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15日参考消息 第3版

说什么「人们并不需要这种武器」,「许多国家如制造核武器会使自己穷困并承受种种后果」
    【美联社莫斯科十四日电】柯西金总理星期五说,尽管世界上存在着紧张局势,他认为并不会发生核战争。
    他是在印度记者向他问及中国的新核爆炸和越南问题时发表这一评论的。
    柯西金在夏斯特里举行的招待会发表的这些话似乎修改了苏联目前的调子,即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可能会触发核战争。
    没有让其他记者参加这次简短的记者招待会。
    柯西金在谈到一九六三年禁止地上核爆炸的莫斯科条约时说:
    “中国没有在这项协议上签字;如果你想得到有关中国的政策的解释,你必须去问中国政府。”
    柯西金说,他不认为,任何头脑正常的人会想使用核武器。
    在他讲这句话之前,苏联的宣传机关一直在指责美国打算在越南使用核武器。
    柯西金说,“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是不受核危险影响的。为什么在我看来,尽管局势紧张,却不会发生核战争,原因就在这里。”
    “人们不会允许核战争。我个人没有想到核战争。”
    在柯西金发表这番话之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星期四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道:
    “最近越来越经常地听到美国‘狂人’要在越南使用核武器的呼吁。
    “实现这一个不人道的计划会不可避免地要把世界投入一场世界火箭核战争的深渊中,这一点难道不清楚吗?”
    柯西金被问到中国在亚洲进行“核讹诈”——印度对此特别好感——的可能性。
    柯西金回答说,“我认为中国方面没有任何这种可能。既然他们要核武器,要由他们来说明他们为什么要有核武器。”
    现在其他国家有没有受到要制造核武器的压力?这个问题反映了印度国内这样一种争论:是否要制造原子弹,因为中国有原子弹。
    柯西金回答说,“我相信,许多国家能够制造核武器。如果它们要动手制造,而使自己穷困并承受种种后果,那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事。
    “我们是反对原子武器的扩散。人们并不需要这种武器。”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四日电】官方塔斯社在下午三时五十六分以急电报道了共产党中国今天爆炸它的第二颗原子弹的消息。
    【法新社莫斯科十四日电】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在一则简短电讯中宣布了中国爆炸第二颗原子弹的消息。
    【共同社东京十四日电】《苏联报道了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消息》
    据无线电通讯社报道,莫斯科电台十四日引用新华通讯社的消息,简单地报道了中国又一次进行原子弹爆炸的消息。


    说西蒙诺夫的作品把战争描写成悲剧,没有揭示苏卫国战争的实质,政治工作人员和士兵被描写得很糟糕,这些不良倾向影响了青年作家
    【本刊讯】苏联《十月》杂志一九六五年三月号在《文学批评》栏内刊登了伊凡·库兹米契夫写的一篇题为《评现代战争题材小说》的文章,摘要如下:
    伟大卫国战争最后的几响炮声老早就轰鸣过去了,但是对这个的确是取之不尽的题材的兴趣并未消失。
    但是,在战后年代里也出现了不少使人为未来的《战争与和平》的命运有些耽心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着我们的军事小说家比现在更快地前进呢?我以为,这种障碍之一是:有许多作家过分注意战争的事件方面,过分注意事实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往往超过人类性格的真实。
