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的美国《锤与钢》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得克萨斯州的历史上充满了联邦、州、县和市，对印第安人、墨西哥人、黑人、小农和工人的暴力行为。铁路大王、大牧场主、石油巨头和战争工厂用法律手段和公开的野蛮行动取得和保持了权力。严重地受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影响的美国共产党背弃了列宁关于剥削阶级的暴力的理论。象白劳德在一九四四年所作的那样，最近他们取消了得克萨斯州的共产党组织。
史蒂文森、肯尼迪兄弟和洛克菲勒赞成在“民主”的烟幕下走向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而他们在得克萨斯的同行们却赞成撕去这种面具。东部分子掌握着国外投资中油水最肥的部分，因此，那种烟幕有利于他们在国外进行欺骗，而得克萨斯人尚在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就不那么顾及欺骗性手段了。
参院对博比·贝克发大财的案子的调查，也使得得克萨斯州利益集团不高兴。贝克是约翰逊总统的密友和手下的人。得克藤斯州一些有势力的力量认为揭露贝克一事危害了得克萨斯州的最有势力的政客约翰逊总统的事业。事实上，《波士顿环球报》在肯尼迪被刺那天的下午版上的标题是《肯尼迪可能把约翰逊赶下台》。
得克萨斯州利益集团虽然未必对约翰逊在一切问题上的立场都感到满意，但是却还不希望看到他失去在民主党全国领导机构中的地位和副总统的职务，这是合乎逻辑的。
从上述事实必然得出以下的结论：（一）美国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加深了得克萨斯州的暴发户同得势较早的东部金融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二）不能把肯尼迪总统的被刺同这种权力斗争分割开来看。（三）行刺肯尼迪意在没有根据地指责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打击一切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人。同时，策划者们企图在财政方面和政治方面保护和加强得克萨斯州大富翁们的利益。
得克萨斯利益集团还没有获得对政府的控制权。东部资本势力仍然在华尔街居于统治地位。
《锤与钢》愿意指出有关奥斯华德被杀的某些事实。奥斯华德之被杀是一个同达拉斯警方关系很深的人干的。若没有达拉斯警方内部势力的预先布置，奥斯华德被杀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十月份《政治月刊》上的一篇诽谤中国的文章里，修正主义者声称主要依靠垄断集团之间的分歧来取得和平是可能的。达拉斯发生的事件证明他们完全是错误的。工人阶级和黑人一方面必须利用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分歧，但是，他们只有集中力量对整个美国帝国主义结构进行斗争，才能击败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
美国政府的反动本质在约翰逊总统的统治下越发明显了。虽然反动派试图歪曲达拉斯事件的真相，但是他们的谎言和诽谤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残暴本质。
【合众国际社得克萨斯州约翰逊城二十八日电】约翰逊总统在得克萨斯州牧场里举行的一次临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不同意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提出的要求美国改变对巴拿马和古巴的政策的建议。总统谈到其他问题时说：
——他认为，“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处理巴拿马局势”。在我国不愿意预先答应重新谈判一九○三年运河区条约的问题上，同巴拿马仍然有“很肯定的分歧”，但是他仍然抱有找到解决办法的希望。
【美新处华盛顿二十七日电】下面是国务卿腊斯克星期五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记录全文（本刊摘载一节）：
问：先生，你在讨论富布赖特参议员的发言时提到了贸易、古巴和巴拿马问题。你对他关于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的谈话是否有什么看法？
