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新闻天地》十月三十日刊登作者秦邦先寄自美国波士顿的一篇航讯，摘要如下：
美国全国大学，大约有一百多校，在十月十五、十六两天开始了“终止越战示威游行”，是响应国际学生同一运动的一部分，学生们摇旗呐喊“美国是新殖民地主义者”，“美国首先破坏日内瓦协定”，“美国兵撤出越南”，等等。
目前这种学生运动，参加的人数还是比较少，不像以前我国平津京沪等地的规模。以纽约和波士顿为例，总的游行人数有一万九千多人，可是其中少部分是大学生，有些是附近中学好事之徒，有些好奇的也参加。目前美国这种学生运动，还是不成气候，可是如任其这样发展下去，也就颇令人忧虑。
这里有两个很活跃的左派团体，一个叫“五二运动”，其总部设在纽约，是因五月二日大游行而命名的。友人告诉我，他们出版了一个“自由学生”的四开报，共有十六页，其内容和中共一鼻孔出气，走的同样路线。（美共方面是走的苏俄路线，不参加这种学生游行。）这上面有一张大广告，是叫作“中国出版社”，其所售书籍内容，和“新华书店”并无不同之处。
这家“中国出版社”广告中的书目是：“毛泽东军事著作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越南问题论文集——支持越南人民：一、二、三、四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收集的都是中共攻击俄共的文章）。另有期刊的订阅，如“北京评论”、”中国建设”、“青年”、“中国文学”、“中国妇女”等。无一不是中共“官方”的宣传刊物。美国的确“民主”。一般不许共产党宣传品入口，可是这种“中国出版社”却堂而皇之的在发行，令人称怪。
在纽约，还开办了一所“自由大学”，其课目是“黑人解放”、“革命艺术和理论”、“美国的激进传统”、“社团组织”、“越南、中国和古巴”、“帝国主义和社会结构”。这又令人想起了当年上海的“劳动大学”，其目的就在训练左派青年，或是培养共产党的干部。
在学生示威行列中，我找机会和一个看来是组织者的青年谈话，他显然在政治上很成熟，与美国一般学生不同。他强调，游行并不是反政府的，并不是共产党指使的。他并愤怒的说，一位参议员说学生游行是以共产党为背景，是一种侮辱。
目前左派活动的力量与范围是极有限的，然而，美国社会一般都是高度的个人主义，各人自己管各人的事，现在，有一帮人要在搞活动搞组织，这就有极大的空隙可以钻，这是一种充满了危险的逆流。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日以《绝食拒赴南越作战美兵贝尔顿减刑内幕》为题译载美《国民前卫》周刊十月十六日的文章，摘要转载如下：
十月五日，美国陆军一个军事法庭判处黑人士兵温·贝尔顿五年苦监，但是，随后又把五年苦监减为一年监禁，缓期执行。对一个不服从命令的士兵一再减刑，究竟陆军的葫芦里卖什么药呢？
贝尔顿今年二十六岁，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毕业生，在服兵役以前，是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他这次之所以被陆军判处监禁，是由于他进行绝食，拒绝被送到越南去打仗，成为第一个以绝食拒赴越南打仗的美国兵。
据接近“贝尔顿案”的人士说，这次减刑是陆军同贝尔顿达成的协议。声援贝尔顿委员会认为，这次减刑实际上是他们的胜利，第一、贝尔顿毋须到越南打仗去了，第二、所谓“缓期执刑”，等于贝尔顿毋须坐牢，起码是暂时如此。
替贝尔顿辩护的民事律师本来打算继续为贝尔顿声辩，他一直认为派贝尔顿去越南打仗是非法的，理由是美国国会并未宣布同越南交战，因此约翰逊总统出兵越南，本身就是违反美国宪法。
据说，减刑的谈判是在一天审讯的两小时休息时间内进行，由陆军向贝尔顿提出的。贝尔顿在谈判后返回法庭时便对他的辩护律师说，他还是认罪好了，他叫律师不要在越南战争的法律根据上为他声辩。
不久，便按照双方的协议，把贝尔顿的五年苦监，减为一年监禁，缓期执行。
对于陆军主动提出协商解决的原因，陆军是不会加以讨论的。
不过，军方发言人斯·凯特—鲍威尔上尉曾对记者说过：“我们希望，贝尔顿案以尽可能低的调子进行，避免大肆宣传。”
