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10日参考消息 第4版

    【日本新闻社东京三月三十日电】日本报纸称赞中国排球队。
    日本体育专刊《日刊体育》二十三日报道中国排球队访日第三场比赛时说,中国男队“传球和扣球准确,胜过于日本队。”
    《产经新闻》同一天说,“中国选手身体柔软,跳跃能力极好,尤其是高起扣球,往往越过日队拦网,这是日本选手值得学习的。”
    这家报纸二十一日说,“中国女子队进攻和防守都相当完整,比去年秋季访日的捷克女队强。”
    《北海道新闻》二十四日说,中国队动作敏捷很守规矩。这家报纸还说,“中国队最大的特点是防守力量优秀,和从这里产生出来的顽强性”。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三月二十一日报道了日纺排球队的领队大松在看了中国排球队的比赛后的谈话:
    中国队不是象苏联、捷克斯洛伐克队那样大力压到底,而是柔软灵活。特色是正确的传递和扣球的变化再加上跳跃的力量。不时还出现敏捷的动作,利用时间上的差距进攻。这里表现出中国队的卓越之处。
    发球的力量也是很稳定的。但是,由于被高校队的长距发球所困,第一局以六比三领先的局势急转直下,一连落到六比十。从这里看,对变化多端的球,似乎脆弱一些。
    以个人技术来说,除了第三局才出场的高个子祝嘉铭那样大刀阔斧的拦截以外,还有李宗镛那样活动面宽的选手。以他们的身材来说,动作的速度是非常高的,判断力也很强。看来会有一个杀那的动作时,他们却闷头来一个毫不掩饰的猛攻,各有千秋。
    女子队的传递也是很正确的。虽然也有两节的扣球,但是没有网边细小动作的训练。
    躯体高大的卓尔汉是优秀的选手,但是多次进攻都被日纺队拦接回去,完全无隙可乘了。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仰光通讯,摘载如下:
    中国体育代表团羽毛球队参加世界新运会之后,十二月初来缅访问。中国羽毛球运动员积极、主动、快速的风格,获得了缅甸运动员热烈赞赏。
    腼甸国家羽毛球教练山孟礼说:
    “中国选手的步伐灵活、腕力强,尤其是速度非常快,使我们感到要将一个球打回去都很吃力。”
    山孟礼说:“年青的中国选手在短短的几年间,练就世界第一流的技术水平,使我们感到惊奇和佩服。缅甸选手的球龄比中国选手要大,但我们的技术水平却望尘莫及。我们通过这次体育交流要好好学他们。”
    密志说:“中国运动员都有充沛的体力、非常好的跳弹力和速度,因而可以充分发挥技术。第一天我遇到侯加昌,这位中国首届新运会单打冠军表现了丰富的球路和灵活的手腕,远拉近吊无不恰到好处。比赛中我曾经企图抽两大角使他顾此失彼,但失败了。他们正手抽杀凌厉,尽管我不时放后场高球,但他身手敏捷,只要球拍所及,他可以跃起在空中将球击回来,由于球劲而疾,使我防不胜防,一直处于被动。”
    今年全缅男子单打冠军阿斯·比·勃鲁瓦说:“中国选手的手腕非常灵活,有时他们明明似抽不抽,不扣而扣,使我们摸不清他们的球路,手腕的假动作令人迷惑。”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三月四日晚刊报道:朝日新闻东京总社四日早晨通过外务省接到日本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古内的来电,获悉目前在西伊里安远征中的日本—印度尼西亚联合探险队在一日下午一点十分(当地时间)攀登新几内亚最高的苏加诺峰(原名卡斯登土山,五千零三十米),成功地达到了顶峰。这一次是一九三六年的科拉因队(荷兰)和前年的哈拉队(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合队)以后第三次攀登到了顶峰。这次日本—印度尼西亚联合队是取道以前任何远征队都没有走过的北边路线攀登的。


