更利用这一个机会,来广泛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训练群众,组织群众。全国上下,已掀起了研读毛泽东思想的狂热。现在,任何一个红卫兵即使是年龄最小的,开口必是“毛主席如何如何说”。显然毛泽东思想,已代替了他们的思想。
    在我访问大陆期中,我访问过的红卫兵不下百人以上,在座谈会中,在街头,在乡村公路上,和特约安排的在我住宿处的接待室中,从数十人到单独一人,从大专学生到中学生,我用各种方式访问了他们,我发觉,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假如定要说是中共是教条主义,那么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说到共产主义的理论,即使是一个十三四岁的中学生,我也自愧远不及他。
    这是一个任何反对他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即使你没见到红卫兵把天安门墙上的红土刮下来小心包好,没见到他们在延安毛泽东住过的窑洞处的树中,抬起地上的枯枝来作纪念,没见到毛泽东老家韶山屋后的竹林,被他们由于同一的目的而破坏,在严寒天气,他们竟脱下鞋袜,走下毛泽东少年时养过鱼,洗过澡的池塘,只为了摸两块塘底的石子,作珍宝样收藏。
    任何一个红卫兵,当你和他交谈时,几乎第一句都是这样开头:“你见到毛主席吗?”例如他尚未被检阅过,而你见到过了,那他一定羡慕地说:“你真幸福,”若是你没见到,他一定会得意地说:“我见到过了,所以我要走了。”
    这就够了,单纯就宣扬毛泽东思想这一点来说,中共这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确已收到他们预期的结果。我要坦白在这里承认,当我去年访问北京归来,在我所写的那篇《红都归来》中,我曾表示出了我乐观的兴奋,因为我们所见到的那时的大陆,的确在“变”了,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不再见有过激的措施,人民有了更多的自由,但这次归来,我那乐观的兴奋已幻灭了,但我只在最初的几天,感到那幻灭的悲哀,当我能够冷静下来观察和分析,站在广大的亿万大陆青少年方面来看问题时,我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假如今天大陆亿万的青少年,他们是真正喜欢那样的生活方式,他们不要看传统戏剧,喜欢他们现在这样的“革命歌舞”,我们为何要反对他们呢,若然一定要把我们在另一个社会里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加诸于他们,不也等于共产党一定要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强加以我们一样,是无法忍受,不合理的吗?民主与自由之可贵,在凭各人的意志来选择,包括政府、信仰,以及生活爱好,今天,当中共已建国十七年,就是说:在三十岁左右,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已被他们在同一个模型中造出来了以后,再来反对它,已太晚了。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感到无比的沉重,这是个时代的悲剧,我已不只感到希望幻灭的悲哀,而且绝望的悲哀,因为要他们变得来合乎我们的希望,那是不可能的了,即使要想去适应他们的生活,也同样的不可能,至少不容易,那么,难道我们注定要终老异乡,作海外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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