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9日参考消息 第3版

    【本刊讯】波兰《劳动之声报》五日就印度尼西亚宣布要退出联合国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发表评论。评论说:印度尼西亚拒绝继续参加联合国,是因为马来西亚被接纳为安理会成员,这种根据一看就令人感到,是不大近乎情理的。许多国家都没有承认马来西亚,其中也有印度尼西亚的邻国、美英的同盟者菲律宾,但菲律宾没有因此而要退出联合国。我们不承认安理会中自称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要退出联合国。
    评论指出:(印度尼西亚)这种抗议是完全应当的,但它的形式却不是最恰当的。印度尼西亚离开联合国不会使这一组织的活动有丝毫的改善,反而会削弱这一组织中的反帝的力量。
    评论指出:没有七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联合国的普遍性就受到严重的损害。一亿人口的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将使形势更加恶化。


    【法新社布拉格七日电】捷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今天说,人民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最近向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几次咄咄逼人地提到苏联及其政策。”
    这是《红色权利报》第一次报道周的报告和代表大会的最后决议。这家报纸说,周指责苏联对中国在“一九六○——六一年的经济大衰退”负有责任,虽然苏联尽了最大的力量帮助中国经济的发展。


    【美联社莫斯科七日电】苏加诺总统在雅加达宣布退出联合国,这次退出是违背苏联的劝告的。据消息说,苏联驻雅加达大使曾经敦促印度尼西亚对此重新予以考虑。
    这些人士说,显然由于这一敦促,此间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要苏联外交部予以澄清,印度尼西亚使馆被告知,政策仍然不变。现在得不到苏联的评论。
    此间消息灵通的观察家发现有迹象表明,苏联担心印度尼西亚愈来愈接近中国。观察家认为,预料这在将来苏联考虑再给印度尼西亚一些援助的时候,将是个重要的因素。


    【本刊讯】南《战斗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连载该报驻苏记者巴亚尔斯基十二月二十日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报道苏新版《哲学百科全书》大反斯大林,摘要如下:
    在今年十月二十二日批准出版的最新的第三版《哲学百科全书》中,篇幅很大的一章用于解释“个人迷信”这个概念,首先是用于解释“迷信”斯大林这个社会学现象。在约摸七千字中,提供了一系列细节来说明对斯大林的“迷信”是怎么形成的,是在苏联社会怎样的发展条件下形成的,出于什么原因这一“迷信”保持了如此长久以及它对于苏联社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有怎样的有害后果。
    《哲学百科全书》写道,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对于一系列兄弟党的发展以及对于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起了不良的影响。
    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仿效斯大林的方法、生搬他的作风,造成了巨大损害。
    《哲学百科全书》强调指出,苏共以及其它党,过去和现在一直在采取彻底的措施来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但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个人迷信的一切和形形色色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仍然是一项迫切任务。


    【本刊讯】匈《人民自由报》十二月三十日报道: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最近通过了关于修改“劳动法手册”的决定,这一决定自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修改后的“劳动法手册”的新内容之一是企业有权解雇工人。
    据匈劳动部长维莱什说,修改“劳动法手册”是为了要纠正勤劳工人和懒汉工人享受同样照顾的不合理现象,是因为旧的“劳动法手册”阻碍解雇不适用的劳动者。他说,修改以后企业解雇工人的困难就没有了,这一修改给予企业以解雇的可能性。对那些连续工作不到一年的工人可以无条件地解雇,但在一个企业中工作满十五年的工人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解雇。
    新的“劳动法手册”还规定,如有工人因不遵守劳动纪律违反技术操作规程或因工作不负责任而造成损失,他就得交纳自己工资平均收入百分之五十作为赔款。


