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新闻周刊》一月四日一期刊登了一篇文章，详细摘要如下：
上星期，一群特别挑选出来的人在北京有着漂亮的大柱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九六四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他们检查一下他们的统治者在过去一年里取得的成就时，这一个庞大的捧场团的成员有充分理由长时间地进行喝采。
去年十月在新疆的沙漠中进行的原子爆炸当然是北京一九六四年取得的卓越成就。
虽然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使中国成为一个有效的核国家，但是在新疆进行的核爆炸却引人注目地证明了北京在没有苏联技术援助的情况下自己干的能力。而且这次爆炸显然已使世界力量对比转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而且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虽然北京在联大还不能希望赢得得到联合国接纳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但是正在很快地达到它可以希望在联合国的会员国中得到简单多数的支持从而赢得一次精神上的胜利的地步。
一个好年头：但是这枚炸弹仅仅是中国去年所取得的叫喊得最厉害的胜利中的一个。在国际上，毛和他的同事亲眼看到他们的头号敌人赫鲁晓夫的倒台，并且设法使另外一些共产党加速脱离莫斯科的轨道。此外，北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入地渗入非洲和亚洲，诱使巴基斯坦进一步背离它一度采取的亲西方的立场，并且带着明显的满意的心情看着美国在越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在国内，北京也有理由为自己祝贺一番。去年中国的农业收成很好——也许是一九五八的丰收年以来最好的一年。由于中国现在比一九五八年又多出七千万到九千万张嘴要喂，单就共产党中国的统治者们使他们的人民吃得不错这一点来说，就是一个惊人的成就。
【合众国际社纽约二日电】《纽约时报》今天发表社论，评论共产党中国周恩来在北京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并且认为周的“信心、有时候近乎傲慢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这家报纸说：“中国在过去一年取得了一连串的重大进展。从心理方面说，中国爆炸一枚比较先进的原子弹一事是极重要的。只有在赫鲁晓夫下台时中国得到的胜利在影响方面能同这种成就相比。中国的经济也有了改善。在非洲，中国在一些地区的影响扩大使西方感到不安，同时承认北京为中国的唯一政府的国家的数目也增加了。
“对美国人来说，中国的信心的最令人感到不安的一个方面必然是，北京在表现出这种信心的同时加紧表示仇视美国。周强调说他的国家将设法同其他国家建立反对我们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危险在于毛泽东可能像周所说的那样真正相信美国日益衰落，因而可能情不自禁地根据这种解释进行冒险。这样一种想法将会是关于未来的一种令人沮丧的预兆，它表明在共产党中国的确成为一个核大国时亚洲舞台上将会出现的可怕的复杂情况。”
说这个重要报告一定会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反响，今后任何人都不能再继续装作无视中国了
【新华社金边二日电】《柬埔寨电讯报》今天发表评论说：周恩来在中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重要报告，一定会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反响。这家报纸又说：从今以后，任何人，即使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头子也显然不可能再继续装作无视这个国家了，这个拥有七亿人口的国家早已是世界强国之一，最近又成了核国家，并且以飞跃的速度在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报纸接着说，此外，中国善于发挥自己的作用。它注意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它对不论大小的冲突都坚决地表明立场，它支持为人类进步服务的一切运动。
这家报纸大量引述了周恩来报告中的如下段落：中国将坚决支持世界各国反对美帝国主义者、争取独立或巩固独立的斗争，中国要全面、坚决、彻底、干净地在对待别国的态度上消灭大国沙文主义。
报纸又说：正如周恩来总理所强调指出的，尽管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国和卫星国采取仇视态度，中国已经同五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一百二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和文化关系。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但是，中国不仅是一个威望和力量使帝国主义者害怕的大国，而且特别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在各方面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展，而有利于过去十分贫困的本国人民。
报纸引述了中国人民在生产、贸易、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科学和体育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问道：那些所谓自由的维护者对此作何感想？他们将自动承认世界上的这种现实状况呢？还是打算等待被迫改变态度呢？报纸最后说，不幸，从各种迹象看来，他们将坚持走后一条路。那他们就活该倒霉。
【新华社开罗十二月三十一日电】据《消息报》今天报道，西德基副总理在接见《消息报》的记者时说，他在访问中国期间，引起他的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在工业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问：中国在过去两年中遇到了经济危机，现在的情况如何？
