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２月１３日刊载了该报香港分社社长波多野１１日自香港发回去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共产党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上海１月２４日举行的春节宴会上第一次宣布从今年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并且谈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几根“支柱”。
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大幅度地重新组织旨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工业、以自力进行建设等等“支柱”方面，同过去执行的两个五年计划将会有相当大的不同。农业生产已经恢复
经过去年一年，中国经济有了显著的变化。
第一是，农业生产已经恢复。据共产党中国方面宣布说，去年的粮食生产是“中上”年成。香港的西方农业专家也认为，大概中国去年粮食产量稍多于一般年成。就是说，总算克服了连续三年农业歉收所造成的困难，恢复了原状。
第二是，重新组织了工业体系。河南省在１９６２年制造的农业机器产品在全部机器产品中所占的比率，已经由前一年的５０％左右增加到７５％左右。而且，据说以前专门制造供应重工业的产品的工厂，最近也正在转变为专门制造农业机器的工厂。
过去执行的经济计划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人们认为，工业体系化、农业集体化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人们认为，（中国的）机器自给率最近已经达到９０％（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曾经估计为７０％）。
在农业集体化方面，从建国１３年来实行集体化的情况来看，恐怕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香港人士认为，虽然曾经有一个时期预料共产党中国政权由于连续三年农业歉收甚至可能发生危机，但是目前正在克服这种困难的现状证明，（中国）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决不是微小的。
第三个五年计划在工业生产方面，农业用的产品的比重将会显著地增加，而且，平衡地发展经济也将是这一计划的特点。不依赖苏联援助
另外，在观察第三个五年计划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最近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不断地强调“发愤图强，自力更生”。
从中苏关系恶化到苏联甚至拿走建设计划的设计图这种程度的最近情况来看，共产党中国在第三个计划中也许是想要更加坚强地执行不怎样依赖苏联的方针。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２月１日刊登一篇述评。摘要如下：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
共产党中国总理周恩来不久以前在上海宣布，共产党中国从今年起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共产党中国曾经执行了第一个（１９５３—５７年）和第二个（１９５８—６２年）五年计划，但是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农业肖条，在１９６１、１９６２两年不得不全面地调整了经济建设。因此，人们曾经怀疑，（共产党中国）能否按预定进程从今年起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
共产党中国１９６２年的农业生产在“百年未有的自然灾害”之后已经逐渐恢复过来，这个事实是共产党中国能够从１９６３年起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巨大保证。
《人民日报》社论说：“在１９６３年，我们要……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继续大力做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显而易见，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度的任务是继续进行调整。原子能进入试验期
现在有种种的推测……不过，好象可以肯定的是，共产党中国发展原子能的工作已经达到不久就能够进行试验的阶段，或者说正在接近进行试验的阶段。如果共产党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那么这对国内外产生的心理影响的重要性，恐怕要比一部分西方人士目前所估计的大得多。
特别是，这对国府和台湾的中国人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而国府目前还在叫喊着的“反攻大陆”，很有可能完全变成“空洞的口号”。（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编者）
