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德《新德意志报》十八日发表乌布利希在德党中央第十一次会议的报告。摘要如下：
少数同志今天还对计划和管理的新经济体制持有保留。从他们那里可以听到这样的论据：推广计划和管理的新经济体制带有风险。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这些同志应当明白，停留于旧的、过时的经济管理方法上面，那就远不止是一种风险，因为那对于完成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来说会有严重的危险。
比这更多的是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虽然拥护计划和管理的新经济体制，但他们学习却不够努力、不够一贯。例如他们常常还是低估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创造性地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计划和管理新经济体制的彻底学习。
我们在计划和管理的新经济体制的第一阶段，在计划工作中克服了一系列行政管理的因素，这些因素曾经使企业提出与社会利益不完全一致的目标。
使人操心的还有十五至十八个落后的国营企业联合公司，它们还没有能转而实行管理和计划的新经济体制的工作方式。
在农业中，尤其是逐步地解决计划和管理的新经济体制的方法得到了证明。这种处理方法考虑到了生产关系的状况和合作社农民的政治成熟程度。一些重要农产品的增产奖金已证明是一个强有力的杠杆，加之取消了国家资助的措施，这种杠杆使得农业生产有了巨大、很可喜的增长。
实行计划和管理的新经济体制的第二个阶段，包括我们继续进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将要执行直至一九七○年的远景计划，将要集中力量富有成效地实现科学技术革命。
国家计划委员会在解决一个处在技术革命中的现代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新的复杂的计划工作问题上是落后的。
因此，国家计划委员会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因为有许多领导人（我们现在已从物质上使他们关心改进工作）对缺点再也不安心了，并且对中央经济机关进行了批评和提出了要求。
当然，必须估计到，在运用新形式和新方法的第一年里会出现一定的缺点和困难，并且对一系列问题也只好用过渡性的解决办法。
在对外贸易方面，对外贸易部容许了在解决计划和管理的新经济体制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时候造成的严重的迟缓。它还没有成为全盘领导国外市场上的全部经济过程的机关。已决定要作的试验，要末根本没有进行，要末只是表面地进行。
必须改变这种错误的作法，使工业和外贸机关通过计划和经济杠杆统一地面向共同的目标：获得最高的国民经济效益，在这一情况下也就是获得巨额外汇盈利。
一九六五年在建筑业的进一步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这些和其他一些成就并不能消除这一事实，即在建筑业中在贯彻计划和管理的新经济体制当中总地来说严重地落后。
随着在国民经济中运用计划和管理的新经济体制，我们在重要的方面达到了供应的进一步稳定。商品销售额一九六五年比一九六四年增加了十七亿马克。尽管有这些进步，在若干重要的方面还没有执行决议。
我们认为，我们的作家、政论家和艺术家在娱乐和文艺方面的创造性活动是没有什么界限的。但是，看来仍然普遍存在着摹仿西方、而不是发挥自己创造性的主动精神的倾向。从西方抄袭些东西并且换些酬金藏入私囊，这并不使人愉快。
难道我们只有依赖单调的西方流行曲和舞蹈吗？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有足够欢快和热情洋溢的舞蹈吗？但是有些艺术工作者对这些视而不见，却只看着西方，并且认为，就文化而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先可以向得克萨斯学习。
有些人想在文学、电影、艺术领域内有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他们把事情设想成这样，国家，也就是人民付钱，而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处置这笔资金。
【美新处华盛顿二十日电】美国之音印度尼西亚语新闻分析。作者：麦科德。题目：《莫斯科在印度尼西亚问题上左右为难》。内容如下：
据美国之音政治评论家麦科德说，莫斯科极为不安地关注着印度尼西亚的反共运动，但是，看来苏联也看到了从亲北京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衰退中取利的一些可能性。
《真理报》就试图在十月一日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发动政变的事件发表社论说，集团间夺权的政治冒险活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说来，还是个陌生的问题。这篇社论显然是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批评，印度尼西亚官员一再指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卷入政变和领导政变。这篇社论显然也是对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政变的北京提出批评。
莫斯科对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一些事件所持的观点受到这个事实限制，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采取北京方针的。这些年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中国和苏联的纠纷中是倾向于北京的。
莫斯科是处于矛盾的地位上。最初，莫斯科尽力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排除这次政变给它造成的困难，莫斯科说，一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是在混乱的情况下帮助政变的。随后《真理报》说，一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党员可能已成为挑衅事件的替罪羊，而北京是这次挑衅事件的根源。莫斯科给人的印象是，如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能不再受北京的影响，从而，倒向莫斯科，那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能继续进行它的活动。换句话说，莫斯科希望能对仍存在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扩大它的影响。