答：这个，我想说，由于我提到了其中的某些问题，不应当把我没有提到其他问题这一点看作意味深长的。换句话，不要在逐段地看了这篇演说以后说，因为我没有提到这一点，因此你们就从中得出某种结论。我认为——嗅，富布赖特参议员自己也已指出，他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或接纳它加入联合国的意思。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讨论的不是神话，而是眼前的事实——眼前的事实是在最近两年中，大陆中国进攻了印度。眼前的事实是，大陆中国正在援助和协助接管南越的活动。眼前的事实是，他们拒绝在福摩萨海峡放弃使用武力，任何关系的改善取决于把福摩萨交给大陆，这是我们在华沙的会谈一再证实了的。眼前的事实是他们甚至在共产党集团本身内部的辩论中力促采取好战的和侵略的政策。因此这些并不是——这些问题并不是十五年、十七年以前的固定想法带来的，它们是今天正在起作用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付这些问题，我认为他的演说表明在这方面妨碍对政策作任何改变有一些重大的障碍。
问：国务卿先生，对于你使用大陆中国这样的字样而不用共产党中国，使用福摩萨而不用国民党中国，我们应当认为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答：不，不，不。那些（笑声），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完全没有。我只是谈到那边的那些人罢了。（笑声）谈到海洋的那一边。不，我们承认中国国民党政府，正象联合国一多半会员国所做的那样。
【本刊讯】法《民族报》二十七日以《有趣的谈话》为题，刊载乔治·布鲁西纳写的一篇文章。
《民族报》写道：「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两天以前在美国参议院的讲话是否是为根本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作准备呢？今天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民族报》指出，无论如何，人们可以就值得进行仔细分析的这些谈话提出三种假设：
一、这些谈话意味着，约翰逊总统意识到，他所希望固守的那种保守主义是不可能一直坚持到大选的。二、民主党政府可能希望在采取新的立场之前试探一下民意。三、参议员富布赖特了解美国目前的外交是真空的，因此，他可能亲自决定进行攻击。
无论如何，如果白宫采取参议员富布赖特所建议的现实态度，无疑就会出现巴黎和华盛顿之间在好几个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广泛可能性。
【美新处华盛顿二十八日电】（记者：马歇尔）在对外政策上的全国性辩论
——实际上是公众同政府之间的不断交谈——往往在选举年内达到全盛阶段。
一九六四年并不例外。可以看到，富布赖特参议员本星期的演说已经引起了轰动。
这篇演说对世界上的变化进行了富于学识的和清晰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像他所说的假设性的、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
当然，同对以前任何参议员发表的类似的演说一样，政府的专家们将研究富布赖特的分析。
但是，收集和研究事实并不是自然而然标志着打算改变政策，现在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今天有任何这样的打算。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二十三日刊登一篇分析肯尼迪被刺案的文章，摘要如下：
伦敦《旁观者报》刊载了加州伯克里大学社会学讲师摩迪肯·布林伯格写的一篇文章，详细分析肯尼迪遇刺案，提出了许多可疑的线索，结论是，作者怀疑奥斯华德很可能是替罪的羔羊。
肯尼迪遇刺后，达拉斯城警方在“德州学校教科书仓库”七楼发现一支步枪，警方提出的证供说，“该步枪是七·六五毫米口径的毛瑟枪。就是击毙肯尼迪的那支。”
第二天，联邦调查局人员发表一项报告说，奥斯华德在一九六三年三月曾用“希德尔”化名购买了一支步枪，不过那支枪是六·五毫米口径的意大利卡宾枪。
在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发表后，达拉斯检察官华德马上改变他以前的说法，也跟着说那支步枪是六·五毫米口径的意大利卡宾枪。
射击步枪，如果是由肩部顶托发射，必然在手上和脸颊留下一些火药粉的痕迹，世界上没有人把枪扛在肩上，枪口朝后，通过望远瞄准器开枪，这种开枪法是荒谬的。然而照警方所说用石蜡检验火药粉的反应，凶手却是那样开枪的。
为肯尼迪施行手术急救的三名医生出事后在医院曾对记者们说：“有一颗子弹射入肯尼迪的喉部，刚好射中在喉核下面。”这一部位的创伤究竟是枪弹射入或者是射出是有重大区别的，这三个医生都是很有经验的外科医生，他们经常医治枪伤，但后来医生们发表进一步诊断报告，又说子弹向下射入，没有穿过喉部。