    【本刊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期《武装起来的委内瑞拉报》刊登了《人民论坛报》记者采访民族解放军“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斯”游击队司令道格拉斯·布拉沃和“西蒙·博利瓦尔”游击队司令阿希米罗·加瓦尔东的访问记,摘要如下:
    道格拉斯·布拉沃:“我们‘何塞
    ·莱昂纳多·奇里诺斯’的战士们粉碎包围这不是第一次。至于镇压,我们应该承认,从来没有象这次这样调动了那么多军队、那么多警察和那么多战斗人员。
    “但是,以前的各次包围,虽然我们不大有经验和农民不大了解我们的解放目标,但都被战胜了,这次新的包围也将被战胜,并且我们将取得更好的军事和政治成果。
    “人民将帮助我们。我从法尔孔自由的山区号召工人、农民等群众为委内瑞拉而战”。
    阿希米罗·加瓦尔东:“我们知道政府的计划,农民已觉察到这些计划:进行镇压和罪恶活动来折磨我们,和打击群众。我们十分清楚谁是敌人。不是穷苦的士兵——人民的子弟,他们是受美国军事使团和与祖国及祖国自由为敌的军官集团驱使的。对这些士兵我们尊重他们,保障他们的生命(情况是当他们成了游击队的俘虏时,政府不尊重他们)。但是,对那些警官,罪恶的和施刑的警察总局人员,腐朽政权的代理人,我们不会给他们平静和安宁。
    “我们面对着包围,我们有把握得到人民的支持,得到那些受卖国政府迫害的农民的支持。警察马上就会知道人民的游击队有多大的能力。”
    问:在委内瑞拉存在武装斗争的实际条件吗?
    答: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提法是,武装斗争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和发展的。因为在武装斗争发展已经达到这种程度的情况下,不是选择革命道路的问题,而是坚持革命道路的问题。不管是否同意把武装斗争作为进行我国革命的道路,不管过去所犯的错误和将来可能犯的错误,不管最终结果是革命胜利还是失败,客观的历史事实是,我们的革命已武装起来并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反革命力量尽管十分强大,但无法摧毁革命力量,因为恰恰相反,革命力量却发展壮大了。
    问:那么,如你所说的,在委内瑞拉出现武装斗争的这些条件是那些呢?
    答:今天,人们几乎一致认为,在拉丁美洲各国都存在革命形势。在委内瑞拉,从极右派到极左派,天天谈论这个问题。人人自称是革命者。政府里是这样,反对派中也是这样,共和国总统是这样,区领导人也是这样。这里在谈的是结构危机,实际情况是,这个危机所产生的动荡和混乱反映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经济方面和道德方面。这种大规模的危机已产生了惊人的现象:一个国家,其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四蜂拥挤入城市。就其规模来说,这是在委内瑞拉从未见过的激烈贫穷化的过程。许多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二倍、三倍。这种情况造成了在华丽的现代化市中心周围形成了引人注目的贫困区的贫困和不安的居民点。在农村,破产加剧,人口继续外流。在这种最大的贫穷化的情况下,一小撮外国和本国的资本家集团牟取了暴利。莱昂尼在向联邦议会和贸易与生产协会的会议(一九六四年马拉凯会议)作的讲话中公布了一个材料:一百五十万个家庭,约六百万人,每年靠一千博利瓦尔(每人每天七十分)的收入生活。此外请想想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想想还有约三十万个家庭(一百二十万人),每家每月靠三百博利瓦尔的收入生活。群众极端贫困,而一小撮人极端富有。谁也不能否认,事实上谁也没有否认,这是一种爆发性的形势,所包含的暴力到了极端程度。
    一九五八年一月的事件是这种暴力的初次爆发。一九五八年一月后发生的事情,非但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法,所作的事情反而加剧了这种形势。这些贫困的群众极不满意,有理智的人谁也不会作出相反看法。这些群众有一个特点:他们绝大多数是腐朽的传统结构崩溃的产物,可以说,在社会上他们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青年人比较易受影响,他们正在向左转,脱离传统的政党对他们的控制,而这些政党的领导集团正在加速向右转,走向叛变或妥协。在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中也出现这种青年人的倾向。贝坦科尔特和基督教社会党的上台在政权中建立一个新的阶级联盟——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个联盟以武装的暴力来制止群众。
