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周刊》十月十五日出版的紧急增刊，以《林彪——毛主席的“大副”》为题，刊登松冈洋子译的埃德加·斯诺为该杂志写的特约文章。文章摘要如下：
我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陕北保安。这是在三十年前，我刚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那时林彪已经是有十年战斗经历的老手，当时才二十八岁。
今天，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还有“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都公认他是仅次于毛主席的领导人。
林彪曾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大约有八百名学员在那里受军事训练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蒋介石曾悬赏十万元要林彪的头。加上悬赏通缉他的学员中知名的人的赏格，这笔钱竟高达二百万元。
林彪的身材，大概有到毛泽东的耳朵那样高，穿着没有熨过的布军服，没有表示军阶的任何标志。（这个老规矩现在又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里恢复了）相貌平平的没有什么特点。
我在窑洞中他们司令部里，大约和他谈了一整天。以前从不露面的人
林彪以前是个不露面的人，朴实刚强而谦虚，从来也不照相，长期不出现于公众场所也是经常的事。他的生活，好象是除了执行交给他的公务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在他身上从来也看不出有继毛泽东之后的野心。一九六五年以前，西方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在这一年，他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不发达国家中革命的理论。这也许是给予他的任务。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林彪在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下，作为一个最优秀的年轻士官而崭露头角。
一九三二年，朱德把红军第一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林彪。这个第一军在蒋介石的“剿共战”初期曾一再破坏了蒋介石的计谋。
林彪作为一个“奇袭战略”的发明者，有了名声。如果说林彪有他自己的政治战略或风格，那就可以说是接近“奇袭战略”的哲学。林彪的红军第一军在六千英里的长征中起着突破作战的先锋作用。
一九四一年，他被调回延安，再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军事、政治、文化的讲话。林彪今天说这些讲话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显微镜、望远镜”。
一九四七年为了打垮国民党政府军，毛泽东向林彪传授了现在已经著名的作战的一般概念。遵循着消灭有生力量和藐视敌人集中在城市中的防御阵势的基本原则，林彪控制着农村地区，孤立敌人以城市为据点的军队，一个一个地歼灭了敌人侧面的援护部队。在几个月里，就把国民党政府军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一口一口地”吃掉了。发表主要演说的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高举红旗汇集在天安门前的大会上，林彪站在毛泽东的身旁，正式被认为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他发表了重要的讲话，热心地号召大家都要掌握“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思想。
这次林彪的登台，说明了战斗的共产主义（这是毛泽东本身的战斗的党）对官僚的共产主义占了优势。毛泽东以革命的实践来发展革命，在同巨大的障碍进行坚决斗争并获得胜利的武装斗争中，发现了不少最可信赖的将军。（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
【本刊讯】达累斯萨拉姆消息：《雷声日报》二十日刊登下列消息：坦桑尼亚访华友好代表团团长、海岸省省长基顿杜在达累斯萨拉姆称赞中国文化大革命好极了和十分有益。基顿杜说，中国过去受很多帝国主义大国的统治，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二一年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并领导全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基顿杜继续说，中国人民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光辉领导而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了自己，现在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过着愉快的生活。毛泽东的历史时期是一个伟大的时期。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中国青年在文化革命中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并且捍卫毛泽东思想。