众所周知，陆军和政府都曾经接到许多替贝尔顿声辩的信件。在贝尔顿案开审前数天，一位陆军军官已暗示过如果“那个委员会解散”的话，贝尔顿就会得到轻判，这里所指的“那个委员会”，大概是指密尔沃基的“声援贝尔顿委员会”。
当时陆军的建议遭到声援委员会的拒绝。据声援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密尔沃基商人约·基尔曼说：“人民所写的那些信，具有巨大的影响。我敢肯定地说，陆军是希望把这个案子静压下去的。”
【路透社华盛顿六日电】一大批人今天晚上集合在五角大楼外面向三十一岁的公谊会和平主义者诺曼·莫里森致意，他是上星期五为抗议美国对越南的政策而自焚的。
莫里森的未亡人、其他的亲属、公谊会会员和一些民权工作者垂着头进行两小时的默哀祈祷。
今天早些时候在巴尔的摩的一次追悼会上，公谊会的一名会员热烈赞扬莫里森是一个“关心天下众生和为他们服务的人”。
讲话的人说，“虽然诺曼的抗议未为人们注意，但是试图做些引人注目的事情……使美国人民大为震惊。”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日电】今天在诺曼·莫里森星期二自焚的五角大楼门口举行的追悼会上，有人热烈赞扬莫里森的自焚是“与全人类忧乐与共的最后行动”。
在附近莫里森的故乡巴尔的摩，同时举行三个追悼会，参加者七百多人，人们热烈颂扬这位和平主义者。
【法新社纽约州日内瓦四日电】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昨天在这里说，美国要在越南取得军事胜利是不可能的。
道格拉斯在日内瓦大学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发言时说他本人主张通过政治来解决越南战争并且说“只有亚洲人能够救亚洲人”。
道格拉斯说，美国和其他“富国”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它们对于运气不那末好的国家缺乏理解。
【本刊讯】英《星期日公民报》十月三十一日刊载一篇报道，题为《罗素谈约翰逊、世界政府和人的性格中的弱点》。摘要如下：
记者拉布在一个雨天的下午到罗素的家里进行了访问。拉布在那个偏僻的地方同罗素进行了长时间谈话，罗素的录音谈话如下：
问：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已经头一次出现了由于少数人的决定而使人类毁灭的可能？
答：真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新的道义局面。甚至不要少数人。光是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比方说约翰逊。
问：是的，或者勃列日涅夫。但是无论怎么说，在这种危险面前，各国政府显然负有直接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新责任。罗素勋爵，你觉得它们是怎样理解这种责任的呢？
答：它们的理解是非常可笑的。看来谁都没有注意到新的局势，它们心满意足地继续采取通常的愚蠢做法。
问：你是否觉得这些危急事件有增加的倾向？
答：无疑是这样的。我倒是觉得我们的政治平衡状态非常不稳固。但是我不知道……有时我感到乐观的时候，我觉得，从长远说来，人们一想到幕布突然会拉下来的前途、一想到他们将在人类历史的这一个不那么光荣的收场白之前就退场，就会吓一跳。实际上，闭幕也许还太早。
问：你是这样想吗？
答：这不是我最后的想法。有时我感到十分悲观。
问：但是我相信你对问题有比较客观的估计。
答：是的，当然是这样。十分客观地说，我觉得作出预言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对目前的危险和迅速消除危险的问题大胆地表示一些看法。
问：罗素勋爵，你谈约翰逊就仿佛他是对和平的威胁。你觉得肯尼迪—赫鲁晓夫时代和约翰逊—勃列日涅夫时代在对人类的威胁方面有什么不同吗？
