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6日参考消息 第3版

    【本刊讯】英《卫报》二日刊登佐尔扎的一篇评论,题为《共产党世界:阶级斗争笼罩着俄国》,全文如下:
    新形式的阶级斗争的阴影正笼罩着苏联。批评苏维埃制度的人经常断言的那种新的特权阶级的出现——终于在俄国开始得到承认。
    由于这个新阶级能够父传子、子传孙地永远传下去,并把非特权阶级拒之门外,就有可能造成政治上的紧张,到头来造成社会结构的变形。大概是由于担心发生这种情况以及可能随之而产生的政治动荡,苏联领导人才让人们去研究和讨论这种新趋势。
    在过去一两年中,苏联报刊上已经有迹象说明新西伯利亚大学的一批社会科学家正在进行这种研究工作。他们不时公布一些研究结果,而这些结果只暗示了他们收集到了大量材料和他们的结论所具有的政治敏感性。他们的研究的更为重要的结果却没有什么希望将公诸于世。
    以研究就业情况为名发表在莫斯科《哲学问题》上的一些材料头一次提供了有关这个新阶级的可靠材料。
    这家杂志发表的统计数字中最重要的部分说明,苏联城市的“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行政管理人员、党的干部和国家官员——家庭可以为他们的后代取得的机会比已经是非特权阶级集团的家庭要大得无法比拟。
    城市知识分子的子女有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在完成中等教育以前表示希望继续深造,而百分之八十二的人如愿以偿了。同最低的经济—社会阶层、农业工人对照起来看是很说明问题的——他们的子女中有百分之七十六的人希望继续就学,但是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如愿以偿。
    从对新西伯利亚州(人口两百多万)的情况进行透彻研究得出的这些数字,已使作者担心:由于战后膨胀所造成的今后几年离开学校的人数的大增,也许会更进一步地增加富有阶级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而同时减少不那么富裕的家庭的子女的机会。在这背后明显地潜伏着这种担心:特权阶级将变得更有特权,而无权的人可以得到的出头的机会却相应地减少了。
    当新西伯利亚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舒布金先生二月份在党的杂志《共产党人》上首先发出警报时,他所能做的只是暗示这个即将出现的威胁的性质。但与此同时,他利用这次机会向国家领导用它所能懂得的那种政治语言发出了这个警告。
    《共产党人》是各级党干部的必读物。这些干部所受的教育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阶级差别要看他们拥有的财产而定,而在生产手段已为国家拥有的苏联,这种差别是“非对抗性的”。
    现在舒布金出来警告他们说,“为了对社会实行科学管理,非常重要的是不仅考虑到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考虑到,在各阶级内部还有某些集团。这些集团之间的区别不是取决于生产手段所有制的形式,而是取决于职业、工作资格、教育、收入多少这样一些因素。”
    他在《共产党人》上警告他们说,如果不研究社会结构,就不能有顺利的“管理”——他的意思是指“政府”
    ——而在《哲学问题》上,他现在又勾划出了新阶级和他们之间将来的斗争。
    粗略归纳起来,个人之间的新的阶级区别起源于教育程度的不同,新的阶级斗争是富有者和贫穷者在他们子女教育问题上展开的。
    强有力的统计材料是:农业工人的子女只有百分之十在离开学校之后希望继续工作,而事实上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得不去工作;而城市知识分子的子女有百分之二在离校时希望就业,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不得不就业。在这两个极端中间,受教育的机会是逐步下降的,城市知识分子的子女有百分之八十二能够继续升学,工业工人、农村知识分子、运输工人的子女的就学比例逐步减少,最后是农业工人的子女有百分之十可以升学。
    虽然作者“断然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这些统计数字,但是他坚持“有理由认为,不同社会集团的生活道路目前大有不同”。多年以来苏联的国内外宣传就不断重复一个论据说,决定一个儿童的出头机会的,只有才能,企图这样来造成一幅社会安宁的印象。甚至苏联公民、更不用说多数外国人了,整个说来都接受这一论据:这样的出头取决于一个儿童在学校中以及在进一步的学习中的成绩如何。舒布金粉碎了这种过份简单化的提法。
    苏联的十年制学校——初级教育和中等教育机构——被说成是主要的社会平等的机构。但是新西伯利亚的统计材料证明,在一九四七年入学的儿童,只有百分之十三念完了十年。这一代是在大战前夕出生的。在一九五三年入学的战时出生的一代中,有百分之二十受到了中等教育。
    作者最后说,原来入学的儿童较多,这就限制了儿童受完中等教育的机会,他警告说,除非及时采取“特别措施”,否则,由于即将到达学龄的儿童增加,受完中等教育的儿童比例将更小。他又说,“应当特别强调”,这“可能引起升入高等教育机关的工农子女比例下降”。他认为这是由于这一社会集团的子女的“不同”背景,背景不同“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同”。
    他在一个必须被看作最终是对政治当局提出的警告中说,“不容许”忽视社会因素在决定这些机会方面产生的影响。城市青年的机会“要好得多”。城市的教育水平比乡村高。同时,他表明,父母教育程度较高对于儿童前途“有严重影响”。但是从政治上来说,最重要的也许是他的这句话:“物质”和生活条件“大大”影响了教育机会,事实上,这就是说要看父母有钱还是无钱。差别显著
    他最后说,“由于这一切”,修完中学课程的一批学生也就是进入一年级的一批学生,而这批学生同大学生之间的社会地位的差别“甚至更大”,因为出身工农家庭的子女在入学考试时不那么出色。他是这样来阐述这种两端论的:“鉴于家庭的物质状况、父母教育、居住、地点、教育网的范围、教学水平等各有不同,能力相同而准备水平不同的青年,事实上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同。”
    这种唱起来很响亮的老调子在西方经常听到,而在苏联却像遥远的雷声。舒布金已经提出警告:在今后几年,重要的是防止“工农子女、特别是农村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减少”,适龄学生增加对大学的压力也增加,而大学的数目仍不变,因此也许会使农村青年的机会“减少”。压力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选民一定会坚持,争取他们支持的党派必须增加大学的数目来满足业已增长的需求。在苏联,由于共产党专权,目前无法通过政治手段施加这种压力。
    但是《哲学问题》上的这篇文章是第一个迹象表明存在着这样的压力,随着苏联政治演变的发展,二十世纪的阶级斗争观点肯定会取代马克思在一百年以前阐述的过时的社会斗争观念——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情况已经如此。
    (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注)


