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5日参考消息 第1版

    日本作家今日出海访问我国后说:中国变了,饥饿的旧中国的痕迹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孔子说过的“道不拾遗”终于由共产党革命而实现,我为此不禁哑然,也颇为感动。由于有这么多叫人佩服的事情,使懂得些过去的我感到惊慌不安了,我不知想了多少次:人,能够这样快地改造好吗?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自十二月三日到十七日,连续登载日本作家今日出海的《中国记行》。这是他在九月二十五日到十月十日访问中国时写的,前后共十一篇。摘要如下:
    由于是短期的旅行,不可能详细地了解中国。我也没有兴趣把中国了解得那么详细。
    火车上的年轻的女列车员不停地进行清扫,甚至连一点儿灰尘也不放过,车内是干净的。常常听到说共产党中国已经没有苍蝇了,象这样几次几次地清扫,苍蝇当然就没有了。不只是火车上如此,街道上也是昼夜清扫。
    我不知道马克思、列宁说过必须经常清扫街道保持清洁这个话,好象这是新中国独特的纲领。说过于整洁“反使人感到冷清”
    广州的街道也是清洁的,一尘不染。这样反而不象是中国的街道,特别是从香港来到广州更有这样的感觉。过于整洁,一尘不染,反而会使人感到冷清和不容易接近。不知道是进行了什么教育,我除了实在佩服这种令人吃惊的群众教育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想说了。
    人民公社现在可真正成了中国的核心组织。可以看到公社的和平、繁荣的景象,但是,在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中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达到完全可以叫人放心的程度。
    现在没有天灾,靠公社社员孜孜不倦的努力,粮食到处都是充裕的,饥饿的旧中国的痕迹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人们穿的都是棉布衣料的工作服,总觉得简直是粗糙的、毫无装饰的、仍然贫穷的样子。要是说这样就是共产主义国家,那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要是这样,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由于旅行社方面的安排,千方百计地给我弄到了一个著名的歌剧《东方红》的座位。
    长达四小时的大歌剧,使人感到疲劳,但并不无聊,我好歹算是一直看到终场。场场都在开枪,充满着血腥味,叫人感到没有办法。
    合唱队唱的时候就站起来,不唱就坐下。整齐得叫人吃惊。这就叫共产主义式的动作吗?说中国变了是由于“孔孟的教导”
    中国变了。与其说是马克思、列宁的教导,还不如说是孔孟的教导。旅馆的房间是有锁的,但却是毫无必要的。随便把钱包、手表、金笔放在桌子上,但是一回也没有出过岔子。孔子说过“道不拾遗”,终于由于共产党革命而实现了,我为此不禁哑然,而且也颇为感动。
    但是,虽然是两千年前的教导,终于在解放后仅仅十六年就实现了的这个奇迹,使我感到不能单纯地只当作是奇迹而佩服。人,就这样简单地进行改造,果真是可能的吗?
    虽然我看到了交通警察,但是我没有看到巡逻的警官。这是由于达到不需要警官程度的孔孟之道渗透到七亿庶民当中去了吗?据说,有监狱,但却没有铁栅栏,也没有锁,重犯(第二次犯罪)非常少。认为这是由于让他们理解革命的意义,并反映在道德方面,从而成为七亿君子这样的想法,是过于单纯的。
    但是,无论是人民公社的也无论是旅行社的人们,实在都是善良的,话题是自由的,谈吐也是坦率的。一切都是自发的,据说是和同伴们一商量就决定的。不打麻将也不是由于上边下了禁令,而是认为不应该作这种无聊的活动,自发地停止的。
    对于旅行者来说,其中的内情,无论如何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的。但无论如何是个令人佩服的国度。
    十月一日,天气特别晴朗,我们到了天安门前广场上指定的席位。
    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我也借用望远镜,仰望了中国的英雄。看得不太清楚。毛先生很胖,头发也很多,很有精神。
    游行队伍真是好看极了,各方面都特别下功夫,让参观的人不致厌烦。是个很漂亮的大汇演。参加游行的实际上有五十万,参观的也有一百多万吧。
    总之,是一个大型的艺术杰作。
    国庆节的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有节日欢迎宴会,邀请所有日本人参加。
    出现在那里的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围着各个餐桌走,同日本人一一握手。西园寺公一把我介绍给他,他就亲切地说:“请好好看看中国吧。”
    日本人在中国到处都受到欢迎。说是为了日中友好,而受到非同寻常的款待,就正是在这里边才有政治的气味呢。
    不过,总理和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一一握手,这只靠完成任务的态度是万万作不到的。说中国领导人的团结是“可怕的”
    中国的领导人的团结,才正是可怕的。不是因为中国有了核武器才使人感到威胁,政府和党的领导人这种钢铁般团结的力量,说不定正是最可怕的武器。
    现在中国受到美国的包围。美国也在真心地加紧对中国的包围。而且这种包围所造成的威胁,即使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传遍全国从而促进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怕也不足以应付吧!要是想到这个包围作战的突破口可能就是日本的话,总理和日本人一一握手的努力,不能说是轻而易举的。
    天安门广场上正在热闹地燃放着焰火。我本来就喜欢焰火,在旅馆的屋顶花园上一直看到夜深。焰火是美丽的,而由于它的光亮映照出来的北京城的夜景,更是美丽的。
    在这个恬静而美丽的城市居住的人们,能够欣赏这一年一度的焰火,兴奋的欢呼声在屋顶上回荡。这样质朴的人民,对于西方各国竟是那样的不容易融洽,怀着深刻的对立感情,真是不可想象的。
    我想要找到北京的从前的胡同,到那里去转个弯,可是,胡同的鼠灰色的墙壁已经重新粉刷,阴暗,清洁,从前的胡同的那种味道干脆没有了。
    天坛的美丽的屋顶,轮廓清楚地耸入秋天的高空。穿着制服的健康的男女们,熙熙攘攘地走在石板路上。今天是星期天。
    无论是北海公园还是景山公园,到处都满是这样健康的人们。但是一到了夜间,人群逐渐消失,只剩下了寂静的街道。只有可以叫作是北京的银座的王府井,灯光明亮的店铺仍然在开业。
    有影院,也有剧场,趁着夜灯到街上来的人是寥寥无几的,中国好象是采取不给人们闲暇的政策。在正规的工作之外有学习、要开会,很少有闲???Q的时间,生活好象就是这样安排的。
    酒馆有是有的,在这里喝酒的人更应该是有的,但却意外的少。
    由于有这么多叫人佩服的事情,事实上完全成了遵从孔孟的教导的中国,使懂得些过去的我感到惊慌不安了。我不知道想了多少次:人,能够这样快地改造好吗?