    贝坦科尔特和基督教社会党的三句口号无耻地确定了这个武装暴力政策的原则:(1)“孤立和分离所谓的极端主义者”;(2)“街道是警察的”,(3)“先开枪后调查”。这是对革命运动进行殊死战的命令的基础。从那时起,政治斗争转为政治武装斗争。我认为,这就是在委内瑞拉出现武装斗争的条件。
    我们五年来所走的这条道路的艰苦性可能使不少人动摇并使他们为他们的动摇寻找“理论”根据。这是不足为奇的。这是所有革命危机中的共同情况,但它破坏不了革命先锋队要战斗到最后胜利的意志和决心。
    问:你不相信依靠群众的办法吗?
    答:我认为,没有革命是采取不依靠群众的办法的。武装斗争,如果不同军事暴动混淆起来,就是依靠群众的办法。凡是脱离领导武装斗争的实际任务的人都没有真实地发现武装斗争的过程是怎样发展的和群众是怎样参加这一斗争的,这是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此外,由于机械的概念,由于学来的框框,甚至由于所犯的错误而不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个真实客观过程。某些同志被其他国家的经验所迷惑,把这些经验作为死板的条条并十分急躁地给它添油加醋。他们忘记了,虽然所有革命都依照普遍规律,但革命各有其特点。他们忘记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并让投降倾向侵蚀,从而配合了革命的敌人。如果这些同志参加游击战线并洞悉群众如何参加斗争的实际情况的话,我们相信,他们的看法就会不同。就会发现敌人的“孤立和分离”口号是怎样反使他们自食其果,革命阵线如何扩大了。他们对许多事情一无所知,敌人怎样越同实际接触就越大发雷霆,并对广大的农村地区发动了名付其实的屠杀运动。他们不知道游击支队如何开始依靠农村居民进行自卫并在那儿象水中之鱼一样行动自如。他们不知道游击支队在农民群众中的威望和权威如何提高了。
    问:但是你不看到和平解决办法的可能性吗?
    答:和平的群众解决办法吗?我看到,问题是敌人也看到,但不接受。政府的镇压机构和民主行动党的武装党徒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在集会上和游行示威中杀害了我们的同志,我们党的办事处和我们的私人住宅遭到了袭击,监狱开始关满了犯人等等。既然已发出的“孤立和分离”、“街道是警察的”和“先开枪后调查”的口号,武装暴力是针对所有反对派的,而不只是针对‘“极端主义的”反对派的。
    这不仅仅是过去的事情。问题是目前要知道我们的敌人——祖国和人民的敌人
    ——现在是否能接受和平的解决办法。无党派人士展开的争取大赦的运动一变成群众性的运动,情况怎么样了呢?犯人增加了,政府对群众的武装暴力变本加厉了,就在加拉加斯附近,政府军部署了它的所有军队,在一个据他们估计不超过二十名游击队员活动的农村地区,对老百姓进行了大规模的行动,其明显的目的是要表明他们不能有和平。这些“和平主义者”要的是什么呢?要让我们“孤立和分离”吗?要我们象基督徒上罗马马戏场去那样参加集会和游行示威吗?或者要我们躲藏起来和从事于散发空谈抽象的群众运动的秘密传单吗?这决不是委内瑞拉革命先锋队应作的。既然敌人以武力反对群众运动,那么这个运动除了成为武装的群众运动外还会是什么呢?西班牙谚语说得好,否则就意味着自杀,而革命运动在春夏秋冬任何时节都不会自杀。
    道路是艰巨的。十分艰巨!但这就是要走的道路。
    问:你们走上了古巴的道路吗?
    答:无疑,古巴的道路是一条光辉的道路,是全拉丁美洲的一个范例。我们的祖国也曾是全拉丁美洲的范例。每一个国家的人民走自己的道路,因为解放的道路不是那一国人民垄断的,而是各国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我国光荣的独立战争经历了十五年多。我们无法估计委内瑞拉革命要经历多久才取得胜利。但委内瑞拉革命必胜!
    问:你对和平共处的看法如何?
    答:我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人们所希望的。但是,在我们国家里,有些人企图把这项原则用于阶级斗争、政党之间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斗争。这两件事是毫不相关的。各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不能建立在这个不同制度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打碎外国剥削和压迫的锁链的坚定目标的基础上。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