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锡兰共产党的僧伽罗文周刊《劳工报》十月二十四日发表锡共全国组织委员桑穆加塔桑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国际共运最大的破坏者——赫鲁晓夫下台》，摘要如下：
上周，两个令人欢迎的消息在相隔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在全世界传开了。第一个消息是，赫鲁晓夫
——污蔑伟大斯大林的革命形象、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那个人，已被赶出了他所担任的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苏联总理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这些职位。第二个令人欢迎的消息是，第一个亚洲国家，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爆炸了核弹，第一个消息预示了现代修正主义必然的死亡命运，第二个消息表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的日益增长的实力。
赫鲁晓夫这样突然被免职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一点的答复必须从苏联在国内面临的经济困难、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失败和他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争端的拙劣作法中去寻找，这个争端已使苏联党甚至在国外的支持者当中都陷于孤立了。
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说来可悲，是十分真实的。这些困难是赫鲁晓夫倡议的错误的经济政策的结果，其中恶名昭著的是他的很欠考虑的开荒计划，这个计划不仅以灾难性结局而告终，而且最后使苏联不得不从加拿大购买小麦。苏联人民曾得到保证说，在二十年内可以实现共产主义，而在这以前很久就可免费得到面包，而现在却不得不排长队买面包，甚至这还得依靠资本主义国家来得到，苏联人民遭到的是什么命运呵！
真实情况是，在十月革命四十七年以后，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政策影响之下，资本主义复辟的迹象已经显现出来了。
在外交方面，赫鲁晓夫的记录也是惨败的记录。他把和平共处原则歪曲为向帝国主义投降，并试图宣传这样一种说法，即在肯尼迪和约翰逊统治之下的美帝国主义已变得“讲理了”。他在这方面的最大罪恶是在他访美后宣传“戴维营精神”的说法，宣传世界一切问题都能够由美苏领导人协议解决。赫鲁晓夫同帝国主义者签订的唯一协定是臭名远扬的莫斯科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观点的胜利，而不是苏联观点的胜利。
在过去一个月，盛传他计划出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换取西德的经济援助，在一九六二年加勒比海危机中，他先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后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他本来不应当把火箭运往古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使古巴处于美帝国主义占压倒优势的力量发动进攻的直接威胁之下。因此，当他从古巴撤走导弹时，他不是“拯救和平的天使，而是一个纠正错误的同志”。这不是别的，是在美帝国主义面前的完全退却。
赫鲁晓夫还设法宣传全面普遍裁军的政策。他试图说明，甚至在帝国主义被消灭以前，实现普遍裁军是可能的。这是企图说明，造成战争的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武器。无怪乎赫鲁晓夫的这个口号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但是，他的最大失败或许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发生的意识形态冲突。赫鲁晓夫毫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才智或高明外交手腕，正像美国一家杂志指出的，他会知道，与中国人发生争论易，摆脱这种争论难。赫鲁晓夫在鼓励东欧各党和忠于莫斯科的其它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时，他完全低估了中国党。中国共产党人有五千多年文明史，有长期经验，他们耐心地等待，然后在一系列文章中进行反击，这些文章思想深湛明确，是难以反驳的。这些回答是如此有效，以致赫鲁晓夫被迫叫嚷停止论战。可是他仍不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诽谤。他也不让苏联人民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立场是什么，而中国共产党则相反，它全文发表了赫鲁晓夫的一切言论以及《真理报》和《消息报》攻击中国党的社论。因此，辩论在继续着，一切荣誉都在中国方面。现在，到最后，赫鲁晓夫不会在那里了。
一定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总和迫使苏联党的领导驱逐了赫鲁晓夫，但是，在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赫鲁晓夫最大罪恶是他对已故伟大革命者斯大林的损害和对国际共运的团结的损害。赫鲁晓夫必须攻击斯大林和诽谤他，因为斯大林代表苏联人民的革命良知。如果不从苏联人民思想中消除斯大林的革命形象，赫鲁晓夫就不可能强使他们接受他的修正主义政策。
赫鲁晓夫在接任党书记和总理职务的时候，他从斯大林时代继承了磐石般团结的国际共运。十一年后，在他被赶走的时候，国际共运的团结被破坏了——这主要是赫鲁晓夫的努力的结果。这或许是他的最大罪恶，后代将会为此而咒骂他。
【法新社罗马四日电】意大利《快报》周刊社长尤金尼奥·斯卡尔法里就塔斯社发表谴责该周刊刊载捏造文件的声明，发表谈话说：‘“塔斯社和苏联当局要说明事实真相只有一个办法：发表苏斯洛夫报告全文——即使人们今后对于在事件发生了十八天以后才发表的文件，只能对于文件是否符合原文抱有极大的保留态度也罢。”
《快报》社长重申，他的报纸发表的文件（苏斯洛夫报告摘要），是消息绝对可靠人士交给他的。他首先指出，《快报》发表的文件包括了后来在莫斯科获悉的二十九点的大部分，此外，这二十九点也是西方共产党报纸早些时候就透露了的。他“作为先例”追述说，《快报》曾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在《世界秘闻》栏发表过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全文
