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29日参考消息 第3版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七日电】苏共今天重新呼吁中国同共产主义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尤其是在像越南危机这样的危急问题上。
    《真理报》刊登的一长篇署名文章告诉中国:“加强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共产党人的国际行动一致对整个革命运动具有特别的迫切性的方面”。
    虽然在这篇三千三百字的文章中没有一次提到中国,但是此间毫不怀疑,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着北京领导人的。
    这篇为纪念列宁所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四十五周年而写的文章没有使用刺耳的言词形容中国的政策。
    关于美国在越南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活动,《真理报》说,“十分明显,帝国主义将来会竭力增加它对革命运动的压力,利用革命运动队伍内部的分歧这个事实。
    “当然,在这些情况下,那些回避为一致而斗争、不去寻找达到一致的途径的人,要对所有国家的劳动者承担极其严重的责任”。
    【美联社莫斯科二十七日电】苏联星期四暗示,共产党中国正在唆使在越南问题上进行一场世界战争作为统一分裂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途径。
    《真理报》写道,“如果认为只有世界战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那是错误的”。这是这家报纸在最近几周内对中国政策进行最尖锐攻击中的一次。
    观察家们说,这篇文章似乎表达了苏联人对于北京在和平解决越南危机的努力方面采取阻挠性策略感到恼火。
    由谢瓦斯佳诺夫写的《真理报》刊登的这篇文章还指责中国人拒绝在莫斯科发起的把外国的左派分子和全世界的非共产党人士组成“统一战线”的新运动中进行合作。
    《真理报》说,“如果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参加广泛的反帝联盟看作是某种‘溶解’,是丧失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似乎是向致命的和解道路过渡,这是十分错误的”。
    这篇文章没有提到中国人的名字,它指责北京领导人歪曲共产主义理论来适合它自己的目的。
    【法新社莫斯科二十七日电】《真理报》今天要求人民中国(没有直接提到它的名字)同意一个共产党国家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采取联合行动的纲领。但是它没有阐述这个纲领将是什么样的。
    这家党报在这篇长达四千字的文章中实际上是说:“我们的想法尽可不同,但要一起行动。”
    自从在越南进行了逐级上升的战争以来,《真理报》第一次含蓄地证实:在面临美国在越南进行“侵略”的情况下,俄国人和中国人的分歧不仅限于意识形态领域,而且扩大到策略方面。
    西方观察家认为这篇文章有这样一些暗示:
    一、暗示曾试图在越南问题上给莫斯科和北京一个共同纲领,但没有获得成功。
    二、部分地证实了下述消息,即:在共产党集团中可能为了讨论在越南冲突逐级上升的情况下采取一致行动的周题举行了双边或多边接触。
    三、证明苏联为了取得策略上的和具体的一致,将自愿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条件下牺牲意识形态上的一致。
    但是,观察家指出,这篇文章没有暗示共产党国家除了已经给予的“援助和声援”之外,可能采取什么实际的措施来帮助北越。


    【南通社维也纳二十七日电】奥地利共产党主席柯普勒尼希今天在十个外国代表团的出席下,在维也纳宣布了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开幕。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弗朗茨·穆赫里作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穆赫里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主要任务之一是建立新的政治和思想统一。报告中强调需要恢复领导的活力,还需要采用新的领导方式和需要加强监督。
    报告强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主要口号,即共产党人进入议会,没有实现。党员和积极的成员的人数下降了,在主要工人中心和其他地方的市政委员会中失去了阵地。
