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纽约时报杂志》四月四日一期刊载洛温赛尔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改变政策》，摘要如下：
苏联对外政策是不是真的仍在继续赫鲁晓夫时期的同样路线？去年十月这个过于自信和顽固的领导人突然被推翻时，西方不少的人担心：他的继任人会不会采取北京的好斗的反西方战略以设法恢复共产党团结呢？现在半年过去了。大家看得很清楚，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鸿沟是不可能弥合的，因此，西方公众将安于这种舒服的假定：苏联对外政策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化，但是这种假定是错误的。
事实上，无论在眼前的着重点上，或是在苏联对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方式上，都有了显著的变化。这并没有宣布，也没有解释。相反的，新人物不喜欢赫鲁晓夫那种把苏联外交以冠冕堂皇的、全面的概念为基础的方式，而宁愿悄悄地、尽量少说话地进行调整。但是实质上，他们把他们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的重点，从意识形态和强权政治方面的直接对抗，转移到间接地争夺对不发达世界的反西方、革命——民族主义政府和运动的影响。同时，在他们同西方的关系中，他们把他们的主要力量从直接同美国接触以达成重要的协议，转移到间接的手法来利用西方联盟内部的分歧。
苏联新领导人一刻也没有接受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或是让俄国的对外政策由北京指挥。但是他们作了认真的尝试要看看意识形态争执是否能保持在一定范围以内，并且以比较有限的让步使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恢复一点合作。虽然这些不足以使中苏同盟重有起色，甚至还不足以使中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攻击和活动停止，但是它们使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轻快了，两国至少暂时不再沿着一条实际的“冲突道路”前进。
看来很清楚，在炸弹爆炸和赫鲁晓夫下台后，边境紧张局势很快下降到前几年的正常水平。
现在看得很清楚，苏联的新策略既没有恢复中苏合作的门面，也没有使苏联在争取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方面的意识形态地位有所改善。
苏联新领导人对于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互访的建议表示友好的——虽然是犹豫的
——态度，但是他们显得并不急于要做，也没有提出关于谈判的新建议。相反的，他们开始利用和鼓励戴高乐的这种幻想：欧洲的重大问题可能有一天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至少在这方面，苏联新统治者的态度比较接近斯大林而不那么接近赫鲁晓夫。
他们认为，现在在欧洲问题上同美国的和解够保险了，所以不必再举行谈判，还认为，对于为使德国重新统一或是西德参加核力量而作出的任何压力，只要拉拢巴黎反对华盛顿，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挫败。
因此，这些新人物有意识地帮助戴高乐把法国给予苏联的长期信贷变成一个重要的政治姿态。他们依靠戴高乐来制止多边核力量，而不必为此付出外交上的代价，也不必去否决西德提出的成立关于德国问题的四国常设会议的建议，否则他们可能处于不得不拒绝这一建议的难堪地位。他们热烈欢迎戴高乐提出的“由欧洲人”解决德国问题的建议，这是指包括俄国，但是不包括美国。他们赞扬戴高乐提出的改组联合国的建议，这项建议将破坏将来采取行政行动的任何机会，而且赞扬他提出的“恢复金本位”的建议，这个建议将大大放慢西方经济的增长率。他们甚至转向西方采取的同东欧国家增加接触的策略，劝告他们的共产党政府中最忠诚的政府——主要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派代表团到巴黎去，支持戴高乐的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独立的”欧洲的希望。莫斯科以前不愿处理塞浦路斯问题，现在正大力活动要诱使土耳其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非洲，刚果的没有完的麻烦使赫鲁晓夫的继任人有机会一箭双雕——使一些民族主义政府反对西方，并且想在对它们的支持方面超过中国。苏联使这些不结盟国家进行反西方活动，而且证明自己对“民族解放”的援助的效果高出中国。