卡翁达说中国是赞比亚的朋友
【本刊讯】桑给巴尔《民族主义者报》二十二日报道，赞比亚正在考虑接受人民中国表示愿意提供的援助。卡翁达总统是在昨天发表于《赞比亚邮报》上的一篇答记者问中说这番话的。
卡翁达说，他认为中国也和任何其他的国家一样，都是赞比亚的朋友。
九月十二日下午，当我和李敦白到天安门广场去的时候，我丝毫没想到会去红卫兵总部作不速之客并被接收参加他们的组织。我们当时已了解到，几十万红卫兵已从全国各地源源来到了北京。我在大街上看到很多，从我的住所也听到他们行进的脚步声。
我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可以看到红卫兵。他们都要去天安门，常常在那里留影纪念。到那里去或许可能找他们在休息的时候随便谈谈话。李敦白会讲中国话，所以我请他陪我去。我们俩从未梦想会去访问任何总部，因为从未宣布成立总部。
在广场上，我们看见一队戴着红袖章的人走进劳动人民文化宫。队伍里男女青年都有，年岁大小不等，都在十四岁以上。几个身材较高的人，步伐更坚定一些，看来象是新组织起来的“红卫兵纠察队”。
我们随着这一队伍走进了文化宫的走廊。我们这两个很显眼的外国人，加上我的翻译赵风风，当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但直到第二道门的前面，并没有人试图拦住我们。在二门，几个值勤的人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转身往回走。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李敦白忽然说：“不要忙。有人认出你来了，他们在交头接耳地说你就是毛主席接见时谈到纸老虎的那个斯特朗。可能还许进得去”。
在我们走出天安门之前，八、九个纠察队员赶了上来，并邀请我们回去。当时走廊很拥挤，他们就替我们开路；他们并没有喊叫指挥，只是挥挥手很平静地说：“请不要挤，让这些同志先过去”。李敦白说他们的“作风非常好”。
他们带着我们走过几个大院子，都是铺的洋灰地，扫得很干净，院里绿树成荫，到处是修整得很好的彩色花圃，令人心旷神怡。地下堆了不少厚草席，看来很多从外地来的客人就在院子睡。一个纠察队员问道：“到接待室去好吗？”另一个说：“到阅览室去吧，那里椅子多”。我正在想不知道他们有多少房子。这时，一个坚定的声音说：“我们去联络站”。
在第四或第五个院子里，他们领我们走进一所高屋顶的房子。一群青年人在开会，我们一走进去，他们就散会了。一位女青年过来接待我们，她的严肃而好客的举止表明她是一个有经验的负责工作人员。她穿了一身原来可能是草绿色而现在已变成浅黄色的衣服。她请我坐在她的旁边，其他的人很快地重新把椅子围成一圈坐下，一会儿在我这一头就坐了四五层人。
这间屋里没有一般接待室惯常有的软椅和茶桌，只有一大叠硬的折椅。用两张折椅打开来放在我们面前，代替茶桌，摆上了几个盛白开水的白磁小茶杯。很明显他们不是把我们作为“外宾”，而是不拘礼节地当作自己的同志来招待的。所以我就问了这是什么地方，也问了接待我们的年青人叫什么名字，他们都很从容和坦率地回答了这些和其他一些问题。
他们说，这个地方是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的联络站。这不是一个“指挥部”；没有权力发布命令，而只是一个为了建立联系和交换意见的“服务站”。
他们说：“我们是从各自的学校组织选出来的，我们准备服务一段时间，别人再来替换我们，这样更多的人就可以取得经验”。
那位负责的女青年说她是宣传组的副组长，北京市把工人文化宫给他们用。她又很自豪地说：“这全都是我们的天下”。她今年十八岁，是戏剧学院的学生，是学校把她派到联络站来的。她姓徐，原名叫“雅雅”，但是她现在改名叫“战红”，因为这“更符合时代的潮流”。
我问战红怎样改名字，是否要正式登记。她说：“每个人都可以造自己名字的反”。
我们的谈话很不拘形式地进行着，但也有一个很自然的次序。在坐的三、四十个青年都是联络站的工作人员，有时他们当中别人也答复问题，但大部分时间是通过战红来回答的，别人常常来到她旁边耳语。开始不久以后，一小群人站起来从厅里走出去了。我问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毫不介意地答复：“他们要搭火车去广西”。我就问，谁决定他们去的，去了多少人？战红说，广西的红卫兵要北京去人支援，“我们也愿意吸取外省的经验”。他们是怎么搞起来的
我请他们简单地谈谈建立红卫兵的历史，他们向我提供了大量材料。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搞的是一个左派学生组织，反对“反动”的学校当局迫害，保卫自己。最初他们并没有被认为是合法的，但很快就由于他们敢闯，由于他们批判的正确性而得到学生的支持。第一个这样的组织据说是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搞的。
差不多与此同时，其他几个学校也在组织起来，用的是各种不同的名称，如“红卫兵”、“红鹰”、“红旗”等等。在同一所学校里往往有几个名称不同、主张也略有不同的组织。它们通过大字报和传单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它们都想促进文化革命和毛著学习，因此一般说来它们设法联合起来了。起初，学校当局对它们一个都不承认，有时甚至要压制它们。
