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民族报》十四日登载一篇题为《最好与最坏》的文章，摘要如下：
这一次举行的传统国际会谈的特点，是两个重要的事实，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爆炸原子弹，可是，任何一个代表团都未带来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具体计划。
至于法国，它无求于人，它要等到消除在战略和方法方面的某些暧昧之处之后才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在目前要得出共同的结论，似乎是特别困难的，因为在一体化原则和民族利益原则上的分歧一开始就是基本的分歧。
【本刊讯】《今日巴黎报》十四日写道：
不应该把这个问题（核武器的存在和可能的使用），同真正所谓的多边核力量问题（已一致同意不公开讨论）混为一谈。在多边核力量上还没有确定的计划，联盟成员国甚至对于可能把这些计划提交大西洋联盟的方式，也意见不一致。美国人硬说，这是组织支配的问题，而法国则认为，这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它牵涉到联盟的精神和存在。
因此，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的全体与会者看来，这次会议的关键问题，是会议是否能为法美两国接近开辟道路的可能性。然而，是否正在考虑约翰逊和戴高乐不久举行会谈呢？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说，这将是衡量这次会议是否成功的尺度。
【法新社巴黎十四日电】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法国外长德姆维尔、英国外交大臣戈登—沃克以及西德外长施罗德今天举行了工作宴会，完全讨论德国问题。
他们在宴会后发表声明如下：“我们进行了彻底的讨论，并且就德国外长施罗德对德国问题提出的步骤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期间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本刊讯】《纽约时报》九日刊载奥尔森八日从波恩发回的专讯，摘要如下：
西德正在迫使西方盟国敦促苏联参加仍然有效的四大国关于德国问题的会议。
建议中的会议的地点和外交级别正留待西德官员们来讨论，他们正敦促西方大国采取主动。西德官员首先把召开会议的建议看作是对苏联关于德国意图的“程序上的考验”。但这里正在进行有关解决重新统一问题的可能办法的研究，其基础是以对苏联的经济让步来换取东德的政治上的改变。
据说，美国的反应是一般地表示赞成，尽管对苏联是否会同意表示了怀疑。
能否说服苏联同它的战时盟国坐下来举行长期会议会谈结束德国十九年之久的德国分裂问题，即使是波恩对此也不乐观。尽管这样，波恩政府迫切希望考验一下苏联人是否愿意处理这个问题。同时也在说服政界领袖们，使他们相信西德的经济潜力可以用来动摇苏联在德国问题上静止不动的政策。
这里有了一项计划草案，根据这个草案，波恩乐意保证向苏联提出长期资本输出计划——也许超过一百亿美元——来换取东德的政治条件逐步自由化。
这项计划预示在开头只采取适当步骤，例如进一步放宽个人越过德国区际边界的旅行。最后，波恩将坚持主张更换乌布利希在东德的政权和最后举行自由选举。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十四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南斯拉夫渐渐前进》，摘要如下：
毋庸置疑，铁托主要是由于他身体健康，他才能使这次代表大会走他自己制订的中间道路——介于共产主义的正统派和自由化之间的道路。
令人十分惊奇的是，在政治事务方面明显地朝着更大程度的正统，也就是说加强统一的方向走，而在经济事务方面则朝着更大自由化或分散管理的方向走。
一个时期以来，南斯拉夫一直面临着一个难题：是否要更多地插手工厂管理和地方经济部门。如果在政治上实行权力下放，那么势必使一种制度更接近无政府状态的工会主义，而不是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因此，向代表大会提出了许多严厉警告。
