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纽约时报》１２月３０日刊载了苏兹贝格从巴黎发回的一篇评论，题为《动荡的一年结束了》，详细摘要如下：
遇到种种痛苦的１９６３年是一个未把事情做完的年头。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上的想法。
即将告终的１２个月突出地说明了这种不平静的变动不定的局面，也突出地说明折磨着我们的种种问题缺乏明确的解决办法，甚至缺乏获得明确的解决办法的希望。俄国没有解决他们的基本困难：如何为一个超级强国的公民解决吃饭、穿衣和住房问题，如何使自由和控制保持平衡，如何节制自由。
俄国没有解决它同中国的争端，甚至没有解决同南斯拉夫的争端。它未能有效地整顿它的共同市场——经济互助委员会，也未能拟订一个能够在不发达国家得到政治好处的海外援助计划。使它感到烦恼的是，它发现它自己的密不通风的思想里隐藏着顽固的种族情绪。
同样，美国也未能对任何事情取得任何可以被历史认为是最后的解决办法。在过去一年中，我们未能打赢南越战争——甚至可说是输了，未能结束也门的混乱局面，未能澄清敌人或者同朋友们的关系。没有任何问题得到解决
尽管签订了初步的部分禁试条约，但是，我们依旧同俄国不和，同中国在进行着冷到零度以下的冷战，同印度尼西亚之间也存在着令人失望的麻烦。我们在古巴并未解决任何问题，在广大的拉丁美洲地区，也并未解决任何问题。
我们的争取进步联盟处于胶着状态。在这即将过去一年，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甚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军事条约组织的骨胳没有得到钙质的养分。我们同法国的关系仍旧是一盘又甜又苦的杂烩。我们在裁军、国际贸易、黄金外流问题上没有取得真正的解决，在民权问题上也没有取得最后的解决。
戴高乐将军这个具有敏锐的历史观念的人，在这种未做完的事情中看到肯尼迪被刺这个最大的悲剧。肯尼迪刚刚来得及认识和搞清楚他和他的国家所面对的艰巨问题，却没有来得及解决这些问题。从公民权利到中国问题的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才能解决。而肯
尼迪却没有得到必要的时间。飘忽不定
１９６３年所特有的这种动荡、时起时伏的潮流席卷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政治家觉得只好顺应潮流，而不是控制潮流。过去一年里，共产主义仍然继续受到离心力的瓦解力量的影响。
同样的，民主世界在１９６３年也是飘忽不定的，没有肯定的路线。中东继续溃烂，塞浦路斯像巫婆的大锅似的烧得滚开，仍然不习惯于对自己友好的欧洲内部拔河游戏仍然搞得很紧张，穷人在富有的南美城市里搭上比从前更牢固的窝棚，而在偏远的山区里却在蕴酿着混乱。
如果说有甚么东西能够证明我们注定要遇到动荡局面，不能取得我们所希望取得的干净利落的解决办法的话，那就是在南朝鲜、土耳其和南越的还没有完成的革命。
三年以前同军事派系斗争合在一起的学生运动在汉城和安卡拉这两个遥远的亚洲角落里爆发起来。
但是他们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只不过是把不得人心的独裁政权赶下台。他们没有能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新的、有力的政权。现在在亚洲的第三个角落西贡我们看到正在发生着同样的事情。一个政权被打垮了，却没有看到建立起什么具体的东西来取代它。
由于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革命很容易引起厌倦，或者引起混乱。
１９６３年的格局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这一年不是取得引人注目的进步或遭到引人注目的失败的年头。
（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
——本刊编者）
【本刊讯】乌拉圭《时代报》从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８日到１８日连续刊载了吉列尔莫·贝纳尔德写的《中国纪行》，摘要如下：今年的农业成就
毛成功地制定的政策似乎已收到效果，尽管最近三年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增加了。
我们在参观中国不同地区的许多人民公社时看得出这一点。我们看到了，他们充分利用了土地和进行精耕细作。在一切城市、省府和其他市镇，蔬菜和水果十分丰富。中苏经济关系
在中国的工业发展中的一个严重事件是，在１９６０年８月苏联撤销了援助。但是，已采取措施对付撤销援助所引起的初期巨大困难，目前看来困难已被彻底克服了。
中国得到苏联援助的总额等于五十七亿元（人民币）；其中苏联提供的真正的贷款是在１９５０年以工业装备的形式提供的。
接着，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国供应了军火，借此向中国收很多钱，竟占中国欠苏联的债务的百分之五十。此外，苏联军队驻守旅顺的开支以及日本占领时期建设的设备，都需以外汇偿付。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真正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苏联人大谈其伟大“无私的”援助
援助不是无私的，因为中国是以硬通货和好价格支付的，尽管苏联人供给中国的设备不是最先进的，也不是最有效率的。在图纸、运输和制造方面，中国是付了钱的，并支付给苏联专家极高的工资，甚至高达每月一千八百元，用外汇支付，给他们建筑了专门的住宅，给他们照付原薪进行疗养，等等。所有“援助”都以谷物、猪肉、大豆、橡胶、由澳大利亚进口的以美元支付的毛织品、铁、锡、水银等矿产品和其他用于火箭工业的稀有金属支付的。实际上——如中国人说——中苏相互援助。
在我们参观的许多机器和重工业工厂中，作为技术援助，苏联提供的一系列机器，虽然安装起来了，但这些机器无法运转，有时是因为有明显的毛病，有时是因为对中国所必需的大规模工业发展没有益处。这些机器甚至被中国制造的效率更高和更符合工业需要的机器来替代。
关于文化方面，必须考虑到，由于封建压迫和帝国主义的活动，当１９４９年中国解放的时候，它承受了旧中国非常可怜的遗产。
解放后，在政府特别关心下，文学和艺术开始发展。
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发展速度很快，质量提高显著。培养出新的知识分子，改造老的知识分子，以便使他们为新社会服务。
关于教育方面，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教育也非常落后。
在解放后，不得不进行各种重大的工作来摆脱这种落后状况。
教育政策基本上是反帝的。教育根据毛的思想应该是德育、智育、体育。那是尽一切方法防止资产阶级复辟。
