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是一个非常清洁和极其诚实的国家，人们努力工作并不是为了钱；中国社会结构合理而且灵活，领导人是在协商的范围内办事的，因而可以避免作出抽象和武断的决定；中国工业的产品质量极好，花色品种很多，一点也不是禁欲主义的简单平淡。
【本刊讯】英国《新政治家》周刊九月三日刊载法国记者卡罗尔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远至西安
从我踏进中国的时刻开始，甚至在我到达广州的第一天起，我就没有看到明显的贫困迹象，这使我很惊讶。广州市中心的中国儿童的确还常常赤着脚走来走去，但是他们不求乞。你可以把东西放在没有锁上的汽车里，没有人会把它们偷走。一切都很清洁，几乎是擦得亮亮的。专家们再次解释说：清洁、诚实和无私，这是中国人固有的性格。但是，香港也是一个中国人的城市，为什么就这么不同呢？其原因是否在于共产主义呢？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人采用同样的方法已经四十多年了，然而俄国并没有成为一个非常清洁和极其诚实的国家。
我可以没完没了地举出一系列这类未获答案的问题来证明，中国的情况不能用它的经济不发达，或是它的民族性格，或是它的共产党政府所用的方法来解释。当然，这三种因素都起着一部分作用，但是它们都混在一起，简直不可能作出确切的估量。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经常考虑到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冲突，因为它对领导人的决策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已经使他们重新制订了他们的大部分经济和教育制度。另一个因素是共产党中国和世界、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很紧张。
我并不想在这里解开中国共产主义之谜。我倒是要列举我在这次历时四个半月的旅行中所看到的若干事实，通过它们来分析出这个国家的政治中的一些根本特点。我过去从来没有到过中国，这个国家使我思想上很混乱。我必须从设法了解其纯粹“有形”的方面开始。在北京呆了一个月之后，摄影记者马克·里布和我深入到各省去，十个星期中，我们到了全国各地，从越南边境的昆明和南宁到苏联西伯利亚边缘的哈尔滨；从东南的南京和上海，远至西北的西安和延安。
我们在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翻译。在我们呆得时间比较长的地方，这些翻译就同我们很友好，谈到他们的私人生活。我们常常去剧院和电影院。我们有时同大学教授、学生、作家、剧作家和电影导演会见，这些会见气氛很活跃。最后，我们回到北京，在我们逗留中国的最后一个月期间，我有机会同一些国家领导人——从周恩来总理到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到中共宣传部副部长周扬
——谈论了中国的共产主义的问题。陈毅副总理向我阐明了他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
在这些谈话中，经常有一些令人惊讶的话。同我谈话的都是些精明的、非常了解情况的人士，但是这些人，都常常会突然——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说出这样的话来：“哪里正确运用了毛主席的思想，哪里的稻谷产量就取得大幅度增加。”中国人不仅仅是在形式上尊重他们的杰出的主席的智慧。他们不断地祈求于他的“思想”，就象是他们有权处理的一笔财产那样。掌握毛的著作中国共产主义大厦的基石在于“正确的政治思想”。在工厂里，它是使工人有可能制造出成绩的“五好”中的第一条。在公社里，它甚至被置于增产号召之上。不用说，在大学里谈的也是这些。其他共产党国家也把政治放在中心地位。但是两者之间有根本的差别。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做好工作就被看成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证明。它本身就等于是支持党。中国却不然。在这里，比较注意的是行动的动机，而不是其效果。只有那些能够证明他们的成功是由于受“正确政治思想”指导的人才是社会里受器重的。那么正确思想从何而来？答案似乎很简单：掌握毛主席著作：事实上，整个问题要复杂得多，因为没有人是被根据他的理论知识来评价的。每个人要在日常工作中证明他不仅懂得了毛（泽东）主义的字面意义，还掌握了它的精神。那怕是一点利己主义的表现就会不合格。同专家们作的预言相反，那些目前管理着中国的人是成功的，因为他们懂得如何象军队抵抗敌人一样去抵抗金钱。他们的清廉和理想使他们在内战时期克服了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困难。现在他们相信毛（泽东）主义思想里的这种动力的不可匹敌的价值，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对质量的关心
