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
【本刊讯】波哥大消息：哥伦比亚《学生》杂志社长赫拉尔多·里瓦斯最近发表谈话说：
中国革命不仅对哥伦比亚、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特殊的意义。当然，对我们哥伦比亚人来说，中国革命是说明各国人民为了粉碎剥削和污辱的枷锁能够做些什么的一面镜子；中国革命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鼓舞，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民为了取得无产阶级的胜利和夺取政权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中国代表着一国人民的长期斗争和他们必胜的信念。我们不仅希望走中国走过的这条道路，而且正在为这条道路而斗争，我们希望取得胜利。现在，中国是最伟大的唯一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堡垒。现在，中国正在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我们应该学习中国的榜样，因为中国的榜样是我们的希望。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全面发展过程中最完善的理论。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了毛泽东作为当代革命理论最伟大的代表。经过伟大中国革命的实践的毛泽东主席的政治、哲学和军事著作，是普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一个里程碑，首先是因为这些作品在拉丁美洲国家具有影响，而拉丁美洲各国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条件同中国当年进行伟大革命时的条件十分相似。毛泽东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完美的思想家，他的著作是拉丁美洲革命实践的堡垒。
我曾读过我们最近收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性大事的一些小册子。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叛徒写的“三家村”表明，甚至在中国，在革命胜利十七年后，而且在中国成了世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先锋之后，还存在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换句话说，目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将最终埋葬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种种表现，并将推动中国人民去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中国这种情况同苏联情况恰成对照，在苏联，由于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欣赏和鼓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强。
【本刊讯】《马尼拉时报》十七日发表专栏作家罗塞斯题为《有益的教训》的文章，摘要如下：
有许多事情是我们菲律宾人可以从中国学习的，有些事情是要效法的，有些事情是要避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愈来愈多的菲律宾人应当前往中国大陆亲自看看在与我们的制度完全不同的一种制度下建立的那种社会。请考虑下面的情况：在赤色中国很少——如果有的话——贪污。尽管人口众多，人们感到一切井然有序。人民的社会觉悟强烈到自我克制的程度。那里的地方是清洁和卫生的。没有极端贫困和诸如乞丐和妓女这种堕落的人。
这些是明显的和重大的成就，而我们菲律宾人在我们的制度下曾设法取得这种成就而未成功。
共产党中国社会气氛是一种艰苦朴素和热情地达到国家的目的的气氛。可以看出，人民并不是不满意的，因为在过去，他们从来没有过这种好日子。在过去，饥荒和人的剥削为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带来了苦难。现在，这百分之九十就是赤色中国的人民，地主和贵族已成为微不足道的少数。
一般的印象认为赤色中国的人民被盖世太保式的警察所吓住了。到大陆访问一次就可马上消除这种印象。这并不是说没有强大的警察控制或者没有秘密警察，而是说对公众的行动的控制主要在于人民，他们从来没有过这种好日子，他们自然就决心永远不让他们记忆犹新的过去的那种乞讨、人生苦难和人身侮辱重新出现。「永远不要忘记过去」是经常向人民的耳朵灌注的一个口号。
与马尼拉中产阶级下层相比，中国人民是贫穷的。但是与我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每家每年的收入不超过二千镑——相比，他们的生活好得多，有医疗和受教育的保证。此外，劳动是受到称颂的，因此，人们对自己的工农兵地位在心理上是满意的。中国的公民被教导说，最大的幸福是为人民服务。而且，人们感到满足还有另一个重要社会因素：任何人在物质上并不比其他人有极大的优越之处。没有「显著的奢华」。