学生参加劳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特别是对我们十分新奇的方面。这是对生产的一个重要的推动，这是对体力劳动的尊重，消除认为脑力劳动高于体力劳动的错误偏见。
人民公社是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是政权和生产的结合。据中国人的解释，农民自己提出成立人民公社。
中国人士认为，苏联人错了，因为他们说这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原则。
苏联人说，公社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因此中国人想越过某些阶段进入共产主义。中国人很重视这个论点，因为这是苏联总理说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膜。中国人认为，应该从生产和分配的观点出发考虑公社的性质。中国领导人认为，事情很清楚，公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据中国的道路，从合作社发展到公社是符合农业发展的。人民公社巩固吗？
这个问题国外比国内问得多。在完全胜利地克服了过去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之后，回答似乎已很清楚。
而且，解说是合乎逻辑的，并非由于什么奇迹。公社的规模比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大，能根据需要发展生产，能大规模地进行合作。大家赞成公社吗？
无疑，公社得到一致的赞同和受到贫农的欢迎。只有地主和富农反对，但是，他们正在受改造。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变化，逃往香港，他们一般都是血债累累的人和剥削者，因为他们害怕已从他们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农民报仇。美国记者通常根据这些人的讲话对中国的现实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人民公社的前景
根据中国领导人满怀信心的讲话看来，没有多大疑问，农业发展——国家繁荣的基础——首先在于巩固人民公社。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这种中国独有的新组织使得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农村地区逐步工业化指出了道路。
在我们访问过的所有公社里，我们同无数社员谈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高度的文化和政治修养。毫无例外地所有人都关心中苏意识形态的争论。我们亲眼看到，中国的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和苏联的文章，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同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
对毛泽东的尊敬和钦佩是一致的，无疑他是民族英雄。他的形象是受到尊敬的，他的话受到尊重和服从。结论
我们坦白地说，我们从中国带回了深刻的经验和有益和良好的教导。
这一国人民中很少、几乎没有穿得衣衫褴褛和住着破房子的人。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斗争，成天以惊人的毅力辛苦地工作着，但是感到欢乐与幸福，因为他们不是以前的奴隶了。
中国人教我们懂得什么是生活的真正意义。
近几年，这个国家尽管发生了各种必须抵抗的自然灾害，但是生产获得了显著的增长，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文化取得了飞跃的发展。没有发生通货膨胀。
在１９６０年８月苏联撤走了技术援助之后，他们负起了发展的重担并超额完成了发展计划。
此外，除了所述的这一切之外，中国人的热诚和老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这个充满着新奇事物、具有悠久文化财富的美丽土地。（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编者）
【法新社拉各斯２日电】尼日利亚—中国友好协会要求总理巴勒瓦同人民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邀请周恩来总理访问尼日利亚。
这个协会的副主席帕特里克·奥科耶今天指出，肯尼亚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已承认了中国。
【美联社联合国１２月１８日电】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肯尼亚内政部长奥廷加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正在进行访问的共产党中国总理周恩来能访问内罗毕的话，肯尼亚“将感到高兴”。
【日本广播协会电台１日广播】新闻述评。
关于今年的世界动向，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看来共产党中国和苏联的对立不会很容易地消除。法国总统戴高乐在除夕发表的演说中说，“为了保障法国的独立，将强有力地进行氢弹的研究”，而令人注意。
美苏两大国操纵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
【法新社巴黎１日电】在严格的东西方关系方面，预料１９６４年不会有重大发展，举行最高级会议的前景长期以来似乎从没有这样遥远。但是，这并不妨碍政治家们继续寻求局势缓和。
可能举行一些大会谈：人们谈到新的万隆会议、新的贝尔格莱德会议，也许还会举行关于柬埔寨中立的会议。在越南，人们正在用武器来说话，但是，有些国家的外交部也想要举行会议。然而，东西方关系采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两个阵营内部的发展情况。
在东方阵营，在新的一年开始时的显著的特点是五花八门的。没有什么提上日程，然而，中苏论点之间有可能进行新的交锋。
在西方阵营，预料会出现好几桩事件，其中主要的是预定于５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肯尼迪回合谈判”。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谈判，它大有可能延长到１９６６年，但是，它对欧洲和美国之间未来的关系来说将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