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记者：赛佛森）苏联政府显然相信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方式对苏联工业的有益影响，星期五透露它将把这个以试验为基础的主张扩大到重工业和采矿部门。
《消息报》在关于定于一月一日在乌克兰利沃夫市开始执行试验性计划的报告中透露出了这一点。
报告说，这个试验将在一家制造起重机的工厂、一家制造电视机的工厂、“曙光”纺织企业和“维尔科莫第九号”煤矿企业实行。
经济学教授利别尔曼帮助拟定这个试验，并向当地官员概述新的经济基本原则。
这个新试验显然是要看一看这个制度在重工业和原料工业是否行得通。
这是同现行制度根本背道而驰的。根据现行制度，中央计划机关发出多得无法计算的指示，对一个工厂的工作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作出规定。
消费品工业将像早些时候的试验一样，根据直接来自零售商店的定货来制订自己的计划。
所赚的利润都可以在工厂人员中分配，作为奖金和文娱活动经费，或作为工人的福利基金。
《消息报》解释说：“利润越多，奖金基金就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集体执行需要花费更大力气的计划、充分发掘潜力和制造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产品是有利的。”
该报说：“利沃夫试验的结果对于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的管理是极为重要的”。
“计划机关和经济委员会应当为进行这项有趣的工作保证有利的条件，以便于外来的和偶然产生的情况不会对这项工作的结果产生不良影响。”
【法新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消息报》今天说，现在苏联正在进行若干经济改革。苏联报纸近几周来一直主张实行这种改革。
《消息报》举出了下列的情况：
（一）苏联部长会议已决定对化学工厂中那些按照新指示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和为出口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人员发特别奖金。
（二）已经在试验的基础上在各工业部门开始实行分配工资和奖金的新制度。根据这种新制度，物质刺激不是同生产的数量和表面价值联系起来，而是同提高质量和生产率联系起来。
（三）苏联经济委员会已决定提高支付给工厂的发动机价格，条件是：改进技术，以便能够生产出更耐磨和耐拆的发动机。
（四）根据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直接建议，利沃夫经济区的一系列工厂将从一月一日起实行新的核算制度，这种制度将只涉及到“有效的生产”（而不是生产的“价值”）及其利润。这些工厂的奖金基金将只在利润的基础上提供。
《消息报》说，现在仍在继续研究苏联所面临的巨大的经济问题。该报说，将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涉及到计划和财政工作，而且涉及到确定价格的工作。目前“根本的问题”是在根本上改进工资制度，以便促使提高质量和生产率。
【本刊讯】苏《社会主义哈萨克斯坦报》十一月十一日刊登铁·艾布拉佐夫的题为《以科学的共产主义精神教育群众》的文章，摘要如下：
闭眼不看在新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障碍是不行的。这些障碍之一，是存留在一部分思想意识中的旧残余。尤其是封建主义，发家致富的观点。一些党、苏维埃和企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对歧视妇女的观点和错误行为进行大无畏的揭发，没有向残余进行大胆的斗争。尤其是在有些时候，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之中有蹂躏妇女的人格和廉耻的人。比如，奇姆肯特州克兹尔库木生产管理局奥乌斯乌德国营农场的苏共党员艾沙耶夫与一个未成年的姑娘结了婚。江布尔州吉瓦里生产管理局“少先队”集体农庄的共产党员——考皮尔高夫·
托克桑巴耶夫等娶了两个老婆。
在奇姆肯特州索扎克县，最近查明有二十七人娶了两个老婆。当地苏维埃机关不但不向这种封建主义的表现进行大胆的斗争，而且有时候听之任之，不予过问。该县库木肯特乡苏维埃主席伯·艾希涅夫就是有两个老婆的人。