在评清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时，莫斯科对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清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事，表现出温和的态度。可见，莫斯科不想同印度尼西亚军事领导人疏远。目前这些军事领导人享有强大的政治地位。看来，莫斯科是想把他们归属“健康和进步”的政治力量，只要他们在清除不受欢迎的分子后，愿意停止反共运动，并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合作和共处。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记者：沃勒）芬兰总统吉科宁今天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
他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他们早些时候都同他一起在莫斯科附近打猎。
这位来访的总统在离苏联首都约六十英里的打猎区呆了两天后于昨晚返回莫斯科。
所有这三位苏联领导人以及外长葛罗米柯都同他一起呆在狩猎区。芬兰人士说，他们是在午夜前不久返回莫斯科的。
吉科宁是克里姆林宫今天举行的宴会的客人。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芬兰总统吉科宁晚间由这里启程回国。他应苏联政府的邀请在莫斯科进行了非正式访问。
【德新社柏林二十二日电】在东德副总理兼计划委员会主席阿佩尔最近自杀之后，东德国家和党的首脑乌布利希今天宣布对他的政府实行大改组。
他任命了两名新的副总理和十二名新的部长，后者当中有七人将领导新成立的各经济部门。
新任命的官员当中多数是经济专家，多数是来自管理工业的岗位上，而不是来自党的工作的岗位上。
在阿佩尔去世之后，乌布利希下令大大改组东德的经济体制。今天的改组是这种改组的一部分。
【本刊讯】《香港夜报》刊载完马力访问大陆的通讯《京华来去》之后，自十一月八日起又连续刊载他的通讯《大江南北》。本刊将陆续摘要发表，小标题是原来的。（一）游雨花台杂感
游南京较有历史意义的去处，是雨花台和梅园新村。当我们去到雨花台，看看那些为中共掷头颅洒热血的爱国之士的遗物，便可以联想到解放以前是什么世界。
雨花台以前是荒山，一直是国民党政府枪决高级共党的地方。据说这里三个刑场，一共埋葬了十多万人。有些地方，尸首堆叠成丘，连草也长不出来。现在这些死难者已被追封为烈士。他们生前的历史和遗物，都被搜集在那里展览。
最出名的共党要人恽代英、罗登贤与邓中夏，都是在这里受刑的。还有邓演达，他本是黄埔元老，但因招蒋先生之忌，也死在这里。我是记者，特别喜欢看当年的报人是怎样牺牲的。有一个人名叫骆何民，他本来不是共党，只因在上海办报，号召民族觉醒，停止内战，就被活生生的钉在棺材里。窗橱上陈列从他棺中取出的血衣，可能因死者死前一刻太辛苦，被撕作片片碎。又有一位姓侯的社长，他是办《梧州日报》的，也被处死，我看他写的政论文章，有一篇论广西走马灯式的政治，指出大官僚们，无论换那一个来，都是换汤不换药，只知搜刮，培植个人势力。这是二十年前的文章，历史作了证人，他说的一点不假。可是，这些先知先觉之士，就是为了笔锋太锐，为了忧国伤时而丢命。
还有一个叫黄励的姑娘，她是搞妇运的，懂法国、英国方言，能歌能写能刺绣，也是因反对内战而丧命。雨花台上的遇害者，有两三个学生，还不到十六岁，细看他们的遗书，个个都是性格明朗的，没有一个对死亡有所畏惧的。
看完烈士文物的展览馆，随便游游，雨花台现在已铺满绿草，路边是柏树，中间还有一些茶树。山腰有一个茶馆，红木栏杆檐牙高啄，卖的是雨花茶，茶馆下面便是江南第二泉。跑得累时在那里喝一口茶，顿觉在这里喝雨花茶，比在西湖的虎跑泉喝龙井，不遑多让。
参观完死难烈士纪念碑，遇到一个卖竹鸟的小童。这种竹鸟是一种小口笛，游人个个都买。声音很像鸟叫，吹起来引得树上的山鸟也对唱起来，在这么优美的境界里，我们想不到脚踏着的地方，就是当年大流血所在。我为那些死了的人可惜，因为他们都是难得的人材，中国的精英。不过也为他们欣幸。“他们死了，他们也得到永生。”（二）董老棉被一盖八年
梅园新村在南京汉府街侧，新村三十号是周恩来领导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和当时国民政府进行和谈的所在，进入这里就好比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也好像当年和谈情形历历在目。这是一间非常小的单层矮房子，四周都有较高楼房，把它围着。它离当年蒋的总统府，只有一箭之遥。董必武是当年和谈的副团长，我们参观他所住小房间，床头有一张棉被，是当年董老所盖。从董老那里拿回来陈列时，他的女儿仍盖着这张棉被，屈指算来，一盖便是八个春秋，董老之节俭，于此可见。
这里还陈列有周恩来当年戴过的通帽，他和蒋介石在南京机场的合照，饭厅内有不少照片，皆是当年和谈情形。
董必武，周恩来，廖承志都是和谈代表团成员，他们办公室内都有一个小书架，尤其董老架上的书特别多，资治通鉴、四库纲要都是全部翻过的。
讲解梅园新村历史的是一位不到十七岁的小女孩，一口北京话，意兴风发的论述当年董周等人是如何刻苦，每个人每月只有三块钱零用，每天出门都被特务监视、骚扰。
中共现正在大力宣传过去的艰苦时光，来策励小民努力争取幸福的未来，这就是今日大陆的一种风尚。（三）总统府内忆当年
那天薄暮，我们去参观蒋介石先生以前的总统府，入门是一座民族形式的楼门，琉璃作瓦，朱红梁柱，正中的横额写着“天下为公”几个斗大字。但两旁耳厅，却一边写着腾达，一边写作飞黄。到如今我才了然，原来当年的人民公仆，心中只是想着“腾达飞黄”的问题，从“腾达”门内进，这里已改为南京国画院，这里的院长是钱松岩先生。这座总统府是极不调和的，它的前座是宫殿形式，后座却属西式建筑，变成不中不西。
总统府隔邻便是西花园，这里有的是亭台楼阁，曲径荷池。蒋介石当年就把这里视作御花园。
西花园就是太平天国时候的天王府，洪秀全就住在这里。在那里不禁想起了翼王石达开，百多年前，忧国忧民者，只有一个石达开。想起今天，我们有的是那么多奋发俊秀的人物，胸怀不觉一畅。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打电报给戴高乐衷心地祝贺他连选为法国总统。
电报中说，苏联“认为我们两国的关系有很大的意义，并且认为，这种关系是保证欧洲和平和在整个欧洲的基础建立合作的极为重要的基础之一。我们满意地指出，最近，在发展苏法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积极结果，这些结果指出了未来的良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