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11日参考消息 第3版

    【美联社莫斯科九日电】柯西金星期四晚上说,他的政府“主张最大限度地加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联合的具体行动”。
    柯西金在为齐奥塞斯库举行的宴会上说,“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团结一致。
    柯西金说,“我们相信,在帝国主义者正在执行旨在进一步恶化地球上许多地方的局势的方针的目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表现出高度警惕性、团结和国际主义的感情”。
    齐奥塞斯库在宴会上的讲话中避免许诺对克里姆林宫的较大忠诚。他只是说,自从他九月三日到达此地后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将促进罗苏友谊的发展”。
    齐奥塞斯库指出,“两国的友谊正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在尊重独立、民族主权、平等、同志式的互相援助和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着”。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九日电】齐奥塞斯库今晚告诉他的苏联东道主,罗马尼亚将继续谋求同所有国家的良好关系,不管是共产党国家,还是非共产党国家。
    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简短讲话中说:“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良好关系,不管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
    齐奥塞斯库没有提到越南和东南亚的危机。他还当着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面重申了罗马尼亚要在苏联集团内部加强独立性的政策。
    齐奥塞斯库说,他同苏联领导人在此地的会谈是“真挚的和坦率的”。这是对“兄弟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会谈使用的一个不寻常的直率的字眼。来访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大部分讲话使用“亲切和兄弟般的”这种字眼。
    据信,齐奥塞斯库来这里至少部分原因是要确切阐述他的政策,并且说明罗马尼亚打算走多远。
    西方观察家说,这大概说明了为什么会谈是“坦率的”。
    苏联人明天将为齐奥塞斯库以及他的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齐奥塞斯库及其率领的代表团将于星期六结束他们的正式访问。
    【塔斯社莫斯科九日电】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今天在克里姆林宫继续会谈。
    在兄弟友好、互相谅解和亲切的气氛中进行会谈时,继续就进一步发展苏罗关系、当代国际局势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迫切问题交换意见。


    【本刊讯】美《纽约邮报》三日刊登约瑟夫·克拉夫特的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的交手战》,摘要如下:
    有一些无误的迹象表明,苏联继续进行着争权夺利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久将透出事件的表面。
    主要的派系——并不令人惊奇——代表着两大城市的机构,它们随着前党的领袖赫鲁晓夫从他在乌克兰的老地盘上登上了顶峰。一个是由勃列日涅夫和基里连科领导的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派。
    另一个是由主席团正式委员波德戈尔内、主席团后补委员叶弗列莫夫和书记处书记季托夫领导的哈尔科夫派。
    在这两个相互斗争的派系之间,看来有着广泛的其他派系性的和地区利益的集团的行列。有一个列宁格勒集团,它的根子深深地扎在政府机关之中,它以部长会议
    (主席)柯西金为首。有一个莫斯科集团,同秘密警察和共青团联系在一起,据说由副总理谢列平领导。有一个大概是以苏斯洛夫为首的意识形态集团。还有大批的主要是地方利益集团,它们大概在任何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中都是举足轻重的。
    两派之间最大的分歧看来是围绕着人们熟悉的一个论点:大炮对黄油的问题。
    由波德戈尔内率领的哈尔科夫派看来真正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这个派站在黄油一边。波德戈尔内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在巴库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宣布:「人民的福利」是「最重要的和最主要的因素。」他说,「每年都在创造着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的必要条件。」
    勃列日涅夫和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派站在大炮一边。
    由于勃列日涅夫强调军事,因此看来他同苏联政治中其他大部分政治中心结成了联盟。在教义路线的硬化看来使他同党的理论家苏斯洛夫接近起来。强调警惕性——军队和警察都喜欢用来把人搞在一起的口号——看来通过谢列平同莫斯科和青年组织拉上了关系。
    现在实际上,波德戈尔内集团看来处于被击败的边沿。《真理报》已经谈到「哈尔科夫集团在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和错误。」
    在结果仍待分晓的同时,预料在今后几星期和几个月内将证实勃列日涅夫书记和比较强硬的路线的胜利。但是如果眼前的结果看来是不符合这个国家的和平利益的话,长远的结果却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克里姆林宫中的愈来愈多的争权夺利的斗争逐渐地同美国建立联合和取得一致意见的政治历程相类似了。.


    【法新社巴黎九日电】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今晚乘飞机到达这里,对法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
    在奥利机场上迎接他的是法国总理蓬皮杜和外交部长德姆维尔。陪同西伦凯维兹的有波兰的副外交部长纳希科夫斯基和副外贸部长莫德热夫斯基。
    【德新社巴黎九日电】本周法国发生的第二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仅次于法国总统戴高乐今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是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对法国的官方访问。
    西伦凯维兹在他的五天访问期间将受到戴高乐总统在爱丽舍宫的两次接见,商谈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事宜。
    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的会谈之前,将单独同德姆维尔会谈。
    鉴于东方集团国家的“自由”趋向,此间认为西伦凯维兹的巴黎之行是走向刷新近年来一贯特别密切的法波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
    此外,西伦凯维兹是过去一年中许多访问巴黎的东方集团显要政治家之一。
    据这里的政治观察家们说,在波兰总理访问期间,将缔结具体的协议,将限于文化和经济问题。
    但是政治会谈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预料戴高乐将在会谈期间重申他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的论点。
    【美联社华沙九日电】西伦凯维兹总理到巴黎去作一周正式访问。这是波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西方采取的最重大的外交行动。
    到机场送行的有哥穆尔卡和波兰的全体党政领导人。