答：没有很多不同。在肯尼迪—赫鲁晓夫时代，危机发展很快，具有爆炸性。看古巴事件就可知道。现在危机有放慢趋势，趋向于一个月一个月拖下去，并具有一定程度的传染危险。是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觉得是有不同的。从心理上讲，这种缓慢的恶化倾向更加有害。
问：那么，你打算提出什么大计划来避免核战的危险呢？
答：我认为作为一种过渡的解决办法，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可以准备基础。但是这只是理论。从各国存在之日起，它们就互相仇恨。任何国家都不想放弃力量，甚至放弃部分力量。现在既然几乎都有氢弹了，它们就以能威胁它们的敌人而感到很高兴。他们宣称，“我们决不使用我们的炸弹，但是我们强大，我们可以威吓。”我不明白它们怎么能看不出采取这种态度的危险性。正是这种态度引起战争爆发的。
问：不知我对你的话是否理解得正确，你认为组织一个世界政府并不真正可能；难道不是这样么？
答：绝对是这样。除非至少是作出了抛弃民族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决定并且我们能说，“好吧，让我们来拯救所有的人，让我们重新开始……”，否则便不可能。
问：如果那一天竟然到来，那你如何设想一个世界政府？
答：我认为，它应避免犯联合国所犯的一切错误。联合国的最大错误是采用了否决权作为工具。当然一九四五年在旧金山，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或则成立一个行使否决权的联合国，或则就将没有联合国。当时选择了调和办法。而象采取折衷解决办法总是发生的那样，结果是糟糕的。
问：但是，联合国宪章中所包含的各点一点也不能用于你提议成立的世界政府吗？
答：我没有正式提议成立世界政府，因为我没有权力这样做。我只是表示了这样的见解。当然罗……联合国的一些要素可以利用……联合国毕竟也许要比那可怜的国际联盟前进一步……但是如果那样，就必须取消否决权，宣告所有国家的军队必须参加一支超等国际化的军队等等。而且这支军队将不仅用来处理种种国际紧张局势，而且还用来处理各种严重的国内冲突。你能设想一批美国兵在某个反叛的苏联集体农庄周围巡逻的情景吗？或者是一支中国军队在小石城（美国的一个地名——本刊注）恢复秩序的情景吗？
问：坦白地说，我不能。
答：我也不能。我所以认为成立世界政府的可能性在减退，原因即在此。
问：用什么办法实现全面裁军呢？
答：没有办法，这是悲剧。不可能说服任何人放弃他的任何力量。这是我在近年来得到的非常可怕的发现。
问：这种特点是人的天生的性格吗？有可能改变吗？
答：我过去这样想过，认为这种不幸是能够改变的。……现在我不是很有把握了。
问：罗素勋爵，显然你今天早餐时感到不很舒服。
答：啊，不，不。……我感到很好。但是，有时我由于完全绝望才作这种可怕的假设。我认为如果想到这些假设，这些假设就有可能不成为现实。
问：请再作一种假设，一种比较好的假设。
答：当然还有一种假设。有时它看来非常遥远，可望而不可及。另一些时候，我又认为它即将成为现实。例如，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在下届北美总统选举中，一个温和的开明集团会获胜。这个新政府可能接纳人民中国进入联合国。可能发生这种事，这不单单是因为更换了政府，而是因为北美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施加了真正压力。这不是很不可能的，而是可能的。
问：然而，当一九六四年约翰逊当选时，世界的开明派都认为前景良好，如果戈德华特获胜，那就是对和平的真正危险了。你认为这种估计正确吗？
答：绝对不正确。但是这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政治。在大不列颠和美国，在野的最杰出的政治家在上台时都会组成最糟糕的政府。
问：这是什么道理呢？
答：啊！道理很简单。……权力使他们陶醉，然后他们为了保持权力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事情永远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