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黎巴嫩《解放者报》副刊《巴勒斯坦》第六期发表一篇文章，并刊登了毛主席的大幅照片（约占一页的三分之一），文章标题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理论》。编者按说：
《巴勒斯坦》在下面发表
——从中可以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世界游击战争的领袖们所写的关于这种战争的一系列文章。
《巴勒斯坦》在摘发这些重要文章时，将尽量使其能够忠实可靠，它完全了解从这些文章中吸取的教益将以其一切客观条件能够在巴勒斯坦问题的“实体”中占有其正确的位置。
文章摘要如下：
战争，要依靠六个因素。三个物质因素，三个非物质因素。
毛泽东从这一理论出发确定了他的游击战的概念。
根据游击战的内容，预计落后民族，或至少是没有工业化的民族必能战胜工业化了的民族。
政治动员可以代替工业动员。争取胜利的人民是能够，并相信他们将会取得胜利。如果人民决心反对投降思想，就必然会取得胜利。如果群众互不团结，那么战场上的战斗部队必将失败或退却。
毛泽东解决的主要军事问题，是如何利用时间来夺取地盘，至于他专心致志的政治问题，则是如何使意志战胜时间因素。
在进攻阶段，毛泽东相信，如果加强领导，把游击队变成一一支像陆军一样的团结统一的正规部队，游击战就一定会取胜。在这一阶段，进攻阶段，并不意味着必需连续不断地前进。游击队员可以退一步而后进两步。
如果没有一个来自人民并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政治目标，游击战一定会失败。这一政治目标，必须向游击区的所有居民解释清楚。
全军必须遵守有领导的纪律，即使在一支部队单独作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游击战中的纪律要出自战士的自觉，如果是强加的，那纪律将是无效的。
革命军队中的官兵生活不应该有很大差别。军官应该与士兵过同样的生活，只有这样做，军官才能最理想地使士兵接近他，和他站在一起。这在战争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与此同时，在一切问题上都要求官兵平等就错了。要求的是在生活条件方面平等，在克服战争中的困难和危险方面平等。
另外一方面，游击队员要鼓动所在游击区的居民，了解他们是必要的。
这样，游击战不但要包括短时间的战术步骤，而且也要包括长期的战略考虑。
司令员应该像这样的捕鱼者一样：他撒网打鱼时，非常了解水的深度，波浪的冲击力，他可以肯定在他撒网的地方有没有什么障碍物。
在残酷的情况下，游击战士转移要像水流风吹一样。
歼灭敌人是游击战的一种基本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没有开辟根据地的情况下游击战也能存在并持久。
这些根据地应以所处地区不同而异，例如有山区根据地、平原根据地、河或湖的根据地。最主要的根据地是山区根据地。
当我们在一定地区战胜敌人时，我们应该利用时间重整队伍，把战果报告给领导和人民。
应该集中在一定地区内歼灭敌人。当我们能够动员居民的时候，应尽先训练、装备和组织新的志愿人员。我们的行动应该包括那些没有很多坚固防御工事的城市和交通线。
在游击区应设立兵工厂。打游击不应更多地依靠自己，武器主要来自敌人。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三日电】这里的报纸以显著地位刊登了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消息。昨天的《星期日新闻》在第一版上刊登了西方通讯社报道的有关中国开始新的五年计划和《人民日报》社论的消息。
《雷声日报》也在第一版的显著地位以大标题《中国是一个没有债务的国家》刊登了一条消息。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二月二十三日刊登记者藏居良造写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我实现了迫切参观新中国实际情况的愿望，上个月在相隔二十年之后到中国大陆去旅行了一次。
对于每天在日本通过中国的报纸、杂志、北京广播研究中国动向的人们说来，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越南战争以来变得特别强硬的北京政府的态度。
但是，我们根据这些情况以为可以看到严峻的军国情调和备战体制的想法，完全落空了。在那里看到的是意外平静而和平的情绪。无论在城市、工厂和农村，满是“支援越南”、“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无线电广播从早到晚，以激烈的语调叫嚷攻击“帝国主义”，但是，在城市里却看不到那种杀气腾腾的战时景象。
我们到过的广州、长沙、武汉、郑州、北京、上海、杭州等七个地方的飞机场，虽然看到了相当多的军用飞机，但是，感觉不到严峻的战斗姿态和军事紧张。
在那里依旧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当前的最大目标，第一是生产，第二还是生产。在这种气氛里，在北京会见到的政府高级官员非常爽直地谈到，“完成革命建设，还需要三十多年。哪怕是一天的和平，我们也是希望的。”