如果肯尼迪乘坐的汽车是在驶近“德州教科书仓库大厦”时被射击，那么他喉部的创伤自然与该大厦七楼射出子弹的说法吻合，即枪弹是由前面射来的。联邦调查局最初的判断就是上述的说法；但是从现场照片看来，显然是肯尼迪汽车驶过该大厦七十五至一百码之远从肯尼迪背后发枪的。这又是证供上的一个大矛盾。
那三个医生在被联邦调查局传问之后，推翻了他们以前的说法——即子弹自喉核下部射入，而改口说“射出”了。然而他们先前的说法当时是众口一致，而且是异常肯定的。现在他们改口说，喉核下面创伤是子弹的出口。问他们何以推翻以前说法，他们辩解说当时事起仓促，未能仔细研究创伤情况便答复了记者。
当事件发生后，一个新闻记者曾偷听到警方的首次报告。报告说，所有的枪弹是来自肯尼迪座车的前面那条高速公路上。
出事后，最初的无线电广播也说：“警方立刻冲向对面的高速公路，看来是追赶公路上面的两名嫌疑分子。”此后即再没有进一步的报道。
肯尼迪座车前面的挡风玻璃确有一颗枪弹孔。当时的秘密警察在车到医院时严禁记者走近车前研究子弹的方向。后来这部汽车由秘密警察空运回华盛顿。八天之后车上那块碎裂的挡风玻璃被换掉了，迄今无人知道为什么要换掉那块碎裂玻璃，或者是否已被摧毁了。
出事时，《达拉斯晨报》的四名记者，曾分别站在高速公路和“教科书仓库”之间的地带目击肯尼迪被刺经过。他们都肯定说，枪弹来自肯尼迪汽车的前方的高速公路桥上。
据官方报告，凶手一共发了三枪，但是许多人都听到发了五枪。奥斯华德真的发了五枪么？即使是枪械专家也难相信：任何一个卓绝的枪手能在五秒半钟之内连发五枪。
射击发生在当天中午十二时三十分至三十一分钟。据奥斯华德的房东说，她在那天见到奥斯华德来到他的公寓是十二时四十五分，另一消息说是晚上十时。根据官方的看法，奥斯华德当时行凶后由仓库大厦出来回到住处。但是两地距离是四哩，若是路上交通不挤迫，坐汽车需时十二分钟。假定奥斯华德是十二时四十五分回到公寓，那么他在行凶后仅仅有两分钟的时间要做下列许多事：一、收藏好行凶的步枪；二、从“仓库大厦”的七楼走下三楼；三、他要拿出一枚辅币投入可口可乐自动售卖机；四、一个警察发现了他，他要砌词瞒过那个警察；五、离开仓库大厦走过四条马路口去搭公共汽车；六、公共汽车经过很短的几条街口，他再下车转搭出租汽车。
假若上述六种情形存在的话，就不能指证奥斯华德有罪。为什么达拉斯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一口咬定奥斯华德有罪？
是不是警方在限令缉捕凶手的压力下，认为奥斯华德是一头现成的最适当的替罪羊？因为他是第一个被列入“破坏者”名单的人呢？
【本刊讯】英《外事报道》二十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摘要如下：克罗地亚共产党领导人弗·巴卡里奇博士三月九日对贝尔格莱德《新闻周报》记者的谈话打破了长期以来官方在南斯拉夫微妙的民族问题的忌讳。
发表在南共中央会议前一周的这篇谈话，是再度掀起的现在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士中间盛行的分散管理谈论的序幕。在这次会议上，党的两位主要理论家维尔科·弗拉霍维奇和爱德华·卡德尔主张加强地方的主动性、减少依赖党对任何事情发布指示和展开“创造性的批评”，他们同巴卡里奇一起，是党领导中比较开明和反对中央集权的一派的代表。在目前，这一集团比以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为首的大部分是塞尔维亚人的不太开明的一派，显然占优势。
一位可靠人士表示，他可能是在铁托总统本人的鼓励下才这么说的，选择一家塞尔维亚期刊来发表他的意见就是要使塞尔维亚舆论对这个共和国迄今在联邦中所占的统治地位可能降低一事有所准备。这样一条路线在现在定于十一月举行的期待已久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可能得到批准。
铁托总统一直在担心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潜在的分裂主义威胁。迄今为止，铁托总统一直设法加强中央权力来同这种倾向斗争。现在看来，他正在改变态度。
铁托元帅之所以得以压制住分裂主义的野心，部分是由于他自己本是克罗地亚人。兰科维奇仍然被认为是最可能的（继承）候选人，因为他控制着党的中央机关。但是，现在看来铁托又比较倾向于斯洛文尼亚人卡德尔
——他提出了目前的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因为担心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对于由一个塞尔维亚人继承贝尔格莱德的最高权力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