    【合众国际社东京三月十八日电】据今天报道,日本政府将准许北朝鲜报界代表和有限数量的普通公民进入日本出席十月份举行的东京奥运会。
    负责奥运会事务的国务大臣佐藤说,池田首相已同意向四名北朝鲜记者、一名摄影记者和“有限数量的普通公民”发出签证。
    由于分配给南朝鲜各项比赛以及开幕和闭幕式的票只有一千六百七十一张,因此据信给予北朝鲜的票将减少。
    【美联社三月十八日电】共同社星期三报道,日本政府已决定让四十名北朝鲜人到这里来观看一九六四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共同社说,法务省已决定发给北朝鲜开幕式和闭幕式的票各二十张。
    共同社说,法务省是根据南北朝鲜的人口比例规定这个限制的。
    南朝鲜开幕式和闭幕式总共有六十张票。


    【法新社加德满都三月二十二日电】据今天这里收到的一则电报说,攀登江宗冈的日本十一人组成的喜马拉雅山爬山队于三月十二日在海拔四千五百米的地方建立了第一个基地营。该营设在恩戈琼巴冰河。
    海拔七千九百二十二米高的江宗冈峰位于埃佛勒斯峰以东二十公里。
    【美联社加德满都三月十八日电】攀登七千一百八十四米巴朗策峰的日本喜马拉雅山登山队长星期二说,这个登山队还将在这个地区呆四个月的时间研究种种学科。
    福田三十六岁,东京人。他是在星期二从加尔各答乘飞机到达这里的。他说,登山队的研究计划包括研究当地人民的语言和风俗、这个地区的动植物以及巴鲁山谷的地形和气候。他说,登山队计划在大约四千五百米的巴伦冰河建立一个基地营。在最后攀登顶峰前还将建立三个营。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八日发表社论,题为《新的一章》,摘要如下:
    实际上,富布赖特是要求美国人民不要那样被共产党威胁吓昏了头,要更多体会到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变化和多样性,要多关怀美国生活的好处。如果外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居功自傲,那是错误的。美国克服了自己的自然孤立主义,担负了西方防御共产主义的主要担子。如果它不关怀这种威胁,那它就不可能实现军事僵持局面,正是由于实现了这种局面,目前才有可能进行重新估计。
    然而,也不可否认,在最近若干年,指望美国除实行军事保护外还实行开明领导的人们都不安地认为,态度还改变得不够快。
    美国政治和社会传统中有许多因素往往容易使冷战态度长期不变。共产主义世界的改变也慢。直到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和缓才真正产生了结果。奇怪得很,态度的改变和神话的放弃在铁幕两边平行发展着。赫鲁晓夫谈到给他的人民更多土豆烧牛肉,而约翰逊则对国内贫穷宣战。俄国采纳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因素,西方同意和需要计划。双方都有必要放松它们的防御联盟。谁都不要消灭对方。双方都逐渐开始看到世界不是分成东西方而是分穷富的。双方都变得不那么计较意识形态而更注意实利。俄国现在在向中国人发表“富布赖特”讲话。然而这些事态的意义还不完全清楚。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些事态意味着俄国只是在恢复力量准备最后进攻。在他们看来,这种斗争仍然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对越来越多的舆论说来,这些事态有三个主要含义。第一、有更多共同利益的范围是两种制度可能合作的。第二、扩大这些范围并打消以为任何一方可以在冷战中“获胜”的幻想。第三、就双方仍然将有竞争这一点而论,历史很可能垂青于不仅给其公民最多土豆烧牛肉、而且给他们各方面的美好生活的那一边。


