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南斯拉夫《政治报》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３日刊登该报记者吴·特尔那夫斯基１０月底的一篇采访新闻，透露了塞尔维亚札耶恰尔县罐头工厂女工的贫困情况。在该厂一次会议上，一名女工“约万娜·彼得洛维奇站起来想讲话，但是哽咽住了，有人对她说：约万娜，冷静点，冷静点……而同她一块的妇女们都哭起来了。她镇静下来，开始讲话，妇女们还继续哭……”。记者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就去采访了该厂的几名女工。
女工奥尔加·腊玛丹诺维奇对记者说：
“从７月以来我们每月收到六千第纳尔，而上个月只得到三千第纳尔。只够买面包的！如果只有我自己
……但是还有孩子们”。她接着谈到工厂的那次会议说：“会议开始的时候坐在桌子后面的一位同志介绍我们工厂的情况，……让我们要守纪律，工作要更努力。约万娜站起来要求发言。……当她提到孩子……面包……，妇女们就哭了。她也哭了。……男人们就说：你们冷静点，冷静点！他们这样说，但自己也差点放声哭出来。……作香肠的工人居卡说：大家都知道，我作的香肠闻名全世界……而我自己却尝不到它”。
另一名女工杜什察·米连科维奇说：“在我发言以前，一个青年工人站起来说，他晚上去同女朋友会面都感到害臊，因为没有衣服穿。要不是他，我或许还能讲得出话来。他的话使我心里那么难受——我哭了。我是厂里最老的女工之一。我已在这个厂里工作整整十五年了，从一建厂就来了。最初我们只有十个人，现在我们近六百人。我的工资是一万七千第纳尔，但是已经有四个月我收到六千第纳尔，上个月只收到四千第纳尔，越来越少……到哪儿为止呢？”
女工约万娜说：“我想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而它卡在我的咽喉里，好象有人用手捏住了我的脖子，憋得慌。他们对我喊：冷静点，慢慢说，心上有什么都说出来！我心上有什么？压着一块石头！冬季食品我还没买，燃料也没买，也没给孩子们买些暖和的衣服。我得到三千第纳尔，先用在什么地方呢？我还给一个妇女一千第纳尔的债，用一千第纳尔买了最必需的食品，另外的一千第纳尔留下买面包。……我们为什么只得到这么点？这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工作得非常多，特别是第二班！我们从下午两点开始工作，应该工作到十点，但是工作到十一点，十二点……经常这样！他们说，必须把事情做完！必须！我们向外国出口我国闻名的罐头，而人家是不能等待的”。
【本刊讯】日本《经济学人》周刊在１２月１７日出版的一期上刊登了一桥大学教授野村一雄写的一篇南斯拉夫通讯，标题是《萨格勒布市的夜晚》，摘要如下：
我丝毫也不想在这儿专门描绘南斯拉夫的黑暗面。但是南斯拉夫的大城市里有妓女，却是事实。在贝尔格莱德市的大都会旅馆也有类似妓女的女人。来到萨格勒布一看，妓女更多了。晚上十一时以后，从萨格勒布车站向东直到埃斯普拉那达旅馆的广场，车站附近的公园，帕拉斯旅馆前面的长椅子上，还有其他地方，都有妓女。
有的女人主动搭讪说：“给支烟抽！”还有的女人开门见山地说“到我家来吧！”我用德语问：“要多少钱？”她说：“六千第纳尔。”我说：“太贵了。”她说：“那就给五千第纳尔吧！”’我说：“还是太贵。”她说：“三千第纳尔怎么样？”我笑了笑，摆手拒绝了。
我对这种情况怎么也想不通。我认为社会主义起码是一个没有妓女的社会制度。但是，在这儿，为金钱而出卖贞操的女人，并不是偶然的一个或两个，而竟然是如此之多，这怎么能同社会主义制度并存呢？回答是否定的。至少，我是这样想。我这种信念，在南斯拉夫发生了动摇。妓女太多了，在萨格勒布市，更是叫人看不过去。这种情况，该怎么解释？
我在夜晚又到黑暗的大街上走了一趟。一个女人走在我的前面，我无意识地随着这个女人，一直走到车站附近。这个女人走到车站前面的广场上，回头看了看我，等我走近。当我正要走过她身旁时，她突然握住我的手说：“你跟来啦！到我家来吧。”她紧接着说：“要六千第纳尔。”我怔怔地望着女人的脸。接着立刻清醒过来，就站在那里问她是干什么的，她回答说是纺织厂的工人。她穿着纺织女工的衣服。我问她“为什么做这种事？”她并不回答，只是不停地催促我，说“五千第纳尔也可以”。于是我决定跟她去。
在田野里有一幢公寓。那个女人打开公寓二层楼的一间房门说：“进来吧！”
同这个女人谈话非常困难。她主要会说意大利话，而我只会德语、英语和俄语。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用了很长时间，总算听懂了我的话。据她说，她在纺织厂每月挣一万二千第纳尔，丈夫是个军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当作法西斯枪毙了，现在她和她的儿子一起生活，儿子上学了。她说，房租和电费就得交六千第纳尔，靠其余六千第纳尔根本不够吃饭。
寝室里没点灯，因此我问：“为什么不点灯？”她说：“因为买不起电灯泡。”我说：“就用我刚才给你的五千第纳尔买吧。”她说：“需要买皮鞋，一双皮鞋要五千第纳尔。”