    报告中强调奥地利共产党随时准备对建立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作出贡献。可是,报告着重指出,任何一党没有资格在某个其他党内制造派别。在这方面,穆赫里说,在这两次代表大会期间,在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支持下,在奥地利建立了一个极端派。中央委员会说明,参加这样的集团是与奥地利共产党党员资格不相容的。
    穆赫里在讲到党的领导作用时说,党以国家的民族和历史条件为方向,转向社会主义,在其中,革命领导将不仅通过共产党来实现,而且要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间建立行动一致的基础上,在好几个党的一种联合行动的基础上。报告认为,共产党人的作用不会缩小,恰正相反,它将需要存在一个强大的党。
    报告中强调,争取保持国有化部分的行动和反法西斯行动以及争取和平的斗争表明,在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之间实行联合行动是可能的。
    【南通社维也纳二十六日电】参加在这里开幕的代表大会的将有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匈牙利、两个德国、瑞士、法国和苏联的党代表团。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七日电】(记者:夏皮罗)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消息报》不久将有一个新的主编。
    接替阿朱别伊的现任主编斯捷帕科夫将重新担任他以前的职务——中央委员会农业思想工作部长。
    据悉,斯捷帕科夫的任命本来就具有临时性,因为在赫鲁晓夫十月十五日下台时阿朱别伊被突然解除了职务。
    这些人士说,两名最可能接替斯捷帕科夫的候选人是前文化部长、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尼古拉·米哈伊洛夫和苏联新闻工作者协会莫斯科分会会长弗拉基米尔·苏鲍京。
    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报纸(发行量为八百万份)的主编的更换是同共产党提出的要新闻报道准确、平衡和客观的新的要求一致的。中央委员会的月刊《党的生活》的主编布加耶夫今天说,“我们的报纸经常出现一些轻率的报道的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据布加耶夫说:“过去曾经利用一些孤立的、人为的事件来进行轻率的报道,引起喧闹和把这种事件说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耻的事情”。
    这位作者对赫鲁晓夫和阿朱别伊进行了明显的攻击,他列举了几年前大事宣传的例子,当时前总理强使全国种玉米作为补救落后的粮食生产的万灵药。
    他要求“发表精确的消息——不管这些消息是否令人愉快——并且客观地解释造成缺点的情况”。


    【本刊讯】英《卫报》二十一日刊登了佐尔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俄国人很快就要对选举进行改革吗?选民可以挑选候选人》,摘要如下:
    在明年的选举中,苏联选民将第一次挑选候选人,这是十分可能的。《苏维埃国家与法》暗示,类似这样的事将是适宜的。
    这家法学刊物的主编列帕什金写的这篇文章以很长的篇幅谈到了苏联政治科学的发展,文章只是比较简短地提到选举改革。他写道:“有必要考虑一下对现行的选举程序作某些改进以使选民有可能更充分地和更好地进行挑选。”
    他指出,“如所周知”——按照苏联的说法,这通常意味着人们不知道,但是应当知道——候选人的数目是不受“法律的限制的”。他又说,尽管如此,选举的程序已发展成选票上只有一个名字了。
    该刊物收到的“许多文章和建议”提出了在选票上“不是有一个而是有几个候选人”的名字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是对苏联民主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问题。然而,这种刊物的主编通常是表达官方党的观点的,而不是表达他自己的观点的。苏联报纸上的其他迹象还表明,这一倡议是来自党的领导。
    因此,《共产党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列举的交给国家和法学研究所的“负责的任务”中有一项是“探索进一步发展苏联选举制度的新形式。”只有这种国家的最高政治当局才能作出应当认真开始这方面的工作的根本决定。
    《共产党人》上的文章还清楚地表明,这一改革将影响到最高苏维埃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影响到其委员的选举。文章又说:“将来高级的代表机关比较注意决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问题,看来是合适的。
    虽然认为这种双管齐下的议会改革有使苏联变成西方式民主的危险的看法是荒唐可笑的,但是,要是低估其潜在的重要性,那是不负责任的。这不是自斯大林逝世后人们在苏联时常看到的那种放空炮的事情。这是对苏联政治制度进行计划很广的改革的一部分,苏联报纸最近对此改革已透露出许多迹象。
