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利特—朗说我详细驳斥了赫的和平过渡等「理论」
【路透社北京三十一日电】（记者：凯利特—朗）中国共产党在对苏联总理赫鲁晓夫的一次激烈的新的攻击中把他说成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并且说，他使国际共运中过去所有的“修正主义者”都相形见拙了。
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和理论双周刊《红旗》发表的一篇很长的文章说，“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报纸在停了将近两个月以后又恢复了对赫鲁晓夫的直接攻击，它是去年九月开始的答复苏联党去年七月公开信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第八篇。
它详细驳斥了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朝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
这篇中文长达三万字左右的文章要求修改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以后发表的文件的有关章节。
【路透社北京三十日电】中国今天指责赫鲁晓夫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
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文章所进行的这一攻击，是在这位苏联领导人对布达佩斯进行正式访问的前夕进行的。
中国人还谴责赫鲁晓夫先生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并且要求各地的共产党人“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这篇文章说，苏联领导人的修正主义，比起以前的各种修正主义来“不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文章称赫鲁晓夫先生是“历史上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法新社说“八评”证实我将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法新社巴黎三十日电】据巴黎观察家们说，北京在中苏在阿尔及尔激烈争吵之后，紧接着于今天发表了一篇新的长篇社论，谴责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这篇社论证实了这样一种印象：中国人打算把他们反对苏联共产党的权威和威信的攻势进行到底。
据北京的社论说，列宁关于暴力的论点在我们时代中保有全部的价值。
社论中最有趣的部分——实际上是唯一未发表过的部分——恰恰是，把似乎是被赫鲁晓夫引离革命道路的一些共产党的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他，如在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内，苏联的影响助长了这些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以多列士为首的法国共产党和以丹吉为首的印度共产党的情况尤其如此。社论说，如果不是卡斯特罗的革命精神战胜了种种困难，赫鲁晓夫的影响对古巴也会是灾难性的。
社论最后劝告受迷惑的共产党：是回头的时候了。
看来，北京发动进攻的真正目的是为给马克思列宁主义集团提供思想武器。
合众国际社说我“八评”对赫鲁晓夫的谴责远远超过前几篇
【合众国际社东京三十一日电】（记者：威廉·弗·赖特）红色中国今天要求立即把苏联总理赫鲁晓夫逐出共产党阵营。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文章以迄今为止最明确和最激烈的措词鼓吹暴力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手段。
这篇文章对赫鲁晓夫的谴责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几篇文章。它为苏联领导人的共产主义造了一个新名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它称他是一个扯谎者和一个胆小鬼。
这篇文章说，“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但是这篇文章不同于北京早些时候发表的文章，它没有呼吁赫鲁晓夫在不太晚以前悬崖勒马。
文章提供了有关这次争论的新材料，它说：中国党的领导人在一九五六年同苏联领导人的“多次内部会谈中，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
【合众国际社东京三十日电】共产党中国今天对赫鲁晓夫发动了一场新的猛烈攻击，它预言这位苏联领导人的修正主义政策将使他被丢进“历史的坑垃堆”。美联社认为我「八评」呼吁苏共和其他党领导人摒弃赫鲁晓夫
【美联社东京三十一日电】（记者：内间）共产党中国在星期一呼吁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摒弃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它宣布这位苏联领袖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为“资本主义”势力服务的。