表面上，将军和士兵穿同样军服，没有区别标志。农民、知识分子和国家官员也是这样。
【本刊讯】日本《潮》杂志十月号刊登《每日新闻》社论委员、前驻北京记者新井宝雄写的文章，标题是《变了的苏联和暴风雨中的中国——旅行两个“人类的实验室”以后》。摘要如下（文内小插题是原来的）：
我在去年七月末到八月初，作为观光旅行团的一员到苏联去参观游览了纳霍德卡、哈巴罗夫斯克、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
在这以前，我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到一九六五年十月，以第一批交换的日本记者的身份在新中国的北京居住。因此，我能够亲自体会到北京和莫斯科在素质和气氛上的不同。那次旅行使我清楚地认识到，虽然是信奉共产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国家，但在各方面都是大大不同的。
在由新??启航的苏联船“乌里奇号”上，早晨，苏联姑娘就来扫房间和整理床铺。她在绿色的裙子上套着淡黄色的罩衫，一头金发，戴着金手表。一个同房间的人用他当俘虏时学会的苏联话对她表示慰问，一面把准备做礼品的扇子拿给她。开头，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着那位朋友，很快就“噢”了一声，很出奇似地把扇子收下了。后来还当着大家的面从箱子里拿出那把扇子来给大家看，快活地说：“谢谢。”那表情是十分自然的，大大博得了别人的好感。但是，看着这个情况的我，在脑海的一角里浮现了中国饭店服务员们的形象：即使我怎么送东西给他们，都是只表示感谢，而决不受领的。
我还经历了许多使我稍为有点感到意外的事情。我想不到在苏联比较舒适的气氛中竟然有这样的事。
那是在“乌里奇号”餐厅用餐时发生的事情。“乌里奇号”不停地放送俄罗斯音乐等，当时我听到了好象在哪里听到过的音乐。很自然，原来餐厅扬声器里播送出来的是日本歌曲《你好！小宝贝》。这是一首有清新感的歌曲。但是，接着传来的就是扎·皮纳兹唱的软绵绵的旋律。再往后演奏的是“黄昏来临，惆怅无限……”。于是，我想，这分明是毫无顾忌地充满了自由主义国家的情绪的曲调啊！于是，我根据自己的体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是中国，即使招待从自由主义国家来的客人，也根本不会象苏联船播送的那样播送各种日本歌曲。因为，我在中国听到的音乐，全是《社会主义好》、《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们走在大路上》这种雄壮活泼的旋律和歌词，根本听不到“黄昏来临，惆怅无限……”之类软绵绵的抒情的曲调。因此，如果在中国，即便是外国歌曲，恐怕要斟酌这个歌曲到底是个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大概不会有不了解歌曲的内容和意思就广播的事情。即使知道了是什么内容，也是常常不能广播的。我一面想着，一面安详地品味着放在饭桌上好一会子了的菜味。
这天晚上，苏联船员们举办欢迎我们的音乐会，会上，苏联留日学生唱给我们听的歌却是坂本九的歌。
后来，在从纳霍德卡去哈巴罗夫斯克的火车上，发生一件使我惊心的事件，虽然也还是从扬声器里播送出来的日本歌曲，但却是唱男女爱情的庸俗曲调。
我马上陷入了像在日本本国似的错觉。这是显示了苏联这个大国的宽容呢，还是像中国所说的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呢？我想，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日本人也是应该更好的分辨清楚的……用“高价”收买美元
我一点也没有说苏联坏话的意思。但是，我作为看到过北京的一个日本人，也需要把我所看到的，我所体验和感到的事情坦率地写出来。说不定会对苏联当局有些参考价值。所以这样说，因为这些都是没有谎言的事实。我们在“乌里奇号”上，上陆前办理的苏联海关的手续，也使我感到有些奇怪。女海关官员来了，看了携带物品的报告书后，首先，就用英语问“带多少美元？”我说“一百三十美元”，她说“真的吗？”并且要我拿出来看看。我从怀中拿出美元给她看，于是她就按照是否符合报告情况仔细地数起来。然后，又问带多少日元，我答“两万日元”。她说我想看看。我拿给她，照旧是一一数过，然后用英语说“谢谢”，并在我的报告书上盖上报告金额无讹的章子。在这以后又问了“没有携带半导体收音机和钢丝录音机吗”，“给苏联人带来什么礼品啦”。这不仅对我一个人，在三等舱的五位日本旅客都是要这样按着质问回答的。我来去都曾经过中国深圳的海关，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方面也只是看看报告书，连行李都不要核查。
那么，可以说比中国更大的苏联，为什么甚至连现款都要一一同报告书核对呢？真使我不可理解。可是，这个疑问赶到进入苏联国内就明白了。（顺便提一下，回国时在海关现款又被数了一遍。）