苏联对革命民族主义政权在意识形态上采取较灵活的态度，在赫鲁晓夫统治的最后一年俄国就开始采取这一态度，新人物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在去年春天本·贝拉“同志”访问莫斯科和赫鲁晓夫访问纳赛尔时，苏联第一次正式承认，某些新民族主义政权可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不需要当地共产党的领导，甚至不需要当地共产党的单独存在。去年十二月，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两个月，《真理报》报道阿拉伯国家共产党人代表——不是共产党代表——通过了这一原则：在统治的民族主义革命党内工作是共产党人在某些这样的国家里能作出的最大贡献。事实上，至少从一九六四年初他们已经很公开地在阿尔及利亚这样做了。由于把这些国家的当地共产党人从民族主义领袖的潜在对手变成有价值的、不进行竞争的顾问，苏联就大大加强了它自己影响那里政府政策的机会。
显然，赫鲁晓夫继任人的新策略对西方比对共产党中国要成功得多。
但是苏联企图恢复在越南的影响——既作为当地共产党人的支持者，又作为可能的调解者——的尝试遭到中国人的强硬反对。苏联建议在意识形态论战中休战，但是只落得北京的嘲笑。从莫斯科观点看，最糟糕的是，本来企图召开国际“团结会议”以加强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地位，结果遭到政治上的丢脸的失败，苏联被迫承认，如果没有它的中国对手同意和参加的话，它没有权威召集一次代表会议，那怕是它自己的支持者的代表会议。
这里提出苏联改变对外政策的证明，并不是要暗示新领导人已制订一项新的“杰出计划”。这些证明只是暗示他们改变了他们的重点，形成了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是比赫鲁晓夫统治下更熟练的“机会主义”态度。
近几个月来，苏联的“机会主义”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实际的损害，但是这是基于西方自己的错误和不团结而不是基于苏联领导人制造的机会。
无论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或是总理柯西金以及主席米高扬，都不是以特别关心共产主义理论的复杂性而著名的。事实上，他们似乎把处理这个糟糕的国际会议的工作交给了患病的苏斯洛夫和同他合作的专家，他们甚至没有出席会议。
米高扬在他们中间具有的国际经验最多，柯西金则似乎挑起了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担子。这两人在过去的生涯中主要担负经济负责工作，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方式说明他们像精明的经济学家一样，正在设法以最小的开支得到最大的具体结果。这也许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自然反应，因为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在一个时期中在过多的方面担负义务过度而产生的压力之下，这些领导人必然非常清楚对外政策和分配国家资源之间的密切关系。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记者：韦兰德）塔斯社今天报道，卡达尔正在去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出人意外的会见的途中。
观察家说，他的代表团成员的资格很高一事表明，他们在莫斯科有重要的事情要作，可能和匈牙利的国内事务有关。
卡达尔访问的第一批消息今天是在塔斯社宣布他应苏共中央的邀请已乘火车离开布达佩斯去进行“友好访问”的时候传出的。
没有说明这次访问的目的，但是观察家说，宣布这次访问的方式表明是一个突然的决定。通常苏联集团领导人之间的访问是预先宣布的。
卡达尔是在马祖罗夫来匈牙利参加布达佩斯贸易博览会两天之后离开的。
陪同卡达尔访问的有比斯库和奥普罗（两人都是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本刊注）
卡达尔去年十一月曾访问过莫斯科。
【德新社维也纳二十二日电】此间政治观察家星期五注意到，卡达尔没有出席布达佩斯博览会的开幕式。
他们认为，是马祖罗夫向他发出访问莫斯科的邀请的。马祖罗夫自星期四以来就在匈牙利首都。
【法新社安卡拉二十二日电】苏联和土耳其今天保证尽力「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保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这是在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对土耳其进行的为时一周的访问结束时，在这里所发表的一项联合公报中说的。
公报说，双方表示「他们希望对于就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以及在裁军方面可能采取的部分措施达成协议作出贡献」。
