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台湾《征信新闻》五月六日报道：
台湾省医师公会理事长、名眼科医师吴基福博士说，由于国民学校恶性补习所造成的学童近视恶果，已使戴眼镜的学童增加计百分之五十一，他呼吁应制定“儿童保护法”，以取缔戕害儿童身心健康之恶性补习。
吴基福博士指出，以前近视较严重的日本近年来已渐减到百分之十五左右，而本省儿童的近视却升高到百分之五十一的最高比率。
他说：这无疑是恶性补习造成的严重恶果，如果教育当局对近视的灾害，再不能切实的加以防止，他认为当年林则徐对鸦片的看法，将成为今日恶性补习同样的后果，因为近视对于一个人之工作力，及国防的战斗力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
吴基福说，他是一个眼科医师，对此一问题的严重性最清楚，因此他在最近曾透过红十字会在高雄最有名的××国民学校作了一项调查测验，以让社会人士了解我们的国校学童近视因恶性补习而严重到什么程度。
他说：在推行这项计划时，所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多数校长深恐此一结果宣布，影响其“良好校誉”，因而“讳疾忌医”，尽量避免，最后终在××国校与红十字会密切合作下，而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强调说，这所国校的严重情况，只是全省数百国校的代表而已。
吴博士说，此一检查结果，暴露学童所遭受恶性补习的毒害无遗。
吴博士沉痛的说：学童一进入五、六年级，功课负担是世所罕见，学校功课九节，加上晚上恶性补习二节，一天一共十一节之功课，负荷在身心脆弱之学童身上，因此近视率即有惊人之增加。他说五年级男生近视为百分之二十·八，女生百分之二十三，六年级男学生近视为百分之四十五，而女生竟高达百分之五十一·二，在短短一年之间，近视率竟超过两倍。
吴博士指出，“学校近视”，多由于教室光线不够，功课负担过重，文字太小等原因而引起使儿童之读书姿势过于接近书本，及儿童之营养与体质也有很大的关系。
吴博士认为本省学童之近视罹患率是非常可惊的，而且多为后天性的。
吴基福指出：由于××国校教室之交线不够，学童为了辨识文字，就不得不曲背伏首，挨近书本，这就是近视发生的原因。
至于所谓恶性补习，其状况就更残酷了，吴博士认为简置像一间伪造纸币的地下工厂，学童参加学校补习后，又仓皇参加老师的私设补习班。教室多属日本式家屋，多为六到八席小房间，房中只有一支六十支的普通电灯，窗门关闭，学童坐在榻榻米上听课，室内昏暗，空气又污浊，学童因不能时常端着书簿，不得不弯背低头，使两眼接近书面，这简直是一座近视制造工厂。
【法新社台北三月二十二日电】据台北市“政府”今天发表的统计数字，台北小学校的学生，百分之六十八都患有疾病。
统计数字表示，患病学生的百分比一年比一年增高。一九六二年为百分之六十四，六三年为六十五；六四年增为百分之六十八。（原载香港《大公报》）
【本刊讯】香港《明报》从五月二十二日起以《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联》为题连续译载日本《朝日新闻》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发表的该报前驻苏记者久芳写的文章，摘要如下：
仅十余年的赫鲁晓夫时代戏剧化的落幕之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政权接着上台。勃柯时代的苏联，仍站在赫鲁晓夫政策的基础之上，修正其失败和缺点，出现了大步、坚实的发展赫鲁晓夫路线的集体领导。
兹将最近在苏联所见所感作一介绍。
去年十月十六日早晨，当宣布赫鲁晓夫解职之际，莫斯科市民表情的紧张，我至今仍不能忘记。