    【美联社莫斯科二日电】(记者:布莱德歇)莫斯科的咖啡馆得到通知,出售商品要灵活些,不要拿出一些遥远的计划者所命令的那些食物。
    苏联首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咖啡馆和其他类型的食品店的工作将以它们获得的利润,而不是以完成集中得很紧的计划的程度来衡量。
    苏联政府也宣布,四个食品工厂将开始生产商店认为它们能卖出的东西,而不是中央计划者认为可以卖出的东西。
    经济刊物最近宣布的这些消息是扩大了苏联的利润试验,把这一试验从消费品和工业产品方面扩大到了食品工业。
    自星期四开始,莫斯科、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的一些地区以及俄罗斯联邦一些地区的大饭店、咖啡馆、小吃部以及类似的饭店都根据新办法营业。
    上星期六《经济报》上宣布的消息暗示,这涉及到指定地区里的一切饭店。
    现在不以一系列的复杂指数来衡量它们的工作,而以营业额和利润来衡量。
    工薪将由经理规定,而不由中央政府规定。这家报纸说,这样以来,售货员将试验提供更好地服务。
    另一家报纸《苏维埃贸易报》说,国民经济委员会已经同意四家工厂从十月一日开始从接受中央计划改为根据商店的定货进行生产。
    这四家工厂是莫斯科的两家糕点厂,基辅的一家糕点厂和列宁格勒一家肉类包装厂。
    将允许工厂的经理根据总的指导方针确定他们的生产计划。如果完成了定额,将允许他们从利润中提取百分之四十作为奖金。
    这四家工厂实际上将继续执行莫斯科和高尔基城两家被服厂所执行的同样制度。这两家工厂去年首先成了试验利别尔曼主张的对象。
    它们生产出了受人欢迎的产品,它们取得的成就促使政府扩大了这种试验。
    今年,四百家轻工业工厂也开始直接从商店接受生产消费品的定货。