    【美联社华盛顿八日电】(记者:纠利克)约翰逊总统已要副国务卿哈里曼负责管理非洲事务。
    接近哈里曼和负责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斯的人士否认约翰逊的这一行动将会损害威廉斯。他们说,恰恰相反,这将意味着上级更加支持威廉斯。
    根据国务院现在工作的情况,国务卿腊斯克是在第七层楼工作的。
    同他一起的有副国务卿鲍尔和哈里曼。负责处理世界各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们在六楼。
    总统对于桑给巴尔问题还没有要他在七层楼上的任何国务院官员负责管理起来这一点感到不安。他说,他希望七楼上的某一个人能够对非洲若发生事件时担负起责任来。
    这样,未出席会议的七楼工作人员哈里曼就被任命了。
    国务院官员在说明哈里曼的新任务时说,有一个像他那样职位的人来管理非洲事务是有帮助的,因为该大陆上的许多问题对美国在其他地区的较广泛的政策也有影响。


    【美新处华盛顿八日电】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科勒星期三同约翰逊总统举行了会谈,后来科勒向记者说,美国和苏联“正在试图在正常的、就事论事的基础上处理关系”。
    总统和科勒大使讨论了世界总的局势以及苏联内部的情况。
    科勒说,约翰逊总统“颇为满意地注意到两国关系中的比较正常的情况”。他说,总统希望这种趋势继续发展。
    这位大使说,美国和苏联“正在试图澄清我们之间的某些问题。”他指出,两国刚刚缔结了一项文化交流协议,正在准备谈判一项领事条约。一项领事条约将涉及商业利益和有关问题。
    他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最近对美国领袖和美国农业说的恭维话并不是一件新事情。
    科勒大使是在三月七日回国述职的。
    有人问到莫斯科和北京的分歧,科勒说,约翰逊“非常了解这使苏联领导面临的困难”。
    这位大使说,他和总统还谈到苏联从美国购买小麦、苏联农业失败、赫鲁晓夫努力改善苏联经济情况等问题。
    【法新社华盛顿八日电】科勒认为改善美苏关系要靠“悄悄的外交”,而不是靠惊人的主动行动。
    他又说,他同约翰逊总统讨论了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最近在匈牙利发表的演说。科勒拒绝提供他同约翰逊总统的谈话的细节。


    【美联社纽约一日电】纽约市一个工程公司在过去三年内在苏联建立了两座价值总额大约五千万美元的纺织厂。
    据说这项工程将为苏联每年生产一千五百万码的绒线混合衣料,五百万码的棉纱—合成纤维综合织物和一百七十五万磅的编织纱。


    【本刊讯】《华盛顿明星晚报》五日发表该报记者斯蒂文斯四日发自莫斯科的一篇分析性报道,题为《共产党会议引起了尴尬处境》,摘要如下:
    如果北京和它的支持者抵制一次新的莫斯科会议,俄国能否一帆风顺,这是完全不肯定的。甚至现在也可以看到,对于莫斯科最近对北京的攻击的反击,不同的党有不同的反映。因此,《真理报》在综合其他各国首都的评论中迄今没有布加勒斯特电头的评论。
    苏联决策者正在作老早就应该作的“痛苦的重新估计。”苏联政策同美国政策一样,其部分依据也是神话和空想。神话之一是,俄国和中国的分歧会有办法消除,社会主义阵营的宝贵团结会有办法挽救,尽管与此相反的证据多如牛毛。
    死抱这个微乎其微的希望不放的原因之一是心里知道,一旦最后分裂,苏联最大的盟国将成为它的最大敌人。美国同赤色中国不和是一回事,因为它们之间远隔重洋,相距四千英里,但是苏联和中国的接壤处是世界上最长的边界,跨越亚洲的一半土地。
    赫鲁晓夫先生早在一九五八年就预见到可能会发生什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那时才开始作认真的不断的努力来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修好。
    但是,直到不久前,赫鲁晓夫还没有完全放弃中国,甚至现在,他还没有决定到底采取什么方针,包括在塔斯社预发的他星期五在布达佩斯的讲话中的对北京的尖锐攻击在实际讲话中删掉了,其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他和他的顾问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似乎是一致的。苏联必须作好准备,同统治一个七亿人口的国家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苏联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必须加以改变来适应这些严酷的事实。从长远来看,这势必会影响克里姆林宫同西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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