葛罗米柯和土耳其外长伊希克在会谈中强调指出他们的政府极为重视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组织作为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工具」。公报还说，部长们就塞浦路斯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重申全体联合国成员国和所有有关政府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四月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采取行动，而不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的任何行动。
公报说，葛罗米柯邀请了土耳其总理于尔居普吕对莫斯科进行访问。公报说，后者已接受邀请，日期以后订。
葛罗米柯已乘专机赴莫斯科。
葛罗米柯行前说，他在安卡拉的会谈是有益的和积极的。
【路透社安卡拉二十三日电】葛罗米柯在机场上对记者说，俄国「公开地和真诚地赞成发展它同土耳其的关系」。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十四日刊载一篇报道，题为《秋天开党代会，莫斯科有准备迹象》，摘要如下：
莫斯科有迹象表明，苏联共产党领导已决定召开第二十三次党代会。《真理报》上一篇关于《新政治路线的明智性》的社论说，党“正走向一次新的代表大会”。同时苏联首都的外国共产党人士认为即将发表声明宣布在十月或十一月举行这个最高党机构的会议。
如果代表大会今秋开会，它将面临一些根本政策问题，例如一九六六——七○年计划指示和整个非斯大林化问题。以前的代表大会对于对外政策有深刻的影响。二十大的制订的“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理论促成了匈牙利和波兰事件并开始疏远中国。没有理由认为下次代表大会不比过去的大会重要。
【合众国际社伦敦十四日电】有消息说，俄国正在计划举行一次新的党代会来研究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克里姆林宫将来整个的对外政策。
西方外交官说，近来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显然犹豫不前的克里姆林宫，在代表大会以前不可能同西方做成任何真正的交易。
人们一直在谈论根据莫斯科—北京紧张的关系、越南冲突及同美有关的最近国际政策事态来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作重要的重新估计。
【本刊讯】英《外事报道》十三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匈牙利人和俄国人》的文章，摘要如下：
布达佩斯对于匈牙利的经济状况以及匈牙利的经济过分依赖苏联和朝着有利于苏联方面的偏向发展感到有些不安。
据匈牙利的估计，今年苏匈的贸易量实际上将达到九亿四千万卢布左右，这使苏联在匈牙利总的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大大超过三分之一，而六年前，还大大低于三分之一。
俄国人一直对布达佩斯施加很大的压力以便使它增加对苏联的农产品出口。这些出口已经相当于匈牙利在这方面的输出量的百分之八十，因此，任何进一步的要求将是对匈牙利从西方进口货物的希望的一个打击，约占一半的进口货是靠农产品出口的收入来支付的。
俄国人向匈牙利提供它所需要的原油百分之四十七，铁矿砂百分之八十二，棉花百分之五十八，软木材百分之六十六，铸铁用的焦炭百分之六十，铜百分之五十三。
俄国人购买的匈牙利机器约略相当于它输出的机器的半数。这个国家所需的电力大约有六分之一或者由苏联直接供应或者通过在经互会内建立的“和平”输送电力线来提供。匈牙利的铁矾土在苏联加工成生铝，然后再重新输入匈牙利进行制造。
根据到一九七○年为止的造船协定，匈牙利百分之六十的造船能力是为了向俄国交货而被俄国预先占有的。
根据一九五五年的协议，一九五四年在匈牙利南部佩奇附近发现的铀矿的全部产品都根据俄国人规定的价格运到俄国去。这些矿全部在俄国人的控制之下，只有工人是匈牙利人。从来没有公布过生产数字，也没有公布过这项协定本身，这个事实在匈牙利引起了愤怒。
总之，俄匈经济合作是极为密切的，而且往往是可取的——只要这种合作继续下去，虽然条件对匈牙利有时是不利的。正是对俄国人在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可能大大伤害匈牙利的这种恐惧引起布达佩斯不满。
最近引起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在今年一月访问时传达了苏联坚持要匈牙利偿还苏联在一九五七年给予的全部的十亿零七千五百万卢布的贷款。
赫鲁晓夫曾准备作为一个直接的赐予品而取消这个贷款的一部分。因此，匈牙利不得不把出口物资中比原先预料得要大的一部分拿出来还债。
今年的经济计划表明其野心要比没有完成的一九六四年的小些。
一九六五年的计划规定，在工业生产上适度增长百分之四点二，在农业上增长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二，而国民收入增长约百分之三。
预料投资根本不会增长（从官方早些时候的声明来看，曾经预料投资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