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3日参考消息 第3版

    【本刊讯】英《卫报》十二月一日刊登佐尔扎的一篇题为《诺沃提尼先生在修补同俄国的关系?》的评论,摘要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诺沃提尼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没有同苏联集团其他领导人一道参加在莫斯科的集会,他昨天到了莫斯科进行一次正式访问。
    在诺沃提尼没有出席上月会谈的同时有迹象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对赫鲁晓夫下台感到不安。此行目的大概是要排除布拉格和莫斯科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分歧,并为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奠定比较肯定的基础。
    一些迹象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特别关心的是,为它们较为精密的工业品在俄国找到长期的市场。但是在它们能够生产出这些产品之前,它们需要在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业上投入大量资金。
    在赫鲁晓夫倒台后不久,给了东德大批工业设备的定货。莫斯科曾事先告诫东德贸易官员说,西方提供的化工厂设备在各方面都比东德提供的优越。
    捷克斯洛伐克愿意卖给俄国的也正是这种设备,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现代机器产品的利润要比消费品为高,机器产品在它对俄国的出口中占很大一部分,并且为发展现代工业提供了理由和财政资源。
    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工业结构类似,对苏联定货发生直接竞争。东德之所以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不久就得到这笔定货,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只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法新社莫斯科一日电】塔斯社报道,苏联高级领导人和诺沃提尼今天在克里姆林宫开始正式会谈。
    率领苏联代表团的是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也出席了会谈。
    【美联社莫斯科一日电】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今天同克里姆林宫新领导人会晤以进行据说包括捷经济改革、德国问题、世界共运和拟议中的北大西洋联盟多边核力量问题的会谈。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一日电】克里姆林宫官方今天对于它是否将推迟十二月十五日的二十六党会议问题保持沉默。
    可靠人士说,克里姆林宫已在共产党中国的坚持下决定推迟这次会议。虽然现在距离十二月中旬的这个日子仅有两星期,但是还没有公开宣布内容如上述的消息。这些人士说,由于中国和克里姆林宫的某些盟国反对举行这个会议,苏联领导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
    此间外交官员正密切注视着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同诺沃提尼的会谈,要看是否有正式迹象表明十二月十五日的会议已推迟。
    人们认为,几乎可以肯定克里姆林宫将把它的决定通知诺沃提尼的代表团。


    美联社图片说明:当骑在马上的微笑的苏联警察冲垮了亚非学生在英国使馆外面的示威时,亚非学生表示抗议。


    【塔斯社莫斯科一日电】《真理报》开始讨论工业企业的领导体制问题。该报今天刊载了列宁格勒“火山”工厂(苏联唯一一家制造非纺织法生产纺织材料的设备的工厂)领导人们写的文章。
    文章指出,现行计划工作制度非常烦琐。实际上,所有的国家企业都是从联盟机关那里取得计划任务的。而地方上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执行转发机构的职能。这些机构既不能改变任务,也不能对任务作出实质性的修改。
    作者建议把具有国家意义的企业的领导工作和计划工作集中在一个组织里。国民经济委员会是不能充当这样的组织的。
    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恢复能够高效率地和无所不包地领导一整批工业部门的机构是适宜的。作者认为,各专业的国家委员会是可以成为这样的机构的。“然而,这些机构对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各企业的完全无权的状况,是不能使许多有价值的决议和建议付诸实施的”。
    文章中并不建议取消国民经济委员会。国民经济委员会仍必须管理其产品主要为各个经济区内部所需要的那些企业,以及地方工业企业。作者认为,在实现这些建议以前,应该广泛地进行讨论。


    【法新社伦敦十一月二十九日电】罗素的秘书舍尼曼今天说,赫鲁晓夫在下台前的最后几天曾要求罗素授权发表他赞扬苏联领导人为结束冷战所作努力的一封信。
    他说,罗素这封信是在八月写的。
    舍尼曼说,赫鲁晓夫的要求是在他十月下台的前两天写的一封信中提出的。罗素的秘书说,这封信是在宣布赫鲁晓夫辞职的当天——十月十五日送交给罗素的。
    舍尼曼又说,罗素已作了回答,同时对西方记者会怎样解释他的信件表示关切。
    舍尼曼说,然而罗素“告诉赫鲁晓夫”说,关于发表这封信的事,他自己应该慎重考虑。
    他说:“罗素伯爵同苏联目前领导人的关系非常融洽,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不会继续赫鲁晓夫的政策,至少在冷战方面”。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十一月二十九日刊载了该报记者格拉德斯通·史密斯写的一篇报道,题为《赫鲁晓夫向罗素提出了最后一次要求》,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在下台前的最后几天曾要求罗素同意在苏联发表他一封关于把俄国总理说成是“唯一能维护和平的人”的信件。
    这是改善他自己的地位的一个企图,苏联大使馆曾要求罗素的二十九岁的秘书舍尼曼授权予以发表。
    但是罗素(九十二岁)犹豫不决,因为他认为西方对他的信的“曲解”将会导致他威信的下降。
    赫鲁晓夫给这位哲学家、百人委员会创始人的最后一封信在他辞职的那天又从苏联大使馆收走了。这封信好象遗嘱。虽然罗素曾在这位俄国领导人执政的最后六周中收到了他的五封信,但是这一封在语调上有着细微的不同。
    舍尼曼说:“这封信不那么亲切,而有着教条的锋芒。或许在他发出之前就有人要求他拿出这封信来看了。”
    与此同时,罗素对赫鲁晓夫也有自己的“热线”。有人曾告诉他赫鲁晓夫在最后一次视察白俄罗斯集体农庄时将要经过什么地方,以便在他要尽情同他联系时好通讯。
    舍尼曼说:“同赫鲁晓夫先生通信是非常亲切的。有时,我们在三十六到四十八小时这样惊人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答复。这些信件坦率地交换了世界事务。”
    他说,赫鲁晓夫最后一封信谈到了越南、多边核力量、美国、帝国主义等问题。
    舍尼曼说,罗素现在正在同俄国的新领导人通讯。