这还是参观莫斯科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时候的事情。那里有堪为苏联自豪的大喷水池，整个会场也成了一个大花园。我正坐在长凳上望着附近整洁而美丽的风景的时候，一个青年人飞快地走过来。扎着领带，服装也整整齐齐的。接着就用英语问：“您会说英语吗？”我用英语回答说“可以”，于是他说：“说真的，我是来买您带着的美元的”。我不由得吃惊地盯住这个青年的面孔，“啊！买美元？”“对啦！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这样一来，又唤起了我作为新闻记者的本能，打听起来。“准备给多少钱？”“按公家牌价的两倍怎么样！”这时使我回想起斯大林时代对经济犯最高要处死刑的事情，不禁打了个寒战。如果和这个家伙有瓜葛，是会糟糕的，但愿神佛保佑，于是我说：“真不巧，没带着美元。”这回他又问，有没有妇女过膝尼龙袜子，尼龙衣服也行。我说：“那也没有。”对方虽然显出诧异的神色，但又说，如果不愿在这里卖，请把旅馆名、房间号告诉我，我到那里去。我说：“不巧得很，我住的房间是四个人合住的房间，不合适。”于是急急忙忙和他分开了。我感到，我所认定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有这样人的这个前提，一下于哗啦哗啦地崩溃了。（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种种“意外的经验”
这样的经验不是我所独有的。
我这次旅行苏联，是同几个旅客组成“班子”采取集体活动的。所以和我一道的都毫无例外地遇到了这种意外的经验。
一位高中教师这样说过：
“有一个人来和我说，我领你到列宁格勒的有意思的地方去看看。我说，你来得真好，就跟着他去了，到了一个像电影院地下室似的地方。在那里死气白赖地要买美元。另外，对方口里还在嚷着梭尼、梭尼，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说，请卖给我日本的半导体收音机和钢丝录音机。”
还有一位东京的医生说过：
“在列宁格勒乘出租小汽车的时候，车钱是一个卢布。付钱的时候，他要我付日元。我说我只有一百日元，他说那也行。一个卢布相当于四百日元，他却只要四分之一，一百日元就行了，真是个有趣的国家。”
另一位商业学校的教师也说过：
“如果跟团体走散了，到莫斯科街道上闲逛逛，就会有人走到你跟前来。并且说把精工手表卖给我吧。一出口就是四千卢布，我想，按照他的说法五千卢布他也能买。”
还有，从Ｎ县农村来的一个人说过这样的事：
“真吓我一跳。如果到列宁格勒的美元商店（带美元的人，也就是外国人能贱价购买东西的地方）买点土产，售货员就说‘兑换’。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说把你带的美元卖给我。这就是美元商店的售货员啊！”
这类事情是写也写不完的。还有一回，是我的经验，刚出列宁格勒“十月旅馆”的大门，马上就有一个苏联人到我跟前来，他也是说“把日本的半导体收音机卖给我吧。”我根本没有搭腔，就急急忙忙钻进等待着的大汽车里去了。
苏联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外国的产品呢？可能就是因为外国产品比苏联产品便宜而且质量好吧！另外，为什么那么想要得到美元和日元呢？也许因为苏联人要到外国去，需要外汇吧。因此，在那个美元商店里买东西，就既便宜又能买到其它一般商店买不到的东西，也许就是为了把外国钱弄到手而拼命地收集吧！也可能是到外国去的人们，把它作为买回苏联所没有的东西，再在苏联国内倒卖的资金吧！不知道究竟是属于以上哪一种原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看到外国人就靠拢来买美元的苏联人数是相当可观的。我不了解，这些人是否有什么正当职业。但是，这些人的这种行为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单纯好奇的人。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肯定社会主义经济里面的某些角落是有漏洞的，也就是有黑暗部分的。这个问题是我在苏联旅行期间一直考虑着的问题。可是，在我一年多的以北京为中心南起广州北到哈尔滨、西至内蒙古呼和浩特边境的巡游中，不用说没有买美元的，就是希望得到日本产品的中国人，连一个人也没有碰到。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也是我所碰到的一个很大的疑问。是否因为中国方面控制和监视严格呢？或者是由于苏联人同中国人性格上的差异呢？也许是因为中国同苏联有建设阶段的差别，不久中国也可能会出现这类现象，是不是这样呢？
在青少年的态度方面，从：中苏双方也可以看得出有很大的差别。苏联的青少年是自来熟的。不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是这样，即或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只要到公园等地方去散步，一些少年很快就会到你跟前来。然后大体上就是送给你红地白色列宁像的纪念章。是为了表示“国际友好”的意思。我们这方面有的就送给他们用作礼物的扇子等等，其中也有的小孩子一面送给我们纪念章一面问“有口香糖吗？”或者是“有活心铅笔吗？”等等，每当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就会使我突然产生一种这样的心情——这种“国际友好”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有一次在莫斯科我走出旅馆到黑暗的便道上散步，突然跳出一个小孩对着我说：“给我一个活心的”。
这时候，我真坦率地考虑过，苏联的小孩子真缺乏教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