    【法新社莫斯科八日电】英国报业老板汤姆森今天同苏联总理柯西金交谈了八十分钟,在交谈中,这位苏联领导人回答了他提出的关于克什米尔和越南的问题。
    这篇谈话将在下星期日发表在汤姆森的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上。除了柯西金在六月份对一位土耳其记者谈过一次话之外,这是一位苏联领导人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之后对一位西方报界代表的第一篇谈话。
    汤姆森今天说,他同苏联总理的交谈是“很好的一次谈话”,他说,他很“高兴”。他还说:“我希望谈的一些话将有助于建立友好关系。”


    【本刊讯】美国《商业周刊》七月三日一期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的电影制片厂窃取好莱坞的场面》,摘要如下:
    俄国的首都有一门实力雄厚的电影工业,这门工业正在不顾电视而日益扩大。制片人正在开始摄制——对他们说来确实是巨型的——“场面富丽的片子”,而且正在试验利润刺激。甚至有人在谈起恢复曾经被嫌弃的明星制来刺激苏联影片的卖座力。
    外国影片专家将主要为了好奇而去看苏联新拍制的根据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改编的电影。这是一部豪华的巨型片:它全长八小时,将分成两集放映。这部影片由邦达丘克导演,有一万五千个角色。《战争与和平》用七十毫米的宽画面胶片来拍摄并且采用苏联的一种新式彩色拍摄法,成本将达一千万美元。
    显然,俄国人之投资这样一笔钱是因为他们认为《战争与和平》在国外将是一部非常畅销的电影。
    如果《战争与和平》赚来了很多外汇的话,这对一部苏联片子来说是不平常的。对西方观众来说,大多数俄国片子都是很沉闷的。
    克里姆林宫认为电影工业在给广大群众灌输思想方面是重要的,因此,全部影片都是由政府摄制、审查和发行的。
    为了吸引观众,克里姆林宫把票价规定得很低,平均每张合两角美元,最高价是五角五分。结果是电影观众在连续三年保持在三十九亿人次上下之后于去年增加到四十一亿人次。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去年摄制了三十五部影片。目前它有十三个配音室和四千职工,其中二百五十人是拿固定薪金的演员。
    但是,甚至更大的变化可能即将发生。今年,莫斯科成立了一家以有限的“利润”为基础来摄制电影的试验性制片厂。这个拍摄电影的班子的收入部分将取决于票房。这个班子只有在一部影片吸引了一千七百万这个衡量标准的观众人数后才能拿到全薪。其目的是要使制片人在生产成本和拍摄计划等方面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有一些人要在苏联制片场里增加点魅力。三十年代的明星伊伦娜·库兹明娜最近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取消的苏联明星制度使苏联电影一直很沉闷。她问道,“一部电影的成功的确取决于演员,我们为什么不特地为一些演员写作一些电影脚本呢?”


    【本刊讯】苏联《消息报》八月十日发表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大约两个月前,《消息报》刊登了俄罗斯联邦社会治安部长季库诺夫写的一篇题为《不给“黑面具”签证》的文章(见六月八日本刊三版——本刊注)。它引起了全国各地读者纷纷的反应。从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在工人集体里、庭院里、家庭里进行了讨论,引起了人们的沉思和争论。
    我们记得,文章作者提出了关于某些外国影片对少年的恶劣影响问题。他援引了一些令人信服的例子,说明以形形色色的骗子和强盗为主人公的“强盗”影片的恶劣影响。
    大多数读者支持文章作者的这一意见:必须坚决保护青年不受这样的影片的影响,必须对购买道德上有可疑的内容的外国影片采取严加选择的态度。
    许多人强调指出这样一种情况:电影发行部门的工作人员首先关心的是售票额,也即是赢利的方面,而完全忘记了电影的教育意义。因此,在银幕上大量涌现出外国的有着诱人名称的“很卖座的影片”。这点使读者感到惊奇、担忧和愤慨。
    乌拉尔兹拉托乌斯特市的一位教师泽尔诺夫写道,季库诺夫同志只谈到“强盗”影片对某一部分青年的有害影响。但是,描绘各种低级趣味,宣传渴望发横财或远离我们的理想的“美好生活”的影片,它们也是同样有害的。我们的电影业有时生产出这样的影片,它们的教育意义,客气地说,是不能满足愿望的。报刊上对《母亲和继母》,《你在哪里,我的祖利菲娅》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影片的批评是公正的。
    加利奇市的洛巴诺夫同志对电影发行部门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正当的责难。他写道:“离首都越远,城市和居住区越少,拙劣的影片被挑选到电影院和俱乐部的银幕上放映的就越多。”
    列宁格勒的马夫里娜同志写道:“必须发行好的苏联影片来抵制外国恶劣的影片。必须对青年进行革命和卫国战争的光荣传统的教育,进行建设共产主义的劳动英雄精神的教育。”
    但是,我们的职业电影批评家们几乎没有提到季库诺夫在文章中称为对青年的恶劣榜样的影片,批评家认为这种影片是“在艺术范围之外”,因此不值得提。
    至于季库诺夫一文中所列举的证明有些少年受了“强盗”影片的影响、干出了反社会的行为甚至犯罪行为的事实,许多读者完全同意文章作者的忧虑,主张必须对每一件甚至细小的违法的事件表现出不容忍的态度,必须记住,这会造成什么结果。许多人提出提高个人对一切行动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的责任感问题。
    从发表季库诺夫同志的文章以来,已有两个月了,但是,遗憾的是,编辑部没有收到国家电影业委员会、教育科学院、共青团组织和少先队组织的任何反应。而我们是很希望这些单位能首先对文中涉及到的问题作出反应,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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