战红说：“后来形势大变，毛主席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并且说他参加红卫兵，让我们给他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我们都说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统帅。于是红卫兵象决了堤那样，漫卷全中国。”（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红卫兵的前途
战红认为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并成为解放军的后备军。她补充说，毛主席为他们的未来下的定义是一支武装起来的革命青年组织，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合法组织。其他的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我表示反对说：“你们没有任何武器。”
他们说：“还没有。”
李敦白插嘴说：“不，你们有武器。”他把毛主席语录的小红册子高高举起，这语录是他们人手一册的。他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战红继续说：“现在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员，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谁还能够阻挡我们呢？首先，我们要把中国弄得里外都红，然后，我们要帮助其他国家的工人把全世界都变红。”似乎这样还不够，她继续说：“然后整个宇宙。”她又从宇宙退到美国，她说：“有一天，你们也会在纽约的街上贴出你们自己的大字报。”
我回答说：“在那样的好日子，我邀请你们去。”他们都鼓起掌来。
然后，战红和坐在她另一边的一个十五岁的，看来显得比十五岁还小的女孩耳语了一阵。后来李敦白告诉了我，战红打算给我一个红卫兵袖章，十五岁的反对。战红说：“别傻了，她是个国际友人，我们可以给她，请她做个荣誉红卫兵。”十五岁的回答说：“你才傻呢。人家都是自愿参加的，她又没有申请。”战红顿时无语可说，不久她又想出了一个答复：“她没有想到，她也不知道我们的章程。”
我听到这耳语时，只以为是一般的插话。当战红给我红袖章时，我接受了。她把红袖章别在我的袖子上，并说：“你是第一个和毛主席谈纸老虎的外国同志，现在，你也是第一个被接受为红卫兵的外国同志。”这也引起了鼓掌。
战红继续说：“现在，我们答复了你的问题，轮到你谈谈了。你对我们有什么指示？”
我简短地谈了我对红卫兵的看法，我说了三件事。
“你们是国务卿腊斯克和美国反动派抱有期望的一代。他们说中国目前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下一代是没有希望了，但是第三代可能抛弃毛泽东，会象莫斯科的领导人那样使中国改变颜色。但是，现在毛主席亲自抓住了你们；你们是他的接班人，你们要保证毛泽东思想通过红卫兵表现出来，将引导中国前进，至少在这五十年之内不出问题。你们可能成为中国从未有过的最红的一代。”对这句话他们都热烈鼓掌。我继续说：
“其次，如果美帝国主义在明天，或在一两年之内进攻中国，你们已经为保卫祖国而进行了一次任何国家从未有过的演习。你们已经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迅速地调动了全国各地约一百万人。你们表明了，你们有可能迅速和广泛地集中和疏散人口，只要每个人带上干粮和少量衣着轻装上阵。人民解放军可以自由奔赴他们要去的地方，因为红卫兵可以协助警察管理城市。”
“第三，你们在制定一个新的教育制度。整个世界还没有过一个真正好的教育制度。以往总是过去的统治者利用教育青年，企图统治未来。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还没有克服。至于社会主义教育一直尚未存在过，还没有人知道社会主义教育是什么。这是你们要在这几个月内研究的问题。因为现在的文化革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他们以鼓掌形式表示赞同，掌声震动全屋。战红问：“能不能亲一亲你？”有几个人都这样做了。
我们离开那里以后，情绪开始平静下来时，李敦白说：“我当时想到约翰·里德在列宁格勒和那本《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的情景，他和那里的红卫兵谈了话，他们接受他为美国来的一位革命同志。现在这些红卫兵也是国际性的。中国最年轻的革命者接受了来自美国的一位老革命者参加他们的行列。”
两天后的下午，我在晒台上会见一位拉丁美洲的朋友，穿过树枝看到夕阳下山，也听到相隔三条街远的天安门广场上另一次百万红卫兵集会上传过来的歌声和欢呼声。
他说：“我很高兴能在中国渡过这几个星期，也为能给国内的艰苦斗争带回这些消息而感到高兴。没有中国，没有这次的文化革命，人类可能会面临几百年的反革命统治的黑夜，没有一个国家曾成功地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适应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作不到这一点，他们就又退回到资本主义。但是，现在我看到了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它的红卫兵，我知道人类的四分之一是在向前迈进。”
另一阵最响亮的欢呼声从广场越过树梢传了过来，听来似乎是震天动地的，一阵过了又是一阵，从而我们知道毛泽东来到现场了。（原载《中国通讯》第四十一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