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话。各国反动派也是这样的一批蠢人。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德新社北京十二日电】（记者：巴格曼）共产党报纸刊载了许多关于即将度过的第三个五年经济计划的第一年的生产指标提前完成的消息。
这些报纸刊登这类报道的主要原因之一显然是为了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妨碍而是促进了经济生产。
北京观察家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的这些论点是有道理的，因为红卫兵运动——除了发生一些不重要的事件之外——在工厂大门前止住了，也因为企业工人根据生产需要贯彻他们自己的“文化革命”。
此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红卫兵都是中学生和大学生，而不是工厂工人或年青的农业工人。
一切迹象表明，政府的措施都得到彻底贯彻，据宣布，由于红卫兵旅行而运输任务过重的铁路，现在又集中力量主要运输经济和工业建设需要的物资。
当然，计划的第一年完成任务的全面数字是得不到的，因为没有公布全面统计数字。
但是根据官方宣布的许多细节，可以得出某些结论。特别是由于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官方宣传中的都肯定是根据事实的。
因此，得出这个结论是正当的：中国的工业在过去十二个月里完成了生产指标，其中包括加工工业、电子工业和农业机械工业。
还可以得到在长春的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厂的产量详情，该厂已经在十一月完成全年生产计划。
对中国的七亿五千万人民最重要的农业生产方面也是如此。尽管今年天气不好——南方大规模洪水，北方长时间干旱——农业获得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欠收以后的普遍丰产。
【本刊讯】澳门葡萄牙当局十三日零时十五分通过澳门绿村广播电台以“通告”形式广播如下（全文）：“兹奉总督谕，通告如下：维持和发展中葡数世纪的友谊和了解，是澳门政府长期以来所最主要的关心。为此，为着符合本澳居民的愿望，决定全部接受本月十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发表声明所提出的要求。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十一时三十分，秘书长波治。”
【路透社澳门十二日电】武装的中国士兵今天在关闸（澳门和中国之间的边界）的他们的一边实行严密的警戒，同时这个葡萄牙领地在紧张气氛中期待里斯本对北京支持的左派分子的要求的反应。
但是担心重新发生暴力行动或中国人的行动的情绪并没有完全消除，经过关闸进入澳门的人们带来了边界对面中国军队可能加强的消息，
他们说，看来在与澳门毗邻的华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人员比今年任何其他时候都多。
中国炮舰也比最近时期要多，它们驻在接近澳门内港的区域，突然驶来和离去。
观察家们认为这些行动首先是为了支持北京对葡萄牙的不妥协的态度和对英国或美国的任何干涉提出的警告。
【本刊讯】香港《新生晚报》十二日说，“一般人士估计，最近中共对澳所采取一系列措施，及海陆示威，不单只是一种心理压力，而具有认真对付之姿态。据一位澳门来客称，中共此举对澳葡当局的压力甚为巨大，因为葡兵仅得千人，根本不足以言防卫。再者，如向美英请求救兵，可能性极小，因为美英是不敢出面干涉的。”
这家报纸又说，“昨晨开始在澳门港外再度出现的中共四艘炮舰，使澳门局势顿呈紧张，尤以葡人人心浮动，纷纷计划迁港。昨日，多批葡军眷属，突然乘搭港澳轮离澳。
《华侨晚报》十二日说，“这批澳葡高级官员之眷属，都携有大批行李，显属远行的行装。包括有警察厅长傅基利太太及子女，陆军总司令施维纳及海军司令毕烈度之眷属，则于昨日下午先行离澳。”
《快报》十二日说，“从澳门官方获得消息，两艘葡萄牙巡洋舰‘江沙维’及‘江沙维常古’号已奉派来澳门增防，但被中共舰艇封锁外港而被迫驶往香港候命。”
【本刊讯】香港《正午报》十一日说，“据一位商界人士透露，此次事件的一位元凶祸首的太太，突然失魂落魄的到西洋银行，急不及待的要把所有存款提清，看来他们已准备棚尾拉箱。”“九、十两天，葡籍人，已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随便在通行大道，茶楼餐室，旁若无人，颐指气使了，不独普通的‘土生’是如此，特殊阶级的葡人也如此，因为红卫兵要来造反的消息，吓得他们发抖，终日茶饭不思，几乎忧伤成疾。”据《星岛日报》报道，十一日在澳门港币价格突涨。