答：由于农业生产和许多工业建设工程的成功，经济已经恢复过来了。
问：在阿联与中国之间缔结的协议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偿还将从一九七二年开始，而且将是无息的。这是第一个这样的贷款。
【新华社开罗十二月三十一日电】《金字塔报》今天的社论说：“在负责工业事务的副总理西德基访问中国期间，两个友好国家之间缔结了两项新的经济与技术合作的协议。
“最值得注意、最值得深深赞赏的是两项协议所依据的‘建设性的兄弟般的条件’的性质。”
“这两项协议反映了埃及和中国的革命以及它们在反对战争、殖民主义和经济上与社会上的不发达的斗争中所采取的共同行动的真正的相互关系。”
“我们的人民也和中国人民一样真诚地主张加强他们之间的无私的友谊，作为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争取解放、进步与和平斗争的主要支柱。”
【本刊讯】《华盛顿邮报》十二月二十三日刊登了蔡尔兹自开罗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阿拉伯新月中的一颗新的红星》，摘要如下：
纳赛尔总统在一本正经地同记者的谈话中用了“科学社会主义”一词，但是他没有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他说：
“这只不过是说，任何一件事情必须是科学的。农业必须是科学的。甚至足球也必须是科学的，如果要踢得好的话。”
纳赛尔说，在埃及革命中将不存在象马克思主义所规定的“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同莫斯科和最近同北京的联系正越来越密切。
这位总统——他在一种理论上的议会政府制度下用强权进行统治——高兴地谈到共产党中国刚刚提供的五千万美元的无息贷款。
纳赛尔说，“他们有我们所需要的许多东西。”“我们已有他们的纺织机。卡车，对了，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弄到卡车和其它运输工具。”
不断地有代表团——教师、政府官员、编辑和作家代表团——去中国进行有人向导的旅行。几乎每一个中东和亚洲国家都是这样的。他们回来时带回了很深的印象。这些人来自乞丐、残废者、跛脚者和瞎子遍布街头的贫穷国家，因此没有乞丐、没有苍蝇、没有寄生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对于即使是在亚洲和中东这一不发达的巨大的弧形地带仓卒进行访问的人来说，有一个结论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影响正迅速扩大。访问者可能是受到了欺骗宣传，看来这种欺骗宣传是成功的。
【本刊讯】香港《明报》十二月一日发表一篇题为《台湾人的思乡表现》的专栏文章，详细摘要如下：
“在台湾，吃不到任何产自大陆的东西，偶尔有人带去一些什么，即使是最不好吃的东西也成了上珍，大伙儿关门痛嚼，辨的不是滋味，却是记忆中的青山绿水和风土人情。
“如台湾不产核桃，乃破例准以中药类输入，多余的便流入餐馆。筵席中的一味糖浆核桃乃成为名菜，每逢侍者端上，大家一声‘请请’，彼此心照不宣，谁也会多吃些。为什么？因为此物来自大陆，吃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不好吃也变成好吃了。黄梅调影片在台湾如此风行，容有其他因素在内，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人心思乡，从那简单的乡土旋律中觅取一些安慰。一切大陆发行的戏曲唱片都被台湾人视作拱璧，寒夜闭门听禁片，几乎是生活节目之一。那些广播电台尤其妙，派人在港购齐了大陆唱片，每日公开播放，在报告员口中，梅兰芳被称为梅派青衣，马连良被称为马派须生，反正电台和观众全部心中有数，明人不必细说。台湾的电台多属公营，有一家军中电台，由上尉军官任报告员，照样播放如仪。治安机关未尝不明白这种内幕，但他们本身也是热心的听众，只耳开，只耳闭，大家掩耳盗铃，沉醉在四面楚歌的氛围中。
“更有一件好事，某影剧版编辑某日收到一位作者来稿，文章开头是说十五年前在北平所听到的一台戏，但接下去一字一句完全根据前一晚北京人民电台的转播，再加上报幕员的叙述，就如亲眼目睹一般。这位编辑自己就听过这场转播，立即意会到作者的苦心，便尔照发如仪。翌日读者看了，心里也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纷纷函电交驰，表示欢迎。于是以后各报的戏稿都走上了这条路子。这些都还不奇，最奇的是谁要是藏有一本北京京剧团等在港上演的特刊，珍而藏之之外，还可借此交到许多朋友，换到许多吃喝。甚至内销报纸上的漏网广告，也有人剪下来时时把玩或互相传阅欣赏。那种望梅止渴的心情，是喜剧呢还是悲剧？”
【中央社台北十二月三十日电】韩国外交部长李东元于今日下午飞往东京。他曾在台北访问了一天半，晋见了蒋总统、行政院长严家淦，并拜会了外交部代理部务的次长朱抚松和经济部长杨继曾。
有记者问他关于亚洲八国外长会议的问题，他说：“明年二月间，八国外长的预备会议将在曼谷召开，由八国政府派大使参加”。
【中央社马德里十二月三十日专电】曾以一月时间访问非洲国家的中国外交部次长杨西昆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离此飞往纽约，他计划在纽约停留一周后于一月八日返国。
【新华社巴黎一日电】法国《民族报》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周恩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东风压倒西风”》为题写道：
中国总理于上周在议会上发表的演说里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著名口号，是想作为凭据来证明中国共产主义的无可辩驳的优势。
在周恩来长篇报告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是他深信，中国能自力更生地在各方面取得进展，能对付一切困难。
《战斗报》一日发表的安德逊的文章写道：
据美国和印度情报机关获悉，人民中国将加倍努力，以成为现代化的军事强国。北京参谋部除了有着庞大的陆军（它的力量由于富有牺牲的勇气和精神而加倍强大了）之外，还正迅速发展它的空军。专家们都注意到了（中国）制造出来的米格２１型飞机的这一进展，尽管苏联自一九六○年以来断绝了提供军用物资、特别是飞机零件。同时，也注意到中国对贷款持的态度和它增加了同西方世界的贸易。
一九六四年是中南海的吉利年。
虽然赫鲁晓夫的下台并没有带来中国领导人所希望的那种改变，但中国在这一年获得了自一九五七年以来最好的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