    过分注意事件性以至损害了人物性格的深入探讨,这在战后不止束缚了一个作家的创作可能性。但是,这种态度对某些描写整连整营覆灭的青年小说家的创作似乎是特别有害。我们只谈谈巴克拉诺夫的创作经验。他一部接一部地发表了作品:《在主攻的南方》(一九五七年)、《一寸土》(一九五九年)、《人已死亡,不究既往》(一九六一年)。
    在这些作品中,人们感觉到,重大真理的立足点正从主人公的脚下撤走,据点缩小到一寸土上,变得更小,最后,在小说《人已死亡,不究既往》中,集中到第一千三百一十八炮兵团第三炮兵营参谋长、怕死鬼和叛徒伊申科的身上。
    胆小鬼保住命了,炮兵营长乌沙科夫少校却牺牲了。该营几乎全体官兵都与他一起阵亡。只有以政委瓦西奇为首的一小批战士得以冲出包围回到自己人那儿。
    在《一寸土》和《在主攻的南方》两部书中,实质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
    胆小鬼和叛徒气势汹汹地捍卫自己干卑劣勾当的权利,以指挥部的“错误”来为自己的胆小辩白,不仅逍遥法外,甚至俨然成为胜利者。一句话,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象西蒙诺夫小说中同类的主人公一样。
    究竟为什么恶棍这么强大,而战争中的真正英雄在同他们斗争时却如此弱小?这是因为,这些恶棍和小人都被巴克拉诺夫不分青红皂白地描写得具有生动的、现实的性格特征。这些“狗熊”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逐渐壮大、巩固,占据越来越巩固的地位,而那些注定要成为真正英雄的人物却反而日益衰萎,失去自己的人的特质,变成无性格的人物。
    我们的某些青年小说家放弃了俄罗斯英雄主义文学的光荣传统,并且不由自主地走上了非英雄化的道路。
    怎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如果看看有丰富文学经验的某些军事小说家的创作,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容易理解些。也许,这些不良倾向与西蒙诺夫的创作最为接近。
    西蒙诺夫的题材在战后的作品中复杂化了,在一些场合下,正在上升到悲剧性(科齐廖夫将军及其同志们的死、师长谢尔皮林在包围中的作为、谢尔皮林师士兵在突出包围后的牺牲)。在《南方的故事》中,在《活着的和死去的》和《不是生来就是士兵》这两部小说中,在这些从战时就已熟悉的题材和问题上又添加了新的:人道主义和党的军事领导问题、在战争过程中军人和军队的形成问题、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问题等等。
    为了弄清与现代俄罗斯苏维埃战争题材小说的命运有关的几个原则性问题,我们来看看他的创作吧。
    根据西蒙诺夫的几本小说,要形成一幅总的历史图景是困难的。在这里,对历史事件的逻辑曾经怎样发展这个问题,读者找不到答案。西蒙诺夫所写为数众多的人物被描写成与其说是本人命运的创造者,倒不如说是别人意志的执行者、指挥令的执行者。
    看来,作者竭力想看到并写出战争开始时,我方军事失败的原因,却很少注意揭示另一个原因,即: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苏联人民挺住了,为什么在撤退的时刻,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西蒙诺夫作品的情节基础,确实不是人们的命运,不是性格的历史,而是作为事件的战争本身。由于在所写的事件中,西蒙诺夫没有能够(据我们看)摸到内在的脉搏,没有能够深刻地确定运动的规律性,于是,这就影响了小说的整个逻辑。一个事件被另一个代替(一般在每部作品中,以及在所有作品中)显得论据薄弱。这里占主导地位的倒是战争的偶然事件,而不是战争的逻辑、战争的规律性。
    西蒙诺夫的小说里有不少正确的话,但是,主要是为了描写事件,而不是人的命运,这样一个事先确定的目的,可以说,使作家受到了无法弥补的美学上的损失。
    西蒙诺夫对人本身很少发生兴趣,而只是把人作为战争图景的生动细节。他并不努力研究人的命运,不努力抓住自己主人公之间丰富多采的人性的联系。在他的小说里,主人公之问很少有相互的内在吸引力和联系。
    在这些小说中连政治指导员也不走运。在大部分场合下,他们没有同指挥员并列的位置。不正是由于这个,这些人才如此无声无臭吗?不正是因此,他们在战争中才那样大倒其霉吗?