初步估计表明，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的总计划方面并没有作重大改变——显然这又是一次妥协——但是各共和国的企业将有更大自由管理自己的企业，可以更自由地处理自己的资金，而不受“政治行政因素”的那么多干涉。在南斯拉夫，党抱有一定程度的宽容，因此，这次代表大会希望即使在设法加强党的同时继续实行宽容。这一方针既有妥协也有矛盾，但是它不是陈词滥调或者没有远见的事。
【本刊讯】《纽约时报》九日发表苏兹贝格从巴黎发回的一篇报道，题目是《问题背后的问题》，摘要如下：
大西洋联盟已由于一些人为地插进来的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舰队计划这样的问题而失去了平衡，目前对它的四个重要问题都注意得不够。这四个重要问题是：德国统一、对顽固的核国家中国怎么办、怎样结束越南战争、从长远来看是否可能拯救英国的英镑。
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同俄国有关，它们都应当继续成为盟国的会谈——
如本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以及明年的约翰逊和戴高乐的会谈——中的突出问题。不管像多边核力量这样一些次要问题可能有多么迫切，这些问题只能混淆根本问题，使根本问题更难于解决。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主要对手苏联掌握着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钥匙。中国使莫斯科吓了一跳，东南亚战争扩大的前景也吓坏了莫斯科。
苏联受到了德国问题和中国问题的夹击。但是，东西德之间的经济联系一直在不断地增长着，而西德以其人口、工业、经济和外交上的优势得到了巨大好处。如果这种情况再继续十年，世界可能有朝一日认识到事实上只有一个德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加速这个趋势方面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它应当避免打断这个趋势。使波恩直接得到原子武器的任何行动都可能危害目前的这种趋势并可能使东欧向一种更僵硬的卫星国地位倒退。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它竟然又同越南的危机联系在一起。
越南问题和英镑问题对盟国大家庭来说有直接的迫切性。
这些问题才是盟国的外交官们应当抓住不放的问题。尽管他们在目前被分摊核武器的方法问题纠缠住了，但是，在根本性问题上，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不是那么四分五裂的，虽然目前他们似乎是这样。
盟国的政治家应当把精力集中在大的、难于解决的根本问题上而避开一些不必要的、从技术上说会造成不和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最重要的。尽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有争端，但是它还是有足够的生命力可以探讨那些人为的问题背后的真正的问题。
【本刊讯】十月九日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上登载了一篇报道，题为《不列颠尼亚的新浪潮》，摘要如
下：
虽然最近几年来英国所拥有的蜚声国际的雕刻家，人数上已超过它应有的比例，但是，第一流的英国画家却是极少的。那些已经出名的人，象格雷姆·萨瑟兰、本·尼科尔森和弗朗西斯·培根等，几乎都是自成一派的，如果说他们吸引了任何模仿者的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造成画家缺乏的一个原因是英国批评家和收藏家的传统的保守作风。伦敦威望很高的、总是走在别人前面的白教堂美术馆馆长布莱恩·罗伯逊说，“多年来，英国的艺术舞台沉闷得简直要使我发疯。没有人在乎这种情况。要物色一些作品值得展出的人实在是个问题。”
目前，传统主义的云雾终于开始在伦敦上空消散，这门艺术上的真空已经被一批年轻画家所填补，他们的冷淡大胆同时又显然受到美国通俗艺术影响的作品，很有特色地从英国特有的表现手法中演变出来，因此十分可能有助于不列颠尼亚对一股新浪潮起决定性作用。在一九六三年的巴黎双年画展上，由于连法国人都对法国艺术感到了厌倦而希望换换口味，因此两位年轻的伦敦画家艾伦·琼斯和戴维·霍克奈在五百幅各国送来的展品中获得了油画和版画的最高奖。
这些伦敦职业画家对几个世纪来一直使英国画家着迷的令人烦恼无从捉摸的风景画根本不感兴趣。相反地，孕育他们的幻想的却是英国艺术文学绘画中次要的和最不受尊敬的主题。在那些对抽象表现派所说的倾向于内心、为了绘画而绘画的这种话感到厌倦的收藏家和批评家之中，几乎任何生动的新转变都能使他们认真地感到兴趣。