虽然中国提倡俭朴和平等的美德，它还是花了很大力气来发展轻工业。以纺织品为例，质量就极好，花色品种很多——一点也不是禁欲主义的简单平淡。在工厂里，官员们讲话中教条式的严肃并没有妨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能力。我在参观工厂的时候看见的许多东西都使我感到惊奇。到处可以看到狂热的活动，显然是工人自己搞起来的。我在北京曾遇到几位法国工程师，他们都众口一致地称赞中国工业的进取精神。其中有一位工程师似乎很不安，他问我：“这种帮助他们克服生产上的问题的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尽我的最大可能作了解答。最后他说：“我不相信政治觉悟在现代技术方面有什么作为。但是有一件事很明显。中国没有不熟练工人这回事。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很胜任很能干。今天我看见几个工人在一上午掌握了新式的精密工具。你在法国看不到这种事。”
中国惊人地重视产品质量。甚至在重工业里也是如此，我的向导告诉我说，他们宁肯生产少些，但都要好些。
我在参观过的每一个中国城市中都看到大大小小的商店里商品很充足。一个“不关心个人利益的工人”如果想买衣服或鞋子，倒的确有很多花样使他挑选。食物品种之多使我们感到吃惊。在象桂林这样一个小城市的市场上，我曾经数过蔬菜的品种就不下四十种。大米仍然是配给的，但是鱼肉哪儿也可以随便买。在南宁，我们有一次出去逛街，我们仔细地看了看一家普通饭店的菜单。这一次没有人陪我们出来，也没有人等着接待我们。我们研究了菜单：上面有十六种鱼做的菜肴（鱼是这个地区的拿手菜），价钱都不超过五毛。在中国无论到什么地方，不管是商店、饭店、理发店或旅馆，招待都很好。但是并不是为了钱。没有人拿佣金，而且一点小费也不收。避免修正主义！
中国人解释他们制度的最好办法就是拿它和苏联的对比。冒昧一点说，也许可以把他们的理论归结为：“俄国人的办法引导他们变成现代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采取不同的办法避免这种命运。”当苏联试图在它的经济管理中采用利润刺激的同时，中国人则作出加倍的努力来消灭它自己经济中任何物质刺激的痕迹。苏联废弃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中国就马上急急忙忙地把“半工半读”制度付诸实施。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解释说，他们和苏联一向是不同的，在一九三七到四七年的西北红色共和国时代，他们就试验了许多独创的高度集体主义的组织社会的方法。我到延安参观后，证实了这种印象。在这个半沙漠的山区，毛和他的部下懂得了怎样“热情而刻苦”地生活，并教育了一百多万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毛亲自拿过锄头、在抗日军政大学教课、作关于文艺的报告并且同一般干部一起工作。其他人也都是那样多才多艺，然而对金钱连想也不想。互相帮助和不关心个人利益已成了他们的第二性格。今天，这些人仍然在统治着中国。我在哪儿也遇到这样的人，他们中每一个人，不论是市长或工厂经理、知识分子或高级官员，个个人都要找个借口来回溯延安时代，为自己曾经是这首伟大史诗中的一员老战士而自豪。
年轻的中国人和年轻的俄国人之间精神面貌的差距正在日益增大。只有出现奇迹才能恢复他们的共同语言。就中国而言，对毛的崇拜是压倒一切的，因此出现这种情况的前景似乎是极其渺茫的。
我不禁想到看上去极其教条的中国社会结构，它实际上比斯大林时代俄国的社会合理和灵活得多，而且也比今天的俄国社会效率高。中国的领导人是在协商的范围内办事的，这样可以使他们避免作出抽象和武断的决定。在这个“模范社会”里，言论自由必须限制在实际的小事情方面。但是，也许是因为这些小事情在广大群众中已经有比较深的根子，中国共产党人对怎样来解释和利用这种社会底层表达出来的部分意见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办法。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毛（泽东）主义的改革仅仅是独裁主义的改革，那么中国社会就决不可能取得它目前的灵活性和生气蓬勃的劲头。防疫线
这个新巨人是不是威胁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呢？是有威胁的，如果这些利益在于维持这个洲的政治和社会现状时就尤其受威胁。作为一个亚洲大国，中国势必要影响它的邻国。作为一项有生气的社会试验，它对不发达国家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并且以自己的存在促进革命运动。但是，象美国十五年来所执行的在中国周围建立一道“防疫线”、实行经济抵制和军事威胁的政策已经显然失败。这种办法阻挡不住中国在亚洲的影响以及它的参与世界政治。越南战争实地证明，中国非但没有被孤立，而且恰恰是这个国际舞台的中心，没有它，远东的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
俄国人曾一度认为他们可以不顾中国人的关于他们阵营的政策的见解，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没有能把中国人压服，而且在试图这样作的过程中丧失了许多他们以前在世界各地共产党人中的威信。在北京，赫鲁晓夫的言论是全文发表的，而且不加评论。“大家自己读一读看一看，这个相信美国意图和相信他们会接受和平共处原则的人，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叛徒。”这就是毛让全世界共产党人深刻汲取的教训。同时，这是他们在看到美国飞机轰炸同苏联结盟的北越时必然每天会想到的。
【本刊讯】意大利《东方出版社》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版的第三十一期刊物中，全文刊登了我《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十一月十一日的文章：《驳苏共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