    改革的基础是政治科学的发展,这种政治科学愈来愈被承认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无关的教条——如果不是正式独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的话——分开的。在苏联最高级中,有些人,包括党中央的官员在内认为,苏联制度已成熟了,现在是取消对自由增长的限制的时候了,如果这个国家要在现代政治世界中占有其地位的话,极权主义必须让位给真正的政治。
    有时苏联官员会私下里对有同情心的外国人说这么多,但是他们当中很少人能肯定将要出现的事物会是怎么个样子,即使他们知道他们要走的总的方向。但是苏联报纸上的讨论表明,同它人有关的问题是多么的根本,改革运动又是多么深地达到政治领导的中心。
    因此,《真理报》上发表的建议取消对政治科学的禁令的第一篇文章是由党中央委员会里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布尔拉茨基写的。《共产党人》上提到需要进行“议会”改革的一篇文章是由国家和法学研究所所长写的。
    中央委员会的另一位官员鲍文在《红星报》上比他的任何同僚走得更远,他实际上是建议,的确应该有一种比赫鲁晓夫事件中所使用的选择和撤换苏联领导人的更加合理和政治上更加成熟的方法。
    他建议依靠集体领导和选择领导人的“科学的”方法,来保证由妥当的人作出妥当的决定。他说,这意味着“创造一套制度,保证提升有天才和能干的人,同时又能及时撤换那些不称职的人”。他又说,这套制度“必须包括群众对领导人的活动进行真正民主的监督……以及选举和撤换官员的可能性”。
    某些东欧国家最近几年在“议会”选举中试验了限制性的各种选举方式,但是并没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即:国家最高领导人应当各别地对人民负责,并且由他们选举。
    东欧的试验和苏联对新的政治形式的探索之间的差别是:只有俄国有权改变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内容,如果它愿意这样做的话。它的邻国,即使不再是卫星国的话,仍然受到很多限制。
    政治思想的发展在俄国进行得多么迅速这一点可以从莫斯科《哲学问题》最近一期上的一篇文章中看出来。
    当我在一月里第一次提请注意政治科学中新倾向的重要性时,我援引了《哲学问题》上一篇文章中的话,这篇文章暗示苏联人民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持某些稍微不同的看法是可以容许的,同时却坚持“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的概念。我那时写道,这家杂志怎么能承认存在这样的分歧,而又保持关于一致的虚构说法,这必定仍然是个谜。但是这一点现在已由一篇社论解决了,这篇社论使这些初步的试验性的摸索——这些在一篇书评中被掩盖了起来——变成响亮地肯定这种新自由。
    它说,意识形态的一致“并不排除在看法上、估价上和对解决复杂的理论问题的态度上有分歧。对于原则的看法的一致并不意味着看法完全一致”。这一段话和这篇文章的整个意思表明,这是要运用于政治和哲学上的——在苏联它们确实是同义词。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七日电】(记者:夏皮罗)苏联人士今天说,克里姆林宫仍然努力要使中苏争端保持静默,它将不理睬共产党中国最近的攻击。
    北京《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批评苏联对印度的援助,认为俄国新领导人可能遇到同赫鲁晓夫一样的命运。
    在中国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真理报》今天恰巧也发表了一篇评论,建议俄国和中国同意在它们的根本的争论问题上保持不同意见,而就对付越南冲突的短期措施取得一致意见。
    《真理报》表明,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真正和平必须建立在接受和平共处为“总路线”这个基础上。
    该报说:“但是不应当无视当前情况,一致行动具有特别紧迫性。”这指的是越南问题。
    同最近许多关于中苏冲突的文章不一样,《真理报》的评论没有指名提到中国。
    中国和俄国在越南问题上未能形成共同路线。当中国指责莫斯科在对河内的援助方面表现吝啬时,莫斯科回答说,它要送去援助。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七日电】俄国今天要求共产党中国媾和以便在越南形成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真理报》还敦促达成长远的共产主义团结,但是这只能根据俄国的条件——接受和平共处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虽然文章中既没有提到中国也没有提到越南,但是西方观察家们说,共产党人今天面临的“极其迫切的”问题是越南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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