中国人对苏联的领导发出了挑战，它称赫鲁晓夫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并且说，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使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遭到“够大的和够严重的损害”。
【美联社东京三十日电】共产党中国星期一批评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并且呼吁苏联人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摒弃他。
北京在重新对苏联总理进行的尖锐的新攻击中说，“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这篇三万字的反赫鲁晓夫文章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它攻击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并且把苏联领导人同受到列宁批评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相比较。
文章说赫鲁晓夫的政策把苏联引导到南斯拉夫的反革命路线上去。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三十日电】苏联干扰台今晚企图以干扰淹没掉北京电台对俄国广播的共产党中国对赫鲁晓夫总理进行的猛烈的攻击。但是，苏联首都收听短波广播的听众仍然听到了共产党世界两大国之间的“舌战”中最新的激烈论战性文章的主要之点。
苏联对中国过去的广播一直是进行干扰的。但它在去年夏天停止干扰美国对俄国的广播。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二十二日以《日法学家看中国社会秩序》为题，译载了日本东京大学法政社会学副教授渡边洋三在日本《世界》月刊四月号上发表的一篇访华观感，全文如下：
这次到中国旅行虽然时间不长，但却给予我极强烈的印象。我写这篇东西，只想介绍一下我所获印象的一点一滴。当然，在有限的日程中所看到的毕竟有限，还不能算是科学调查工作，可是这毕竟是我对中国初步的了解，所以想叙述一下我的访华印象。要参观那里都可以
我们是应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邀请作为日本青年法学家的代表而去中国访问的。因此我们主要目的，是参观中国的法院、监狱和大学，调查中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各部门工作的实况，但是我们也要求参观了人民公社和工厂。行前有人说，到社会主义国家参观是尽看好的，不看坏的。中国的态度却极为坦白，只要旅行日程容许，无论我们要看什么，都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中国国家领导人并不讳言现在的中国还有不少落后的地方。我们要求到大城市的背街小巷中看劳动者的住屋和生活，他们带我们去看了。我们要求看最穷的人所住的贫民区，他们也照样引导我们参观。至于照相，除了军事设施和在飞机之中不许拍照外，任何地方都可以任意拍照。
“在中国，你们什么都可以看！”中国这种态度正包含着他们具有自信。事实正是如此，中国上自高级政府首脑，下至一般市民都充满着对自己国家前途的信心，到处都是如此。
我们在这次参观过程中，不断地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在广州的农村人民公社中，解放前一次普通的自然灾害中，全村四百人中饿死了四十三人。这次的三年自然灾害比那一次不知大多少倍，可是一个人也没有饿死。再说鞍山的钢铁厂，解放前只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制造部分铸件的工厂，现在，当年被当作苦力牛马般奴役的人已成了工厂的主人。鞍钢已从战争废墟上，建成了巨大规模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在上海，解放前除出卖肉体以外即无以为生的妓女已完全绝迹，她们从受屈辱的生活中站了起来，变成能生产、的市民，这些都是很令人感动的事实。
类似这些事例，我们在中国到处都听到过。我们到达到中国各阶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访问了经历过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转变成工人、农民的娼妓，我们深切地感到，在他们的心底对中国新旧变化的感想多么深刻。
另一方面，中国今天也存在着不少矛盾，旧的事物和新事物的矛盾，落后思想和先进思想的矛盾，社会主义意识和私有意识的矛盾等等，尽管这些矛盾依然存在，中国人已从他们亲身体验中毫无疑问地认为中国政府确实是人民的政府，中国就是人民的中国。我们遍访中国，到处感到近七亿中国人的团结一致，政府和人民的团结一致。以前我只从书本上读到“人民的党”或“人民的国家”等字句，这次在中国才实实在在的了解到人民的国家是有多么大的潜力。
我总的印象是，日本人对于新中国这样的国家了解得很不够，不仅仅是那些只在报上阅读根据香港情报而制造中国新闻的普通日本人，就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日本知识界或者是学者，不少人的中国观也是很浅薄的。例如日本方面对于中苏争论所写的许多评论，一大半是不正确的，或者是根据不正确的中国观写出来的。法院审判案件很少