使人气愤的是，江布尔州考尔达依生产管理局的诺维·阿列克桑德列夫八年制学校的教师伯·毛尔达巴耶夫在与学生结婚时，给了姑娘的父亲考比科夫一千个卢布的聘礼。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公开为你爱的姑娘斗争”是中亚细亚共和国哈萨克今天发出的一条消息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通告。
但是，这整个的事情却是一个颇为悲惨的故事，谈的是一种古老的封建的作法：把女儿卖给出高价的人，使得贫穷的、但是老实的求婚者成了孤单一人而且心痛欲碎。
这件事是《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是说二十五岁的季穆尔·阿布迪毛列诺夫医生和他的心上人、十五岁的帕尔江·沙缅诺娃的事。
年青的季穆尔要娶帕尔江，她也要嫁给他。但是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却把她许配给一个地方上的通讯工人奥纳尔拜·奥拉兹别科夫，要价两千五百卢布和十只羊。帕尔江的父母说，她必须答应这门亲事，虽然她不仅不爱这个急不可待的通讯工人，而且从来都没有看上他一眼。
这位医生和帕尔江在绝望之余就私奔了。但是他们被逮了回来，帕尔江由于偷跑而挨了一顿揍，年青的季穆尔医生的遭遇也很坏。他被判处一年徒刑，缓期执行，并且被开除团籍。
【本刊讯】《纽约时报》十一月四日刊载马克斯·弗兰克尔自布拉格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捷克的艺术反映自由有了增加》，摘要如下：
过去八年使共产党欧洲受到很大影响的“解冻”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也产生了大量变革。
这些变革——
反映在艺术、学术和政治方面——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够实行而不能完全控制的，知识分子们说，如果东西方不重新出现紧张关系，这些变革将持续下去。
一位年轻的作家说，“我们纪念赫鲁晓夫的纪念物将由思想和纸张制成，因此，它将比花岗石的斯大林象甚至更为难于摧毁。”
另一位作家说，“你现在应该知道，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人做事情动手比较晚，但是干起来却是彻底的。”
放宽的现象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很明显。有一部分放宽措施是受到共产党领导鼓励的，其目的是为了要给严重的经济萧条找到一条出路，以及促进同西方的接触，特别是商业上的接触。但是，在这种气氛中，知识分子也夺来了许多自由。
一直拥护变革的主要斗士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和几家文学刊物曾有力地维护了大胆的表现手段。
当一位主编遇到麻烦时，作家协会就向党威胁表示要集体辞职。于是这位主编就继续担任了原来的工作。
报界的变革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但是仍然是值得注意的。
公共秩序混乱、犯罪行为、少年犯罪和一些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也正在津津有味地报道出来。公共秩序混乱的现象据说正在日益增加，有些人抱怨公众就象纽约人一样对这种现象漠不关心。
最激烈的是那些接受政府邀请去改组整个经济体系的经济学家所写的文章。他们已经对“迷信计划”感到厌恶。
他们写到西方的某些经济技术时是直率的，而且往往是羡慕的，看来他们即将战胜党的一些神经过敏的官员。
历史学家对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方的关系也正在采取新的看法。
教育家、律师和哲学家都在要求新的东西。
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感到他们在十年前的斯大林清洗和镇压中受到的损伤特别重，因此，他们的知识分子是目前态度最鲜明的。
由于布拉格的领袖们显然不想再一次压抑斯洛伐克人，又由于他们迫切地需要经济学家，这里的大多数外国观察家和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认为，这种新的气氛将持续下去。
【美联社莫斯科二十三日电】（记者：科尔曼）政府报纸《消息报》星期三暗示，苏联最受群众欢迎的休假场所之一是明斯克一家医院的酒汉病房。
《消息报》在一篇题为《清醒的醉汉的生活》的文章中抱怨说，这些假醉鬼已把医院病房变成了休息场所，同时，他们照样领工资。
这篇文章集中谈了明斯克医院里的情况。但是，它说，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很盛行。
《消息报》说，一位工程师假装喝醉，每年有一次进入明斯克医院休息一个月以上。这家报纸说，现在医院的病房已经预定到明年五月。《消息报》说，这样多人等候入院有下面一些原因：