    【本刊讯】《印度斯坦旗报》十一月三十日援引印度新闻和特稿社的一则消息说: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鲍尔斯据说在从新德里前往华盛顿途中,在莫斯科呆了三天,从事一项不事声张但却是很重要的任务。
    鲍尔斯是美国副总统汉弗莱的一位密友,据说,他曾利用这次机会来研究新的苏联领导对世界问题,特别是对同苏美关系有关的问题的态度。
    在这方面,据悉在他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讨论了苏联和美国在资助联合国维护和平的行动问题上所发生的争吵。


    【本刊讯】芬共《人民新闻》十二月一日发表题为《需要的是相互谅解》的社论,摘要如下:
    以中国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一事引起了人们的希望,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可能对大多数共产党主张在联合国际会议上解决分歧和恢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建议采取积极的立场。之所以有这种希望,还因为中国报刊停止发表针对其它共产党的指责。
    但是,现在看来事情并不象原来所希望的那样好。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红旗》大约一周前发表了一篇社论,带有企图挑起争吵的老调。芬兰报纸也刊登了关于这篇社论的消息。它引起了工人的不安,并为反共人士提供了武器。
    这家中国杂志的社论不仅是针对苏联的,也是针对大多数共产党的。社论谴责不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政策是一种“投降政策”,虽然多数共产党已采纳了和平共处政策。
    苏共仍然主张召开国际会议,这也是多数共产党的立场。
    芬兰共产党准备参加国际会议。但是同时,它曾多次指出,召开这次会议决不是要分裂共产主义运动,而是要团结共产主义运动。会议的筹备必须周密进行,并争取中国共产党也参加会议筹备工作,从而为达成相互谅解而作出它自己的贡献。


    【安莎社罗马十一月二十八日电】今天出版的《再生》刊载了共产党代表人物阿门多拉的一篇文章,建议在意大利建立一个劳动人民的单一的政党。
    这位议员写道:“如果不是从承认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这种解决办法都是无效的这样一点出发,就不能去理解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人们能够克服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五十年以来阻止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世界向社会主义前进做出一定的贡献。”
    阿门多拉说,这种统一既不能在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实现,也不能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实现,这也是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是统一而是吞并了。阿门多拉继续写道,“正是由于这一点,从一九二○年以来,人们就妄想把这种吞并强加给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但是,这种妄想始终没有实现”。
    阿门多拉说,“就是没有这种统一,共产党也感到有必要寻找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道路”。接着他确定,必须“同新政党一起”来进行探索。
    根据他的意见,这条新道路不是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也不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另外,“单一的政党”必须获取现代思想当中最先进的流派的成就,“以便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其它的哲学文化观点之间进行有成效的比较”。
    最后阿门多拉说,要得到政治上的团结,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勇敢的行动,来制订政策的纲领,有批判地重新考虑最近五十年来工人运动提供的全部经验”。


    【安莎社罗马十一月三十日电】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隆哥今天下午接见了美国记者兼作家华尔特·李普曼,并且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前几天,意共书记处的贝林格和英格拉奥曾经接见伦道夫·威廉。陪同威廉来的有福兰克·康尼夫、鲍勃·康西丁和佛利哲斯,他们都是赫斯特报系的特派记者和专栏作家。


    【本刊讯】《印度斯坦旗报》十一月二十九日报道:包括学生在内的数千人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加尔各答的拉贾·苏博德·穆利克广场集会,要求立即释放根据“保卫印度法”被拘留的共产党人。
    这次集会是印度共产党左派和学生联合会发起的,由立法会议议员阿马尔·鲍斯主持。要求释放被拘押者的建议是立法院议员阿卜杜拉·拉苏尔提出的,立法会议议员乔蒂·巴苏予以支持。乔蒂·巴苏指责邦政府不仅“毫无理由”逮捕二十七名共产党人,而且拒绝给予他们政治犯可以得到的补助费和其他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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