【美联社东京十一月七日电】赤色中国经济情况年终专稿（记者：罗德里克）
市场上粮食增加了，在很大程度上是朝向西方的对外贸易有了增加，在工业上获得了成就——这些就是一九六五年共产党中国的几乎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国内方面的图景。
要是在四年以前，当它由于一系列经济上的失败而处于接近垮台的状况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会成为重要的头版新闻的。
中国人从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大跃进时期经济挫败中恢复过来的过程是缓慢的，不显著的，然而却是稳健的。
另一方面，大陆中国的财政状况是良好的，并且最终摆脱了它对苏联的拖欠已久的债务，在贸易上可以自由行事。
在中国的小心翼翼的经济恢复过程中的轻重缓急的顺序，在一九六五年仍然和一九六二年以来的情况一样：农业、轻工业、重工业
——就是按这个次序排列的。
但是，经济学家们注意到，重工业受到较多的重视，而把重点放在军事生产上，这一点由建立两个新的机械部这一事实得到了说明。
加强国防再加上进行紧急准备工作，或许是加紧军事生产的原因。
加强国防和进行准备工作可能导致中国对越南进行干涉。
在这一年中，中国人爆炸了他们的第二颗核武器，从而间接地证明了他们正在对重工业投入比通常要多的投资，因为核武器生产需要的巨大电力依靠相当数目的重工业。
由于市场上食物品种增多和购买力增强，普通的中国人似乎不再像先前那样挨饿了。在四年前有可能发生的饥荒肯定地被阻止了。
经济专家们在综述这一年的情况时认为，中国已经为它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开始重建它的不牢靠的重工业奠定了基础。
【美联社雅加达十三日电】星期一这里收到的可靠消息说，印度尼西亚保安部队上星期五向估计二千名反共示威者开火，因为这些示威者企图闯入共产党中国驻棉兰领事馆。这些消息说，中国领事拒绝接受示威者的请愿书，于是示威者们发火了。这份请愿书显然是抗议北京电台对印度尼西亚的攻击，这里认为这些攻击是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
消息还说，示威者曾三次试图冲入领事馆，可是被保安部队击退了。
消息说，在中国领事馆前面的人群被驱散后，其他示威者在棉兰发动反华骚乱，可是造成的破坏不得而知。
【合众国际社吉隆坡十三日电】今天有消息说，在棉兰地区发生了种族暴力骚乱。
马来西亚电台援引棉兰电台的广播说，上星期五在棉兰及其附近地区发生骚乱，有四人被打死，一百六十多人受伤。
在这个地区实行了通宵宵禁，今天还在实行。
没有说明骚乱的确切性质，虽然北苏门答腊警察区司令被援引说“反革命力量”试图利用这一局势煽起“种族情绪”。
在棉兰有许多华侨。最近几年在印度尼西亚反华情绪高涨，发生了好几起骚乱。棉兰电台援引北苏门答腊代理省长的话说这次骚乱“很严重”。
【路透社雅加达十三日电】五千名雅加达学生昨天举行大规模集会，极力要求苏加诺总统立即解散共产党。
《武装部队公报特刊》报道说，示威者谴责北京电台进行“敌视”印度尼西亚的“广播”。
在棉兰，数千人星期六举行大规模反共集会，要求完全解散共产党。
【新华社雅加达十一日电】安塔拉通讯社今天报道：
星期五晚上，在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协会大厦开了一次会，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央总主席马赫布·朱奈迪在致词中说，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协会尊重外国肩负任务的人员和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但是，不希望外国干涉印度尼西亚的内政问题。
【新华社雅加达十日电】据《武装部队报》今天报道：
国防和安全部组统筹部长、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纳苏蒂安将军强调说，现在社会分成两个方面，一方是「九月三十日运动」，另一方是反对「九月三十日运动」。但是在他们中间有人表现出犹豫的态度：就是说他们不表示拥护，但也不谴责「九月三十日运动」。
他说，这些抱着犹豫不决和机会主义态度的人和群众团体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他们是忠诚的。
纳苏蒂安将军告诫说，那些在谴责「九月三十日运动」的问题上态度迟疑的人，就是拥护「九月三十日运动」。对这种人和群众团体应该加以注意。
【路透社雅加达十一日电】武装部队的报纸今天报道，苏加诺总统已授权陆军司令苏哈托来决定谁应被提交负责审判十月政变成员的特别军事法庭。
苏哈托还将向法庭提出控告并任命法庭的成员。
【法新社雅加达十三日电】安塔拉通讯社今天报道，一批七千吨缅甸大米运抵北苏门答腊港口勿拉湾。
这家通讯社说，进口这批大米是为了帮助解决国内市场在下一季粮食收获前的不足。
它说，米价已上涨到一公升二千盾，而今年年初则不到二百盾。
一个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的平均月薪为三万盾。
【美联社雅加达二日电】印度尼西亚国营鹰航空公司已经将国内的客运和货运费用提高了百分之三百。
鹰航空公司在雅加达和其他主要城市和其他岛屿之间都有定期班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