对此突然的宣布多有这样不安，对赫鲁晓夫的突然打击是否明天会轮到自己头上呢？即使不到那种程度，从此怎么办呢，向哪个方向发展呢？政变是否会就此结束，生活将怎样呢？
赫鲁晓夫的一人政治，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东欧诸国曾有这样的想法：“割掉赫鲁晓夫的苏联，变成了无头的牛。”
西方国家多数则认为：“新政府不过只是反赫联合阵线临时政权。”一连串的惠民措施
三月间当放射了双人太空船之后，接着是苏共举行中央委员会议，会议之后政府宣布大事改革征购集体农场谷物制度，减免农村的税金，扩充恤金养老金制度；最近一部工业品及食物又实行减价，这些措施对新政府的巩固显然发生了大效果。“卖的仍是旧货”
新政府对外“与西方和平共存”，内政则“提高生活水准”，毫无疑问的，和赫鲁晓夫卖同样的货物。勃柯政权所以能得民众的信任，正因为他们坚决继续卖这些货物。一出讽赫的戏剧对赫鲁晓夫的批评，现在正向民间广为流传。四月里莫斯科“耶司脱拉达”剧院上演“到处使用魔术”一出讽刺剧，我曾去欣赏。
列宁格勒著名影星阿耳卡治·莱以金，带着假发扮一集体农场的老主席，在宴会上大放厥词：“诸位，我们有极佳的展望，有计划，有数字。不是很美好的事吗？请为数字而干杯。可是，我们集体农场的计划虽然很好，肉太少了，鸡蛋也太少了；况且粮食也不行。所以我从早晨空着肚子，还没有吃东西……”这段话引致满场观众捧腹大笑。他搂住牛的头说：“党已有了决定，我再以个人的名义请你再多产点牛奶吧！”结果那只牛只是鸣鸣的叫，于是疲惫了的农场主席，在农场会议的一致决议下退职了。苏人追求享乐
满座的演奏会上，穿着讲究大礼服的乐队指挥，扬起右手问道：“一九六五年，莫斯科的曲调是甚么？”乐队立刻一齐学了一声猫叫，演奏遂即开始，由热闹的喇叭和鼓伴奏着，女歌手唱起“黑猫”的流行歌。歌词完全无特殊意义，调子却极有趣。这个演奏节目在莫斯科从二月一直演到现在，将来还准备到列宁格勒和基辅等地上演。主妇们到商店大买“黑猫”的唱片，有一个时间，工厂造多少都好像不够卖似的。
除此之外畅销的唱片，都是纯趣味性的，如：《最爱你》、《在我的身边》等。去年起，爵士乐及软性流行歌的唱片也大为流行。市民们再不需要特别收听美国之音的音乐节目了。
今日莫斯科每晚到了七点钟，青年男子多涌进有乐队的大餐馆吃喝跳舞，而乐队演奏的曲子不止有美、德、法、意、土耳其各国的歌曲，并且还有日本歌曲。
从政治理论中拔出脚来，明朗的享乐，追求人所需要的欲望，这种气氛在影剧界也有敏感的反映。最近苏联的电影可见到一种革命性的改变。
电影题材从政治宣传的战争和革命解脱出来，转向了古典文学的纯粹爱情悲剧及民族诗情。例如普希金的《风雪》，库普林的《石榴石的手镯》等。以彩色片映出来的美丽的俄国景物，男女主角悲婉的爱情，使许多观众感泣。消费品大有改善
在新政权下的莫斯科市民生活，焕然明朗起来，这与衣食条件的改善有密切关系。最近在莫斯科街上见到的妇女儿童的服饰，较前显然的华丽了、鲜明了和丰富了。
在两三年前一双尼龙丝袜要五卢布，近来只要一半的价钱，并且质料也好多了。今春起在莫斯科大酒店二楼的化妆品商店里，法国造的香水口红大量出现。
新政府一句被欢迎的标语：“供应丰富的消费品，先使女人和小孩漂亮起来”，男人对此也并无异议。
我于六三年二月初携带家眷到莫斯科上任，生活上最大的困难是买不到青菜和水果。那时候大家都说：“在莫斯科冬天吃鲜菜是一种奢侈。”那时候想买点桔子吃，坐车到各处果店去找，只能找到柠檬及若干干果；第二天早晨到中央市场去看，远从各地以飞机运到的集体农场的蔬菜，一条黄瓜卖一卢布，蕃薯一公斤要十二卢布，贵得使人咋舌。与当时的情形比较，去年冬天在吃的生活来说，起了极大变化。
保加利亚的冷藏蔬菜，古巴的香蕉，以色列和希腊的桔子，印度的芒果等应有尽有；这是和亚非国家发展贸易的结果；使市民们能够以便宜的价钱，享受异国的珍味。