——苏联政府从未承认这个文件是真实的，但是，它不失为非斯大林化政策的基础。
对我各方面的进步感到“大吃一惊”，说在中国看到的实际情况和以前听说的大为悬殊。说中国充满朝气蓬勃的精神，人民身上有一股推进的动力，要把国家建设成工业化强国。但胡说我在急速前进过程中“正在束紧裤带”、“某些基本个人自由不得不受到限制”。
【本刊讯】菲律宾《每日镜报》从十月十四日到十月二十七日在《在赤色中国国内》的总标题下连续刊登了该报记者卡利斯托·费尔南德斯撰写的十二篇报道访华观感的文章，本刊从今天起陆续摘要刊登。第一篇：《虚构和事实》
我所看到的共产党中国同我在竹幕的我们这边所听到的有关中国的情况大为悬殊。
四个菲律宾记者冒险进入这个无法进入的国土，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进行了一个月的参观访问。我就是这四个记者之一。
大约五年以前，另一批菲律宾记者作过一次同样的旅行。
自从那时以来，我们是跨过共产党中国边界的第一批菲律宾记者，此行的目的是仔细看看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人民的生活状况，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尽可能充分和确切地报告给我们国内的同胞。
我们在共产党中国的国土上走了大约五千英里，访问了十个大城市和六个省份。
我们同他们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其中有前皇帝溥仪、周恩来总理、重要的内阁部长们、教授、新闻记者、农民、学生和各阶层的人民。访问公社
我们访问了许多公社、学校、工厂、监狱和医院。我们在所谓的公社里同农民一起吃过饭。我们在天主教堂里作过弥撒。
从竹幕的我们这一边，我们本来预料将看到一个肮脏、饥饿和人民在组织化的警察国家的桎梏下呻吟的国土。
我们本来预计要看到妻离子散、被成群地赶到国营农场去的景象。我曾作好了准备，以为会看到像我以前到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旅行时看到的那种污秽和疾病丛生的情况。出乎预料
我们所预期的和我们实际看到的之间的距离令人大吃一惊。在赤色中国各地旅行的人们，不能不感觉到一个现在自称他们从来都没有过过这样美好生活的民族的朝气蓬勃的精神。
在我们旅行以前，我曾下过一番苦功来学习这个民族的历史。我了解到他们曾经如何受他们的皇帝、军阀、外国人和他们自己人的剥削。一个匆忙的国家
我看到的赤色中国是一个处于匆忙之中的国家。我感觉到它的人民身上有一股推进的动力，要把他们的国家建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化强国。
中国在急速前进的过程中，正在束紧裤带。在这个过程中，某些基本的个人自由不得不受到限制。
赤色中国的所有报纸都是受国家控制的。工会只是负责工人福利的机构。
我们将根据我们的观察，力求详尽地报道这个正在迅速兴起的亚洲巨人，即使这样做只是为了使我国人民觉察到我们的民主生活方式的幸福。第二篇：《对共产主义
的初步印象》我所看到的第一个武装的共产党人是在连结英国方面的罗湖和深圳之间的铁桥上守卫着的红军战士，从那里便开始了我们在竹幕内的戏剧性旅行。
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卡其布军衣，手臂放在他的步枪的枪筒上。
当我端详他的脸色时，一个想法突然掠过我的脑海：他是否有可能是曾在朝鲜战场上同我们的战士打过仗的战士呢？
（中国国际旅行社的）姚把我们带进深圳海关大楼的已经准备好的房间。中国的饭菜
他们先招待我们吃八道菜的中国饭——然后乘了三个小时的火车到达广州。当火车开起来以后，无线电扩音器里便响起了音乐。
我们问，这演奏的什么节目？《社会主义好》。我不由地感到毛骨悚然。
这难道就是在国内人们对我们说的那种可怕的洗脑筋的第一道菜吗？
从火车的窗子里向外看，乡村的景色使人感到轻松。铁路两边树木成行，排列得非常整齐。绿油油地稻田，一望无际。农民
在田野里，成群结队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正在耕田、修渠和在菜畦里锄草。
山上和山麓上到处是新栽的松树——这标志着赤色中国的大规模造林计划。
我们的东道主问我们对中国的哪些地方，哪些活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哪些方面最感兴趣，这样他们好为我们安排这些访问。
我们对他们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愿意看到整个中国的情况，但是他们说，要看到整个中国的情况，得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行，我再一次凝视着广阔的田野，我同意了。
（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编者）
【本刊讯】英《卫报》三日刊登佐尔扎的一篇评论，题为《苏斯洛夫报告将不予发表》，摘要如下：
克里姆林宫又改变了要发表苏斯洛夫对赫鲁晓夫的控诉书的主意，但是可能它再也不能够把这份文件或某种类似的文件扣压很久了。
如今放弃这个意图，就表明苏联新领导人觉得公布这份文件有害无益。因此，看来他们已经恢复了在赫鲁晓夫下台后马上从莫斯科传出的原来意图。那就是采取在苏联报纸上刊登文章的形式来说明情况，说明时只泛泛地谈到赫鲁晓夫政权的一些败绩，而不进行针对个人的批评。
这样变化无常很可能反映了苏联新领导内部在处理这件事的方法上存在分歧，但是即使在赫鲁晓夫继承人中间意见完全一致，克里姆林宫的困境也将是够实在的了。
如果发表苏斯洛夫在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就要举出一长串国内外政策处理不当的指责，而现领导却对这些政策默认了多年。如果在党的会议上零零星星地口头提出这些指责，以设法向普通党员证明新领导的行动正当，同时又叫党员闭口不言，那就是另一回事。
这也正是处理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关于斯大林的错误行为的“秘密报告”的做法。报告之所以没有正式发表，估计是因为共产党领导人担心白纸黑字的威力，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正式公布就有可能使党的叛变分子说这份文件是正式的改革纲领，那样他们便有权公开要求改变。只要这份文件保持“秘密”，党的叛变分子就不能公开把它当作他们的旗帜提出来。
如今不发表这份文件的原因将同过去一样。假如对赫鲁晓夫政权的批评不如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那么惊人的话，那么今天的土壤肯定更适于播种不满的种子，政治气候也适于使不听话的情况得到更为有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