花了很长时间，通过似懂非懂的交谈才了解到，她是因为工资少生活苦而常常出卖自己的肉体。中国共产党人说南斯拉夫的大城市中有资本家。我不能肯定会见到资本家。实际上我到南斯拉夫一看，看到了妓女。这真使人吃惊。对于存在着女人由于生活困难而出卖自己肉体的这种并非偶然的现象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不深表遗憾。我在这里所写的都是真实的。
【本刊讯】南斯拉夫《政治报》１２月３１日以《中国之路导向何处》为题，刊登了亚历山大·内纳多维奇的如下一则评论：
中国领导人强加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冲突，在去年一年中表明，存在两个相反的目标。中国脱离了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之所以这么做，不是为了变得更为独立，而且由于未能把自己的目标强加于它国。它仍在试图这么做，一直要到在它和其它国家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团结时为止。
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的某些经验可能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人们日益确信，团结是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取得的，因为这样不会有什么结果，理由很简单：在问题涉及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命运时，不能同任何人，因而也不能同中国领导人妥协。
中国在世界关系中不仅是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已经完成社会关系的革命变革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十分急于成为世界大强国的大国。
为了想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领导人在广泛的战线上发动了战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可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引起重大的变化。中国以世界政治的独立因素的面貌出现，试图在各方面，甚至在西方国家中找到新的支柱和新的、即令是悄悄的盟友。
中国领导人由于这样行动，就把苏联政府宣布为几乎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在欧洲，对他们来说，戴高乐的法国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还接近（阿尔巴尼亚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基本上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世界政治相对两极的这种接近中，乍一看来，没有多少逻辑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法国是一个保守国家，但是，这不会是为了一时的政治考虑而牺牲逻辑的第一个事例。问题只是：这会把革命的、从人口上来说硕大无比的、经济上不强大的中国导向何处，以及如若它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会走到何种地步？
在刚开始的这一年中，这一点也许会变得比较清楚。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４日电】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内务秘书处今晚宣布，在靠近贝尔格莱德的亚因齐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车车祸，六十一人身死，一百六十二人受伤。
这次不幸事件是在清晨五点半钟，在波札雷瓦茨—贝尔格莱德铁路线上，当火车进入亚因齐车站时发生的。从波札雷瓦茨开来的一辆客车同停在站上的从尼什开来的客车相撞。
【本刊讯】据南斯拉夫《战斗报》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０日发表的武科维奇的文章报道说：
南斯拉夫法令规定“为了得到社会慈善、文化教育和体育等所需的资金，以及作为经济广告，可以举办有奖游戏”。“看来这一权利被大加利用，当某一协会陷入‘不足’时，就想起了彩票”。现在南全国性的彩票有：南斯拉夫彩票（共分四种，即普通彩票、特别彩票、“罗托”彩票和运动预测彩票），“家庭与家务”彩票，自行车协会彩票，骑士协会彩票，汽车摩托车协会彩票等等。“而内地各体育协会和其他协会的彩票”“有如雨后春笋”，“不计其数”。“例如在塞尔维亚许多地方，彩票开始时是定期举行，在得到公认后，即愈益经常地举行，有的地方一星期举行两次”。“彩票市场上的竞争大为扩大，因为以这种方法来摆脱财政困难的新竞争者源源而来”。