勃柯政权所以被苏联人民所接受，最大的理由是实现了赫鲁晓夫“提高消费生活”的诺言；同时在对社会秩序无重大影响之下，不过问人民追求享乐的生活。勃列日涅夫及柯西金二人，虽然政治声望都还不够，但是苏联人民相信，如果新政权继续下去，他们的生活可能将会更丰富，更有乐趣；即使没有那么好，起码不会发生战争。
（文内小标题是《明报》上原有的——本刊注）
【本刊讯】台湾《征信新闻》四月二十五日刊载一条记者发自阳明山的报道，摘载如下：
北投私立育英中学一百余位住校寄宿的男女学生，为校方办理伙食太差，甚至每餐都无法吃饱，因此于二十三日集体绝食以示抗议，该批住校学生迄昨日仍然继续不吃学校的饭，但校方为图平息此一事件，曾体罚初中部学生十一人，并且开除二名高二学生以示阻吓，现在学生由于校方以开除来威吓，表示十分愤慨，希望校方以他们刚在发育的身体为重，借此能对他们的伙食加以改善。
这所中学，是由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创办，该校寄宿男女学生一百余人，于二十三日中午，为了校方所办伙食太差，七十几位男生突然集体绝食，此一事件，引起校方注意，在当天下午立即追查学生中何人在煽动绝食，并且将该校初中部十一名学生找去查问，每人并挨了四下手心，但由于校方对学生们为伙食太差而引起的抗议，不但不虚心设法改善，反而以体罚手段企图压制学生。事态延至当日下午，更引起全校学生的愤慨，至二十三日晚饭时，连该校二十五名寄宿的女生，亦起而响应，与男生一起绝食，一直延至二十四日早餐，学生们怀着辘辘饥肠，走到饭厅，企望早餐或者已有所改善，但他们进入饭厅之后，所发现的仍然是每人只有七、八粒的花生米时，全体学生都带着失望的心，默默地从饭厅退了出来，其中有几位学生领了馒头带了出来，再一个个地塞到饭厅大门的门缝里，但学生们这两天三餐的绝食，并没有引起校方的同情，反于昨天上午决定将该校高二乙班男生才立大和何谓根二人予以开除处分，由于校方此一行动，学生之中，有的虽已就范于昨天中午恢复进餐，但大部分仍然继续绝食。
昨晚当记者驱车至该校查询此一事件时，据一部分留在学校的学生谈，他们绝食抗议，实在是抑存在心中已不至一天了，因为校方给他们的伙食，从来没有一餐能够吃饱，几学期以来，他们每月的伙食费是二百七十元，但每餐所吃的菜，早餐只有一小碟花生米，一桌六个人分下来，每人只有六粒到八粒，这叫他们怎么吃得饱饭。谈到中晚餐，几乎是每天清菜烧豆腐，二片菜叶的油水汤，有时候虽然侥幸能在菜中发现有肉，但一看结果还是一小块的猪油渣。
可是等到上月十五日，校方为了蔬菜等不断涨价，要学生们增加伙食费为每月三百元，可是自十五日以来，钱是加了，菜不但不见改善，有时候还比以前更差，因此在二十三日早餐时引起了同学们的愤怒，以致演成绝食。
【泛亚社台北四月二十九日电】民营之台北《公论报》今日刊载一则日人以台湾儿童“当动物试验”之惊人消息。据该报称：最近外传有人使用二十四万人份真伪参半的“日本脑炎疫苗”以及部份业已过期失效的“小儿麻痹疫苗”在全省各地免费供给幼儿注射或服食，由于关系全国下一代的健康，业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切和重视。
透露这项消息的是省卫生处业已去职的官员陆某。
据说陆某于二十八日通过谢贵燕名义正式出面向卫生机构提出质询，并限于三日内提出公开答复。
《公论报》记者于二十八日曾亲访谢贵燕，始获悉谢为女性，曾在基隆检疫所工作，对该项疫苗的来龙去脉及个中情形，均知之甚详。
根据谢女士表示：新竹、苗栗、桃园、台北等四县所实施的小儿脑炎预防注射，系代日本商人作“日本脑炎疫苗”，“对照群”之人体试验，以真伪参半的二十四万人份疫苗，“把我们的幼童当作医学上试验小动物之代用品。”
谢贵燕并且指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全省各地所使用的“小儿麻痹疫苗”，有一部分是过期失效的。（摘载自四月三十日的香港《新报》
——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