【本刊讯】蒋匪帮《香港时报》十二日在评论广东省人委外事处处长发表的声明时显得极度慌张，它说：“如果不幸而澳门当局怯于暴力，接受了他们的‘条件’，也就等于肯定了中共特务所策动的暴动是‘合法’的、‘合理’的。于是，从此以后，只要有被认为不利于赤色势力扩展的问题发生，共特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以暴动要挟来解决问题”。“澳门当局由此而失去了权力，不过是一件小事；更重要的是，所有住居澳门的自由人士，将由此而被剥夺了一切自由生活，甚至被迫得无以生存”，“举世必须严密注视，为澳门自由人士伸出正义的支援之手”。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发表日本散文家涩泽华子所写题为《对中国的印象》的文章。她是于十一月三日到十九日在我国进行访问的，文章摘要如下：
南京附近化肥工厂的工人住宅是钢筋结构的三层楼房，排列着好几幢，据说住着四万人。我们有机会访问了这些家庭中的一个。这次访问原先没有列入计划。
老大妈对于我们这些日本人出其不意的访问，感到有点腼腆。但是很快就让我们进屋参观，并且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我们对比着日本的现状，讯问了婆媳关系和父子关系。说是父子、婆媳、兄弟姐妹也都是同志；因为穷人互助精神强，所以邻舍间也相处得很好。
说是婆媳间意见分歧是常有的，顶多不过是吵吵嘴，一有这样的矛盾，就学习毛泽东语录，互相讨论，加以解决。说是以老婆婆为对象的语录学习，每星期进行三次（每次两小时）。
总之，如果我们把红封皮的语录本高高举起，在街上行走的红卫兵群众就会露出同志般的亲爱的笑容，也举起这本红色的书向我们答礼。
在这个国家里，完全不存在精神主义的气氛，而使人感到充满了现实行动力量的人们发出的巨大的能量。
据说，让五岁以上的儿童就学习语录（幼儿版），教他们读和写，也教给他们简单的算术。
市场上食品丰富齐全，价格低廉。米、油、棉是配给的，但是据说，米哪一家都有剩余。也有便宜的食堂，一切都替劳动妇女考虑到了，十分方便。归根到底，中国的家庭是为劳动而存在的，是叫肉体休息的场所，而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庭存在的价值是稀少的。不过，那里没有小阿飞，没有小偷，这样的社会的确是叫人羡慕的。
在儿童是国家的这个观念下，人民通过同志这个社会团结观念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我们问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你的父母和毛泽东，谁重要？他明确地回答说：“有了毛泽东才有双亲，所以毛泽东重要。”他说这话就像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样。
我们参观了上海闸北区少年宫。
我们乘坐的大轿车刚在少年宫门口停下，穿着白上衣，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就成群结队地出来欢迎我们。他们一个个都和蔼可亲。他们拉着我们每个人的手，把我们引进房间。一个从头到尾陪着我的十一岁的女孩子，聪明伶俐，一点也不怕生人。她显得那么朴实，深深地打动了人心，使人觉得这不单单是国际亲善。
语言虽然不同，但是同样的肤色、同是黑眼睛，就使我增强了亲近感。
孩子们秩序井然，每一双眼睛里都闪耀着智慧的火花。身边的女孩子不停地用充满自信的语调说着什么，我问翻译：她讲什么？说是：“我们青少年始终记着毛主席的教导，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表现我们青少年的气概。”
我突然回想起了日本侵略当时，在上海街头看到日本宪兵用脚踢中国老百姓的情景，而现在，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向我们提及这些事，说“往事就让它付诸流水吧”。连幼小的女孩子都以充满友爱的眼光仰头看着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我们依依不舍地同这些男孩子女孩子告别，坐上了大轿车。一位老是乐呵呵的净土宗和尚感慨地说：“唉呀，我完全服了。孩子们太厉害了。想不到这样的社会能存在于现实之中。我在头脑中正闹着革命。”
据说他在全力解决日本的小阿飞问题，搞得很伤脑筋。
有人对红卫兵们的诚实更加低下了头。我们的翻译、一直陪同我们的大学生（红卫兵），每天晚上开检查会，这怕是“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吧！在同行的日本太太中，也有人以真挚的心情谈论说：真“想把他们带回去，叫我的女儿嫁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