中国决没有把越南战局看成是轻而易举的问题。美国是不会轻易撤走的。中国高级官员说，我们设想了最坏的情形，战火将波及到中国本土，对这个情况，已有充分准备。
这样坚定的决心，表现为外交、政治方面的高姿态，但是，从这种坚定的决心的深处，可以看出，他们对越南战局抱有绝对的信心，认为越共完全能够打败美国。
并说，中国是一个陆地强国，美国是一个海上强国；一个是大象，一个是鲸鱼。现在，美国这条鲸鱼已被陷在印度支那的泥潭中，很难再在世界其他地方发动反对革命的活动了。
【本刊讯】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五日刊载李普曼从华盛顿发出的一篇文章，题为《大象和鲸鱼》，摘要如下：
约翰逊先生知道，他正处在非常严重的危机中。因为就如他在年终讲话中所承认的，由于他在实现越南和平方面遭到“失败”，他在国内取得的伟大成就有保不住的危险。还不仅如此。他正处在要犯那种毁灭性的历史性错误的边缘上，雅典人进攻叙拉古犯了这种错误，拿破仑和希特勒进攻俄国也犯了这种错误。他正处在使我国进行一场能够扩大成一场持续许多年而不能获得合理解决的大战的边缘上。
总统之所以处于这样的困境中，主要是因为他听从了非常坏的意见。这种坏意见是这样的论点，即制止还是加速中国共产主义的扩张，取决于南越战争的结局。在南越打到底就能制止革命战争这种观念，一直是总统的两个主要顾问所坚持的幻想。腊斯克先生和麦克纳马拉先生两人都坚持着一种谬见，认为南越是和共产主义冲突的最后决战场。
这场设想错误的战争实际上起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作用。它的影响和原来所假设的恰恰相反。政府告诉全国人民说，我们通过证明我们的决心和愿意战斗的意志，就是在唤起对中国共产主义扩张的抵抗。但我们是在唤起这种抵抗吗？当然，遏制共产党中国一直到它革命的热情冷淡下来，到它已安定下来执行和平共处的时候，是根本的事情。但是认真的遏制中国的政策首先得要明白，中国是亚洲的一个大陆国家，要遏制住它，必须主要地由亚洲的大国来做，而不是由美国一国来做。
还有，认真的遏制中国的政策要尊重一个基本的地理事实，即中国是一个陆地强国，而我们是一个海上强国，中国是一只大象而我们是一条鲸鱼。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遭受到许多失败，取得一项显著的成就。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地理情况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中国的一项巨大的成就就是，最大的海上强国已被陷在印度支那的泥潭中，使它现在在这个动乱世界中任何其他地方发动反对革命的活动感到很困难。也就难怪中国要竭尽它所能来阻止我们从这个泥潭中拔出来了。
【新华社东京七日电】《朝日新闻》驻华盛顿记者六日报道说，最近一个星期来约翰逊政府搞的越南问题的“和平攻势”，同它的“大张旗鼓”和“轰轰烈烈的声势”相比，“其成果是极端暧昧的”。
报道说，“自从人们认清了（美国的）‘和平攻势’仅仅以停止轰炸北越为诱饵，而在本质的外交上没有做出让步以后，就更加使人们感到它的成就极小而且令人不愉快”。
【路透社北京七日电】以谢列平为首的一个苏联高级代表团今天在这里停留了四十五分钟后飞往河内。
谢列平一行受到中国官员有礼貌的然而是严谨的接待。这位苏联领导人受到中国副总理李先念的欢迎，但是与这里的通常作法相反，在机场没有挂旗，没有举行仪式，没有发表讲话。
在从飞机到机场大厦以及再回飞机的三百码的步行路程中，李和谢列平只限于谈莫斯科和北京的天气。
【法新社北京七日电】苏联代表团受到在北京历来受到的最冷淡的接待。
当李先念同谢列平客客气气地轻轻地握手的时候，他的冷冰的面上才露出一丝微笑。
谢列平与李谈话时声音非常大，好像他想要向站在旁边的记者表明，这是不得不忍受的一次不足取的仪式。
事实上，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被足智多谋的帝国主义特务保险偷听到。一句话，这是一次「闲谈」。
当他们走向贵宾休息室时，会谈仍然是闲谈。
谢列平告诉李，莫斯科的气温昨天降到零下十五度。李告诉谢列平，北京的气温一直在零下五度左右。
新闻记者们正在准备坐下来吃一顿简便午餐的时候得到通知说，俄国人要走了。
响起了这样的喊声：「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在一一握手，说了十几遍「谢谢你」之后，苏联代表团走进了他们的飞机，飞机很快起飞了。
于是这次难忘的停留结束了。
【共同社东京七日电】特派记者斋藤北京七日电：从双方冷淡的态度来看，他们只是互相表示了礼节性的问候。另一方面，北京各报七日好象是就等着谢列平一行到才发表似地，通通大事刊登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北越外交部的声明、谴责美国十四点建议的消息等等，开展了一个谴责「美苏联合搞和平攻势」的运动。
特别是《约翰逊政府的大阴谋》这篇文章，谴责这次和平攻势是美苏联合起来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