【法新社巴黎１９日电】昨天，在莫斯科和北京都发表了文章，表面看来，它们并不具有争论性质，但文章却重申了各自明确的立场，以致于没有人会把它的含义弄错。
《真理报》的文章，以纪念巴黎公社周年为名向法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表示敬意，说法国共产党忠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的文件的精神”，颂扬它为“反对当前成为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威胁而进行的不懈斗争”。
如果人们记得，“教条主义”是莫斯科通常利用来指中国的左倾的字眼；也记得，《人道报》３月１２日发表的杜克洛写的严厉的、有时是嘲弄的词句反对毛泽东的辩证法的那篇文章，那么人们就会相信，虽然克里姆林宫作了某些形式上的和解，但它丝毫不准备在理论上作根本让步。
人们还注意到，在对法国共产党的颂扬中，一大部分是称颂它支持“苏联在古巴事件中的明智政策”和承认苏联党的领导作用。
而中国人新近则在《红旗》杂志上对资本主义的没落，作了长篇详尽的分析。文章强调指出，分成本身就四分五裂的敌对集团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这种现象为西方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提供了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意想不到的良机。
用北京理论家一个时期以来已擅长使用的、并颇为得意的辩证手法进行的这种宣传活动，是要推翻赫鲁晓夫珍爱的同西方和平共处的理论。
【印新处新德里１９日电】尼赫鲁总理３月１９日在新德里结束人民院关于外交部预算拨款要求的两天辩论时说，印度实行的政策是正确的政策，认为印度应当和这个或那个集团站在一边的态度“不是一个成熟和自尊的国家应当采取的态度”。
印度报业托辣斯又说：尼赫鲁说，不合这个国家的心意的局势发展，不应当使它改变它的基本政策。
尼赫鲁提到对中苏分歧的看法时说，今天整个结构都在改变——所谓共产党集团和非共产党集团的整个结构。这两大集团毫无疑问是互相对立的，“但是，从根本上说，那种情况正在遭到破坏”。俄国和美国肯定地正在互相靠近。我不是说马上就会发生什么惊人的事情。
谈到西藏，尼赫鲁说，有些人批评了政府在那方面的政策。但是他想知道议员们认为印度当时和以后可以做些什么。
一个议员：“我们本来可以提出抗议，我们本来可以在联合国或其他地方大声反对中国人在那里的所作所为。”
尼赫鲁：“议员先生是可以发出他的呼声的，但是毫无疑问，他在发出他的呼声之后，他就会陷在深水中，不能自拔。”
尼赫鲁又说，当发出呼声是为了继之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发出呼声才有某种意义。“我们在那时或以后无法在西藏采取任何行动。”
一个议员打断他的话说，安东尼·艾登在最近所写的关于印度所继承的英国对西藏的立场的书中曾和总理发生“抵触”。尼赫鲁说：‘“安东尼·艾登对我来说并不是权威。我是说，这（印度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了对待西藏的立场）是确实的。”
总理说，从中国进入西藏的第一天起，印度就不得不考虑这个事实：一个巨大的、有活力的和强有力的国家，一个侵略性的和扩张性的国家日益靠近它的边境。“我们曾不得不时时考虑它，并且相应地调整我们的政策。”
尼赫鲁说，他并不是说，他预料中国人马上会发动进攻。但是却存在一种来自一个强大国家的潜在威胁，这种威胁可能在１０年以后、３０年以后——谁也说不上多少年——成为事实。印度根据它的边境上和其他地方的这种状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调整了他的政策，加强了它的实力。中国人曾说，印度在以前并没有到东北边境特区，而是在那以后到那里去的。这是荒谬的，因为从理论上、宪法上来说，东北边境特区长期以来就一直是印度的一部分。
尼赫鲁说，印度能够以两种方法来应付来自中国的潜在危险——这可能变成真实的危险。一种方法是逐渐加强印度的地位。另一种方法是要同中国友好，以便不致使这种冲突和危机比在其他情况下大大提前出现。这是任何国家通常采取的政策。
总理说，印度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
尼赫鲁说，有人曾问道，“为什么你不派军队到东北边境特区去？”
他又说，这个问题应当在同军事指挥官们商量以后决定。任何指挥官在不利于他的战场上同强大的敌人对抗，那是不对的。他必须选择他自己的战场。（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尼赫鲁说，当存在着同强有力的国家和强有力的敌人相处的这种威胁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各种事情。这些问题是不能够用发表勇敢的声明和通过强硬的决议来解决的。这种局势必须用能够使国家赢得胜利的实力来应付。“我们不是以冒险主义的方式来作事情的”。
尼赫鲁说，同一切国家友好的不结盟政策是正确的政策。这是以他们的这种信念为依据的：如果印度被拖进军事联盟，除了从道义和伦理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好的以外，这还会给它造成巨大损害。这在心理上也是有害的。结盟会削弱国家的道义精神。接受友好国家的帮助——
他对这种帮助表示感谢——