    这里,还想指出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这个情况可能会说明,为什么许多军官,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缺乏明显个性的原因。
    正象上面说的一样,在西蒙诺夫的小说里,士兵大众描写得很糟糕、公式化。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意见是主观的。我只想着重指出,被西蒙诺夫选中的、被某些青年小说家仿效的获得艺术真实的方法,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了。小说这种体裁不仅要求有广泛的、概括的描写,而且要有对时代的深刻历史进程的分析和探讨。主要的是,小说不可能没有全面描绘的、深刻的性格和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真正缔造者的典型形象。那些事件方面占主导地位、叙述的真实超过了人类性格的真实的作品,不能不被看成是美学古董。


    【本刊讯】苏联《真理报》三月二十八日刊登了盖伊萨里扬的一篇题为《文学批评的使命》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仔细阅读《十月》的评论材料时,有某些特点是引人注意的。评论表面上似乎是完全攻势性的立场,实际上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消极、防守性、有时简直是混乱。在杂志的文章中感觉不到有前进的愿望
    ——正视那些由时间和实际生活向文学坚决提出来的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令人感觉到:似乎杂志抓住了昨天,并且要坚守在这个阵地上。
    《十月》的批评专栏对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或者对扎雷宁最近的中篇小说的评价不同于其他杂志,这是不足为奇的。这里恰如真理诞生在争论中的那种情况。然而,《十月》的评价往往没有说服力:它们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是多么显而易见。
    例如,库兹米契夫在最近三月号杂志上的《评现代战争题材小说》一文中,就是极其轻率地勾掉了西蒙诺夫和巴克拉诺夫在这方面的全部创作,认为他们的作品是“美学古董”。这篇文章是极其主观的,无论作者的推断,无论作者的结论,都不能得到人们的同意。作者全力以赴地丑化以构思宽广和主人公的形象引人入胜,并得到读者好评和文学界赞同的西蒙诺夫最近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是苏联文学的重要成就,它们丰富了我们关于人民在严峻的战争时期的功绩的知识。批评者也歪曲了形象的内容和西蒙诺夫的作者立场。
    库兹米契夫从自己的公式化理论出发,否定“西蒙诺夫选中的”所谓“某些青年小说家从他身上仿效的”“获得艺术真理的方法”本身。批评者一本正经地谈论起“关于在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中没有真正的艺术性格”,甚至把他自己过去承认的“成功地塑造了谢尔皮林的形象”也看作是整部小说的失败之处。
    当然,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和巴克拉诺夫的中篇小说有缺点,然而,这并未给批评者如此放肆无礼地评论文学作品的权利。
    这些建筑在兴趣主义、任意作出的评价和一部分人的癖好上的文章只能把作家们和读者们引入迷途。
    我们还发现,杂志全然没有把另外一些作品(其中甚至有那些后来被提出应征列宁奖金的作品)放在眼里。
    《十月》杂志的许多文章的特点就是唱高调。有时是在玩弄字句,这表明对作家是不尊重的。
    我们希望,《十月》杂志在保留自己在批评这方面的优点的同时,再接再厉提高文学批评在内容上和在形式上的水平。


    【印度报业托辣斯莫斯科十三日电】柯西金今天在这里说,苏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友谊和合作是非常强烈的,发展和加强两国关系的可能性是无止境的。
    柯西金是在夏斯特里在印度大使馆为他举行的午宴上这样说的。
    苏联总理不时脱离准备好的讲稿强调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友谊和进一步增进友谊的无限可能性。
    苏联总理谈到今天同夏斯特里进行的三小时会谈时说,「我已得出这个结论:尽管在发展印俄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已作了很多事,我们还应作更多的事。我所能说的只是,发展和加强我们两国间的这种关系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柯西金说,他和夏斯特里的会谈是有成果的。他说:「你谈到了当代广泛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非常紧迫,燃眉之急,我认为,我们已得出共同的结论,即:这些现实的有燃眉之急的问题只应当用和平手段和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认为,谋求这样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会得到苏联的充分谅解。」
    【印度报业托辣斯莫斯科十三日电】夏斯特里今天在这里说,苏印七亿人民联合起来的意志对于在世界上建立和平和和睦有强大的影响。
    夏斯特里说,在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中,印度和苏联紧密地进行了合作。
    夏斯特里强烈要求维护面临着严重危机的联合国组织,并且说,印度和苏联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有共同的看法。午宴上的气氛极其融洽,两国总理都提议为两国的友谊和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干杯。
    【路透社莫斯科十三日电】印度人士今晚乐观地认为,苏联将给予印度以它正在寻求的对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援助。
    他们说,柯西金今天许诺要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给予「无限的」援助。
    据报道,这番话是柯西金今天在印度使馆的午餐会上讲的。这次午餐会是夏斯特里为柯西金举行的。
    在午餐会之前,两位总理今天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会谈。他们在会谈中广泛地讨论了国际事务和印苏关系,特别着重讨论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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