由于我是法学家，想引用若干具体实例来介绍一下作为法律家的眼光看到的中国观。
中国和日本的情形不同，在中国，审判这类事件非常少见。我们到达北京后，立刻向中国当局要求让我们出席中国法院旁听。对方答复说：“我们当然尽量想把旁听编入你们访问的日程，不过你们在北京逗留期间是不是有案可审，还须要去打听一下。如果北京没有，也许其他城市会碰上审案的机会。”这使我们都吃了一惊，因为日本法院审案事件太多，法官忙得不可开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结果我们在北京逗留期间一宗刑事案件也没有，民事法庭则旁听过一次。刑事案件直到我们到上海后才有机会出席一次贪污案件的旁听。至于在北京旁听的民事案件是一桩离婚官司，因为孩子问题而引起夫妇不和，闹上了法庭。我们旁听时，三位法官都是女性，书记官是男性，从这一点使我感觉到在中国，女性是真的接近完全解放了。犯罪数字逐年减少
其次我们要求到监狱参观。北京监狱本能收容三千犯人，我们参观时收容了一千七百人，因为犯罪者数字逐年减少（一九五九年北京监狱在押监犯是一千八百人）。罪犯中百分之四十属于蒋介石特务和其他反革命有关案件，一般刑事犯罪只占总犯罪的六成左右。南京的监狱刑事犯罪比率更小，只占百分之四十强，反革命犯罪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国以这样庞大的人口，和日本这样的国家比较，其犯罪率之低真使人惊诧。我们告诉陪我们一同参观的中国监狱工作人员说，在日本杀人事件每天都有，他也同样感到很惊异。他说，在中国监狱关着的刑事犯除反革命之外，多数是盗窃犯、欺诈犯、贪污犯和交通事故犯，杀人犯是很少很少的。
西方国家近年来最咸头痛的是阿飞犯、青少年犯罪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已不存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几年前就已扫清了阿飞。因为治安已经确立。中国警察完全是没有武装的。他们虽然也拿着维持交通的警棍，但和日本警察那种用作武器打人的警棍完全不同。除了交通警外，在街上很少看到警察，除非你很仔细地在街上搜寻，确实很难找到。至于整队巡逻警察，我在中国期间一次也没发现过。
这种治安良好现象对外国旅客说来不知省却多少精力。在旅店里，旅客的物件不必去担心，你忘了的东西，总是会物归原主。有一次我在北京旅店的盥洗室中，将日本带来用剩下的一卷手纸放在那里准备不要了，后来旅馆人员当我忘记此物又将它送还给我。（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中国人民不念旧恶
和我们在中国愉快旅行相比，使我们感到难过的是，现在许多到日本来的中国人却不得不由便装人员保护他们的安全。过去日本军人在中国不知犯了多么大的罪恶，今天的中国人民若对日本人抱着反感或憎恶倒是情有可原，然而他们一点也没有这种表示。和我们一起旅行、始终照顾我们起居等一切日常事务的一位中国政法学会的工作人员，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被日军杀害的，然而他对这事完全没有表示他对我们日本人的不满，最后在国境送别时还同我们话别。
我们访问著名的南京大屠杀所在地南京，目的是要向被日军残害的三十万军民的陵墓致悼，但是，几乎每一个都有亲属或朋友被日军杀害的南京市民，却对我们不念旧恶，伸出了温暖而热烈欢迎的手，这是我们这次访华最难忘的一个印象。我们在南京可以自由上街购物游逛而完全不必顾虑自身的安全问题。我想这是政治教育的结果，反观现在的日本，中国人来访问还必须考虑安全问题。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人犯罪率之所以这样低，照我的印象看来，首先是由于生活安定。应该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决不能说很高。人民对未来满怀希望
其次，中国人不仅现在的生活安定，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对将来满怀着希望。他们确信现在生活水准即使低一点，但正在逐步提高中，将来必然更会改善。我们在上海访问昔日的贫民窟时更加深我们的感受。从前在贫民窟住着的多是人力车夫、码头苦力等最下层的人物。解放后，政府有计划地整顿贫民窟，首先解决那里的下水道问题，使臭沟污水一扫而清，接着铺设道路，栽植花木，装上电灯，失业者使其就业，许多新房重新建起，贫民窟的面貌完全改观，这种变化对于在旧社会一向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该是多么深切的感受。在以前他们作梦也不会想到生活会有这样巨大的变化，他们从自身的体验，深信未来的生活更加美满。犯罪的温床一向是在最贫困阶层，但是中国政府给予他们以希望和理想。犯罪无论是对于个人或整个社会，往往是在对未来绝望之下产生的。中国犯罪事件少，可以说，正是由于个人和社会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缘故吧。没有黄色书报杂志会
第三，我们从访华中感觉到，中国社会完全是生产者的社会。人们一面生产，一面消费。中国人普遍关心的，是他们的生产和建设，和与生产建设相关联的道德和文化。中国充满着作为生产者的人们应有的健康的道德和文化。驱使人们犯罪的文化和娱乐在中国是不存在的，颓废的文化、黄色的书报杂志、娼妓等，在中国绝对不能立足。置身在这样的社会，立刻就使人处处感到它是健康的、正常的。当我们一离开国境进入香港，立刻就看到那些华丽而庸俗的电影广告、色情的杂志，我们立刻感觉到，我们又回到资本主义世界。（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