是一回事。但是，做某种事情，使某个别的人负责照顾一个人或保护一个人，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总理说，议员们应当记住他们必须迎头赶上的目前的“强大的历史潮流”。“我们只能用实力采取有力的行动。”他说，示威和叫喊不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只有印度的实力会产生影响。
尼赫鲁说，虽然“我们不得不作战，如果中国进攻我们的话”。但那并不是说印度不应维护和平。
有议员提到奥里萨邦首席部长帕特奈克。关于这方面，总理说：在紧急状态的初期，我们曾有机会同他讨论过有关我们的防务的许多因素。他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人——我们在这里的任何人几乎都没有的实际经验……
。
议员：关于哪方面的想法呢？
尼赫鲁：关于防务的想法。
尼赫鲁说，他曾经作为一个飞行员在战争中服过役。我们认为，如果他到美国去讨论他曾同我们讨论过的那些问题，那将是有益的。他已经在那里作了出色的工作。
一位议员说，他曾提出印度战俘问题。议会极想知道正在对他们做些什么。
尼赫鲁回答说：“自然，用不着我来说，我们都关心战俘，我们希望他们回来，但是我希望议员们会意识到，到处去乞求中国人的恩惠并不是非常适宜的。”
总理又说，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将要（同中国人）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人们可以采取从实力出发的态度。这并不是拒绝这样做或那样做。“你们必须拥有实力才能实现要求。如果你没有那种实力，那么那样谈将是无益的。”
【中央社马尼拉２０日电】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伉俪今日下午乘中美号专机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菲总统马卡帕加耳夫妇亲往迎接。
【中央社台北２０日电】中华民国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已于今天中午离台北飞往菲律宾。
这是他在本月内第二次出国访问反共的友好国家，他在本月初曾访问了越南。
他在台北飞机场发表谈话说，他将代表蒋总统和菲国总统马卡帕加耳商谈世界局势特别是亚洲的反共斗争情势。他也将代表蒋总统慰问旅居菲律宾的爱国侨胞。
随同副总统夫妇访菲的人员有二十二人，其中包括外交部长沈昌焕夫妇、财政部长严家淦夫妇、国防部副部长梁序昭、新闻局长沈剑虹夫妇、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沈宗瀚博士、经济顾问李国鼎、外交部顾问李士英、亚东司长刘宗翰、礼宾司长顾毓瑞等。
【中央社马尼拉１３日专电】马卡帕加耳总统今日告中央社记者说，他希望和定于下周抵此访问的中华民国陈诚副总统讨论各项问题。
【本刊讯】蒋帮《自立晚报》３月１０日刊载该报记者李子继西贡９日专电说：
此间外交界人士透露：陈副总统访问越南，在与吴庭艳总统举行的多次会谈中，据悉：曾涉及召开一次以亚洲六国反共国家中、韩、菲、泰、越、日本之间，举行一次六个元首级的巨头高峰会议的问题，以讨论亚洲国家当前的反共情势，联合抵抗共党的侵略。
【日本广播协会电台１０日广播】今天播送日本广播协会驻外记者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所谓中苏争论的前途的报告。
首先播送驻莫斯科特派记者吉川荣的报告：
去年秋天以来非常激烈起来的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发生的对立，最近由于中苏两国共产党之间交换信件，突然转到通过协商来解决的方向上来了。
在莫斯科，据说在协商时，一遇到如何处理南斯拉夫这个具体问题，就一定会陷入僵局。
莫斯科估计，到那时，赫鲁晓夫总理宁愿选择南斯拉夫，也不选择共产党中国。用稍微粗鲁的话说，就是在赫鲁晓夫总理说来，尽管有些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如果能够稍为多修建些住宅，保住和平，那就行了。
但是，遗憾的是，在共产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优先于一切。因此，赫鲁晓夫总理现在正在面临这样的困难：怎样使推行和平共处政策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一致起来。
另一方面，驻香港特派记者小林和夫报道说：
中苏两国最近通过交换信件，一致同意举行两国共产党会议，这显然可以说是中苏争论进入了新阶段。但是，在香港，对于这个会谈究竟能否顺利地妥协、和解，以至举行世界共产党会议的问题，好像有许多人表示怀疑。
驻华盛顿特派记者河野干哉报道说：
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在目前阶段，赫鲁晓夫—毛泽东会谈实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即使实现，也不能调整中苏两国的共产主义理论。
的确，中苏对立是战争与和平、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等根本认识的对立，在性质上似乎不是可以简单和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