    南京是一个很肃静的城市。
    日军(一九三七年)侵入市内,不管男女老幼,屠杀了三十万人。在总共一百五十万人口当中,三十万就是五分之一。就是屠杀吧,也未免太过分了。
    我想到了这些,感到呆在南京是忧郁的。
    这天夜晚,我向中国人表白,日军这种残暴事件留在我们的心中,实在感到怏快不快。这时候他就立刻说:“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过,能说是你的罪过吗?”虽然他这样安慰我,但我仍然摆脱不了南京的那种屠杀时的影象。
    苏州的小巷、狭长的运河、古老的桥,的确是象苏州那样的美丽。苏州也有了工厂,正在迅速向现代化发展,使名胜古迹离开了时代。可以说,这样古老的城市,不一定非把它现代化不可。认为想在新中国找旧中国的面貌是错误的
    上海街道的情形简直完全变了,失掉了往昔上海那种令人依恋的调子。现在,租界的气氛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宽阔的中国人的街道。
    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找到旧中国的面貌真是错误的。这只好是这样了。给予七亿人民以衣食住,统一了这样的幅员广大的中国,要不是现在这个政权组织,恐怕七亿群众也还是一盘散沙吧。
    不管中国人的背后有什么秘密,表面上无论谁都是勤劳的、正直的、亲切的。
    郊外的工厂街、烟囱林立,把象蚂蚁似的码头工人容纳到工厂街里来。这些曾经睡在公园长凳子上或者人家大门口的人们,有了公共住宅,娶了妻子,夫妇共同劳动。我参观了这种公共住宅,房间虽然狭小,没有站脚的地方,但却是清洁的,收拾得整齐的。
    到附近的托儿所去,看到孩子们在父母上班的时候,丝毫不用挂虑地由保姆守护着,连吃饭也不用操心。无论问起谁来,都回答说是满意的,并且忘不了要附加一句“全靠毛主席的领导”。
    这不就很好了吗?我没有意思说他们是没有自由的,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这种制度、组织到什么时候都能继续下去吗?说他到中国好象进了大观园
    我好象是进了大观园一样,看到了让我看到的东西,但却没有得到想看的都看到的满足。
    虽然这样说,但我究竟想要看到的是什么呢。
    在街上闲逛的人,在中国是没有的。无论谁都在忙碌地进行工作和学习。


    《纽约时报》悲叹:新年开始,美国正在越南愈陷愈深,堕入未知的深渊之中;今年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决定命运的一年
    【美新处华盛顿二日电】(不供发表)《纽约时报》一月一日发表的以《新年……》为题的社论如下:
    对美国来说,今年将是越南问题年。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预言比这种预言更保险,也没有什么预言比这种预言更使人忧虑。根据多年的传统人人都说“新年快乐!”但是这一次我们只能希望会有最好的局面。也许这一年会是快乐的,也是和平的;去年年底最后几天引起人们一些希望,希望这场漫长的、令人沮丧的战争不久可能结束。
    新年总是要来到的,虽然完全不一定总是在一月一日。四季无穷无尽地周而复始使得每一个民族、每个地方都是按我们现在所说的年来划分时间。至于人们决定一年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想法总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送旧迎新,所有人的思想中旧的东西死亡了、新的东西生长了。
    奇怪的是,在英语世界里每个人此刻所唱的歌是“怀念往昔”,而人们想着的却是即将来到的一年。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时候,美国正堕入未知的深渊之中,尝试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朝向光明走去,但是在挣扎中却可能在泥沼里越陷越深,这个泥沼就是越南,它的范围却延伸到全世界。
    因此,这个新的一年可能是美国历史上——从而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决定命运的一年,或者说它有成为决定命运的一年的危险。
    【本刊讯】《华盛顿明星晚报》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希金斯的一篇题为《各种事态可能使约翰逊受到限制》的评论说:
    当约翰逊总统斟酌一九六五年可怕的挫折时,可以预料他在一九六六年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和其他咨文中将避免过分的乐观。修辞上的克制根本不是他的风格,但是各种事态使他无所选择。
    从一个靠夸张起家和喜欢在公众场合只谈喜不谈忧的总统的观点来看,甚至小心谨慎地展望一下新年也是令人泄气的。前面的道路上似乎充满了令人忧郁的挫折——一
    场难以预言和计划的战争,急速上升的联邦开支,必须加以削减、推迟或者也许得放弃的珍贵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在一个选举年将要紧缩银根来防止通货膨胀的阴暗前景等。
    当然,总统的大多数问题都是越南战争的直接副产品。但是,要是政府不本着乐观的领导人的精神宣传了一系列对战争的错误看法的话,美国公众本来对对付这些问题会有好得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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