医院吃饭不付钱，而且还充分供应点心。
有温暖的房间，明亮的光线，收音机、电视机，国际象棋和供应大量的书籍。
有三十多名医务工作者为他们服务。
此外，病人还从医生那里得到证明，这样他们就能照样领工资。《消息报》说，去年，仅明斯克的这家医院就使国家多花费了三万卢布。它又说，维持医院病房的费用等于这个数字的两倍。
《消息报》说，“当然也有不方便的方面，谁也不给伏特卡”。这家报纸说，但是，病人设法溜了出去到医院附近的一个小摊子上去买伏特卡。
【德新社汉堡二十四日电】苏联政府已经准许德新社在莫斯科恢复它的分社。
苏联驻波恩使馆今天把莫斯科的这个决定通知了德新社。德新社驻莫斯科分社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在报道了赫鲁晓夫死亡的假消息后关闭的。
德新社驻莫斯科分社是同这个假消息的报道无关的。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四日刊登罗伯特·埃斯塔布鲁克斯从索非亚发回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托多尔·日夫科夫最近对一个拜访他的人说：“赫鲁晓夫下台是因为他犯了错误。如果你以后听说我下了台的话，那将是因为我犯了错误。这里可能要有些变动，但是我并不认为一定会有变动。”
一再有消息说，日夫科夫的地位不稳。日夫科夫现在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共产党第一书记。有人推测说，他可能被撤掉一个职务，或两个职务都被撤掉。
当然，赫鲁晓夫政治上的让位使保加利亚受到严重的打击。当局不愿谈这件事就是一个证明。日夫科夫的地位尤其是靠赫鲁晓夫的支持。
尽管如此，这里还是重复了莫斯科官方说明的原因——
就像苏联最忠实的信徒应当作的那样。报纸上完全不提赫鲁晓夫的名字了。
一位共产党干部硬说，西方对赫鲁晓夫的下台注意得过份了，他说，不管怎样，苏联对保加利亚的政策没有改变。
他说：“你一定要习惯于认为这种变动是会发生的，而且是正常的。”
然而，另外一个坦率的官员承认，虽然赫鲁晓夫的错误是内部问题，重要的事是集体领导，但是局势仍然是“摇摆不定的。”他说，原则上，“我们不喜欢人身攻击。”
五十三岁的日夫科夫是个没有个性的家伙。据说，著名的较年轻的共产党人在现在这个适当的时候表示不满，并主张减少保加利亚对莫斯科的依赖。
九月份宣布了赦免政治犯，但是其影响并没有扩大到文艺界。试验很快就停止下来了，剧作家们抱怨说，他们不能写现实的问题。
现在正在把很大的注意力集中在需要用吸收较年轻的人、妇女和知识分子来使共产党恢复生气上面。老党员常常被认为是没有知识的，而且往往容易自满。
除了努力引起对国民议会的新选举工作的关心之外，报纸经常批评地方党组织会议进行的方式。这些会议被说成是太枯燥无味了，几乎没有进行什么讨论。
有时，这些低声细语可能变成其他地方所感觉到的那种改革的微风。但是，特别是在保加利亚，政治改革的前景取决于苏联新领导人的方针。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十三日刊载哈林顿的一篇文章，题为《多列士死后的法国共产党》，摘要如下：
如果说多数共产党组织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莫斯科发生剧变的这些日子里必须承受一系列沉重和造成混乱的打击的话，法国共产党受到的压力看来比其它党更大，而且表现得也更明显。
自从多列士去世后，法共党内的团结看来进一步解体了，以至于可能涉及党的一个以上的头子，除开多列士的继承者罗歇以外，还有勒罗瓦和摩准等人。
在赫鲁晓夫时代结束前的好几个月，法共就显然难于找到意识形态上的标尺，能够既满足多列士习惯的斯大林主义和他公开的依附莫斯科的要求，同时又平息学生中间两个喧嚷的少数派。
自从中苏分裂以来，特别是自从动员左翼知识分子舆论赞同意共最近的倡议以来，在报刊上陆续出现的迹象表明，法共内部可能处于多年来第一次严重分歧的边缘。
新总书记罗歇进行的较为温和的领导至少要对这种事态发展负部分责任。罗歇是一个农业问题专家，看来他无能建成同多列士同样光辉的无产阶级形象，多列士通过它迷惑了党员并保持他们对他个人的忠诚达三十余年。罗歇可能只是一个无能填补执政真空的临时领袖，这种可能性可能促使一些野心勃勃的少数派的建立，他的可能采用意大利或中国的牌号作为方便手段来使更具个人性质的计划合法化。
在某种程度上，法共党员（估计约二十五万人）的人数缩小了今后在党的领导或党的路线上争吵的重要意义，法共党员，除学生外，在数量上是小的而且是消极被动的。两种潜在的最有爆炸性的成分——知识分子和工厂工人——在法共内所占比例少得可怜，法共党员大部分是机关工作人员和小城镇“假左派”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