伦敦的这些年轻的狮子并没有明显的领袖。他们也并不形成任何团结一致的行动。他们互相抵制彼此的风格以及前辈的伙伴关系。在二十来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伦敦名家中，有十二个已经在国际上有点名气并且将于这一季度在美国展出。其中最好的几位是：
德里克·博希尔，二十七岁，他花梢地发明了各种眼花缭乱的颜色，他称之谓“几何艺术”。他使用各种各样的颜色，他的画风无法看出来，他勾画的象是模糊的，创造了深刻的幻想同时又直接了当地否定了绘画的人为笔法。
布雷特·怀特莱，二十五岁，悉尼一位出版商的儿子。他一九六○年在意大利求学时为彼罗·德拉·弗兰切斯卡弄得神魂颠倒，从那时以后他就坚持认为油画应该象彼罗的画一样要有浅近而象舞台一样的空间。他自己喜欢的是抽象的人物安排。
艾伦·琼斯，二十七岁，他从通俗艺术改为画含意不清颜色轮廓分明的方块块。他具体证明了伦敦画家的空间无深度、冷淡的专门知识、用色没有光泽的特点。他在不画公共汽车、飞机等东西后也沉溺于有节制的情欲之中。他在认为每一个人身上有男性和女性的相互作用这种创造性想法的启发下，常常画一些诸如“阴阳人”等的雌雄两性的人物。
彼得·布莱克，三十二岁，自从他进入皇家美术学院的十年来，他所画的都是些奖章、挂象、运动员、通俗歌唱家等。
基塔杰（他从来不用他的真姓名罗纳德·布鲁克斯），三十二岁，他认为画应该有主题。他一年所画的画不出十张。
戴维·霍克奈，二十七岁，他的画是孩子般的天真无邪和世故的奇想两者富有诗意的混合。
彼得·菲利普斯，二十五岁，他拒绝通俗艺术对所画物体的强调。他认为他自己的作品“带有一点传统的味道，主题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他在皇家美术学院时反对画“花朵和裸体妇女。”
【合众国际社巴黎十一月六日电】毕加索上月已届八十三高龄。他居住法国利维拉山顶的大屋里，几与世界隔绝，他只是在接听电话或私人访客，如果他们属于好友。
他依然继续绘画工作，最近从事雕刻。据估计他的作品有一万幅，多数仍由他自己保存，他的财富亦无可估计。
在他的晚年，最害怕的是稠人广众，因此他最近在戛纳城附近的摩坚斯山顶买了一所巨宅，连这个小山亦买下来。在一条长路的尽头，才发现巨宅的铁闸。任何人想访周这位伟大画家，必须按电铃等候传见。仆人问过姓名及何事到访。倘不是友好或事先约会（他亦很少约会普通人，）必定推说“先生不在家”。（摘载自十一月七日香港《工商日报》）
【本刊讯】日本《读书之友》九月二十日刊载一篇题为《芥川奖与最近的文学倾向》的文章。作者：林重一（文学评论家）。摘要如下：
近几年来文学的特点，在于出现了写庸俗战争文学和战争记事之类的作品，这种变质现象令人注目。过去描写战争的作品，都曾以某种形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体验抱批判态度。然而现在描写战争的作品，已经无所批判，而是日益倾向于公开歌颂军国主义。
我们还必须严重注意到的是，这种危险状态不仅出现在战争文学和战争记事的领域，而且还出现在描写革命运动、工运或学运的作品中。
例如，最近获得第五十一届芥川奖的作品《然而我们每天是……》（作者柴田翔），是以日共六全协（一九五五年八月）时的学生运动为题材的。平野谦抬高它是“无愧为获奖作品的一部清新的青春小说”；石川达三还推举它是一部“在某种意义上向日共提出最严重抗议的文学作品”。但是，这部作品决不是什么具有“清新”和“抗议”内容的东西。作品的题材固然写的是六全协时期，但其主题则是在描写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以后所出现的所谓“革命与性欲的消沉气象”，它把题材和主题倒过来，有意引诱读者去否定六全协。
近来，芥川奖可以说是拿文学的庸俗化来作为铨衡标准的。川村晃的《美谈的出发》（第四十七届）、后藤纪一的《少年之桥》（第四十九届）、田边圣子的《感伤旅行》（第五十届）都是描写脱离党组织的人。它们通过这些逃兵，企图对共产党员进行“批判”。而柴田翔的《然而我们每天是……》则是通过对党敌视的人的观点来描写的。通篇作品无非是在宣扬一个虚无的世界，它的手法是，通过男学生去赞美政治生活、日常生活中的虚无世界，而描写女学生时则结合她们的性生活来加以赞美。它十分留恋被六全协所否定的左倾冒险主义，极力加以宣扬。作者最后把抱有同作品中的人物相同的生活态度的一代人称作“易老的时代”，又说什么“一个人应当满足于自己已经活下来”。这种歌颂虚无主义而又留恋冒险主义的庸俗作品，正是想拿上面的流行语句来影响今天的日本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