    【合众国际社多瑙伊法罗什四日电】卡达尔今天说,他辞去总理职务是因为他“希望改进党和政府的领导工作”。
    卡达尔在这里的讲话是自从上星期一宣布党和政府的人事更动以来的头一篇讲话。
    卡达尔说,匈牙利要“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和进行更广泛的合作。”
    卡达尔指出,匈牙利同奥地利、法国和英国的关系最近已有改善。
    他说,匈牙利同这三国对于“维护和平”有着共同的利益。
    【美联社布达佩斯四日电】卡达尔星期日说,他最近辞去总理职务这件事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权的开明政策。
    卡达尔向多瑙伊法罗什的数千名炼钢工人发表讲话时还说,“我被解除职务是得到我自己的赞同的”。
    他说,这次改组的目的是要“提高党和政府的工作效率”。
    他说:“我们的国内外政策没有改变”。
    除了上述这些话之外,卡达尔对于这次改组没有再说什么。而他却谈到了国际问题以及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争吵。
    他说:“必须通过讨论消除分歧……分歧必须服从于在面临帝国主义对越南的进攻情况下的行动一致的需要”。他说这番话时没有指名提到共产党中国。
    卡达尔说,越南战争的唯一解决办法是美国“停止轰炸北越和同意南越解放阵线作为谈判的一方”。他这番话看来是附和苏联的政策。
    他说:“从此开始就能取得进展”。
    他在考虑到匈牙利同苏联的联盟的时候说,他的国家希望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和增加同西方的合作。但是,西方必须认识到,“匈牙利一向而且永远会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前进”。
    这番话看来是针对西方的这种想法的,即:认为增加同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必定会削弱莫斯科对东欧的控制。
    卡达尔对本·贝拉的命运表示关切,“对我们说来,他是革命的阿尔及利亚的化身”。
    【路透社维也纳四日电】据匈通社报道,卡达尔说,匈牙利同西欧国家有各种共同利益,包括维护和平在内。
    卡达尔在谈到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被推翻一事时说:“匈牙利的公众舆论带着一定忧虑的心情注视着那里的事态,因为要说出倒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不总是容易的”。他又说,人们担心本·贝拉的命运。


    【美新处华盛顿三日电】国务卿腊斯克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在星期六的会谈中进行了国务院发言人所说的“一般性的讨论”。
    【美联社华盛顿三日电】据了解,美国和苏联在越南问题上的分歧是这次在腊斯克办公室举行的长时间会谈中的主要题目。


    【路透社联合国六月三十日电】联合国的一位发言人今天宣布,苏联和乌克兰对联合国的正规预算已经提供了将近五百万美元。
    他说,俄国的这种付款同英国、加拿大和北欧四国的为了帮助解决联合国的财政危机而自愿捐款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他说,苏联和乌克兰是预付一丸六五年预算款项,这是响应去年联大通过的要求大家及早付款以帮助解决财政危机的决议。


    【德新社安卡拉一日电】今天这里发表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在接见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建议,西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同时解散。
    柯西金是在六月二十五日接见土耳其政治杂志《路线》周刊的出版者迈廷.托克尔时说这番话的。
    苏联总理表示希望签订像列宁同凯末尔在一九二五年签订的那样一个苏土互不侵犯条约。
    柯西金说:这样一个条约不是针对任何人的。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二日电】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塞坚科今晨到财政统筹部长苏马诺的办公室去拜会他。
    这是一次礼节性访问。然而在访问中,他们讨论了两国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关于苏联援助印度尼西亚修建工程的计划的执行。
    会谈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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