南斯拉夫彩票今年计划收入九十亿五千三百万第纳尔，用作奖金的只有五十三亿四千四百万，各社会组织分二十一亿九千万，其余部分为捐税、开支、个人牧入和基金。“对地方彩票资金开支的监督很难进行，因此，这种‘有奖游戏’常常很容易组织，而资金则用于各种其他非慈善性、非社会性的目的，有时它还是黑基金的来源”。
【本刊讯】南斯拉夫《世界报》３日以《人类理智取胜的一年》为题发表了拉法伊洛维奇的一篇文章，攻击中国，文章说：
遗憾的是，世界将因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件而记住过去的一年。由于中国领导人的公开的分裂行动，维护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就成了所有进步力量的必要任务。《人民日报》和进行冒险主义宣传的其他中国报纸终于完全撕下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假面具。
多年对南斯拉夫的攻击表明，真正使中国领导人感到不快的不是小小的南斯拉夫，而是南斯拉夫奉行的和平和平等合作的伟大的、人道的国家政策。
中国今年公开地进行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立场的贩卖战争的运动。对自己的力量、对普通的中国人能用自己的双手和劳动建设美好的未来的能力缺乏信念和失望，使中国冒险主义者公开主张在未来的核毁灭的废墟上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公开争论的实质，这场争论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全世界的进步力量都带来了损失。
【南通社贝尔格莱德１２月３０日电】铁托总统在新年文告中说，我们怀着对进一步巩固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取得进一步谅解的正当希望进入新的一年，进入１９６４年。各大洲的人民都关心他们的未来，因此，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世界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一致。
铁托接着说，各国人民已被冷战和对自己命运的不断担惊受怕弄得筋疲力尽了。这使得正常的生活和世界的正常发展不能进行，妨碍人们的创造性首倡精神和对明天产生不稳定的情绪。但是一小撮为了自私目的而毒化国际气氛和渴望战争的人是不能阻止全世界亿万群众争取和平、争取在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更好和更正当的关系的空前未有的运动中团结起来的。
铁托又说，１９６３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改善国际气氛的转折点。禁止在空间、大气层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莫斯科协议——还有其他协议，例如关于共同探索宇宙的协定——以及愿就某些其他问题继续进行会谈的决心，使人们产生了希望，并且表明，在最负责的人士中间下面这种看法开始占上风：国际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而不应诉诸武力和战争来求得解决。
在谈到国内问题时，铁托在新年文告中说：
过去的一年，我国在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的工业生产比１９６２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左右，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十以上，这是我们劳动集体的重大成就。今年大大增加了工业品和设备的出口，在今后几年可望进一步增加，如果我们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我们能够在国外市场上顺利地推销我们的产品和进行竞争的话。
我们的农业有力地向前发展了。但是我们应坚持不懈地和大胆地继续前进。尤其需要增加牲畜、保证生产赢利和扩大社会主义成分的播种面积。
还必须更多地刺激个体农民，特别是那些能够为市场进行生产的个体农民，因为，这将能为农村人口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农村人口现在仍占我国总人口的５０％左右。
铁托在新年文告中最后说：
在进入新的一年，１９６４年时，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对国际局势和我们国内的事态发展感到不安。我相信，我们下一年，在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方面活动中将取得更大的成绩。如果我们由于某件事而不得不感觉不安的话，那么，这种事情肯定就是我们的某些人，特别是某些领导人仍然在犯够多的错误，这些错误使我们的公民感到痛心。我们今后对于所有这些错误都仍应保持警惕，防止这些现象损害我们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