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纽约９月２４日电】据９月３０日这一期《新闻周刊》的消息，“美国正在重新认真研究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根据哈里曼的要求，此间（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来进行‘重新考虑’的工作。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刚刚从香港调回来的驻香港总领事马歇尔·格林。”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９月２７日发表戴维斯的一篇文章，题为《哈里曼谈对华政策》。摘要如下：
哈里曼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开了一整天的讨论外交政策的会议上对与会的波士顿世界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和他们的客人说，现在显然不是考虑承认共产党中国或接纳它进入联合国的时候。现在是在威胁和压力之下坚定不移和决不退却的时候。美国在亚洲各地也是采取这样的立场。
哈里曼也认为，抑制中国共产主义也许比使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不轻举妄动来得更为困难。中国人抬出了种族问题。受到北京威胁的亚洲各国政府，不象欧洲各国政府在斯大林开始向外扩张的时候那么强大，它们的经济也比不上欧洲各国。从军事观点来看，亚洲的地势特别难以进行实力的较量。但是哈里曼似乎是说，象前些时候对苏联那样，同样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中国。避免战争或使战争的规模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办法是，让中国领导人肯定地明白美国人民完全知道和了解他们的意图并且准备有效地阻挠他们的行动。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本刊讯】９月３０日一期的《斯通双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官员开始鼓励一种对共产党中国的比较温和的方针》的文章。文章说：
美国人士在同记者们的谈话中一直鼓励一种对共产党中国的比较温和的方针。华盛顿《明星报》的苏联问题专家格韦茨曼在９月１２日报道，国务院官员担心俄国把中国领导人描绘成“核狂人”的做法（他们认为这种描绘不正确）对美国舆论产生强烈的影响，以致“妨碍美国以后对中国的政策”。９月１７日的《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发自华盛顿的一篇相似的文章说，“美国的分析员”还对印度提出的关于在边境侵略性地加强兵力的谴责持有不同意见。约瑟夫·克拉夫特９月２０日在他在华盛顿《明星报》的专栏内也发出了同样的调子，他在最后说，“到时候，可能会证明就东南亚问题同北京打交道是有好处的，苏联在那里的影响已经消失了。”
这种言论是否同蒋经国来此访问有关，还不得而知。但在数天后，同五角大楼有密切联系的克罗姆莱上校说（９月１９日的《华盛顿每日新闻》），蒋和肯尼迪之间发生了分裂。他说，前者希望加紧对大陆的袭击，而后者却希望削减军援，使福摩萨成为显示“自由事业能有何等成就”的展览橱窗。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商会主席奈兰主张同大陆中国进行贸易一事似乎不再仅仅是商界的一个自行其是的人物的意见了。一种比较明智的政策的轮廓已隐约可见。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极端主义一部分是美国所强加的驱逐令的反映。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外交月刊》１０月一期发表了洪蒂写的文章，题为：《另一次冷战吗？》，摘要如下：
在多年的冷战和动荡不安之后，在联合国作的各个发言使人看到了拥有最厉害的毁灭武器和巨大政治经济活动手段的两国之间合作时代的前景。
苏美接近的尚不大令人放心的一面是，看来，苏联同人民中国间的分歧乃是它的直接原因。
恐怖的均衡，即两个核大国不能用它们的决定性的武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无疑为谈判铺平了道路，然而加速运动的却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互相都发现，北京政府是它们的共同敌人。因此，苏美之间缓和的交换条件可能是这次矛头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场新的冷战。人们已经看到，西方一些报纸殷勤地转载苏联对中国的指责，另一些报纸则试图用《黄祸》为题煽动舆论。读一下有些报纸，中国给人的印象是：它通过采取极端的或令人不安的态度毫不含糊地为这一宣传提供材料。
当前所有的国际问题中最最重要的也许是人民中国的巩固及其领导人的政策所提出的问题。即要挡住自１８世纪末以来席卷世界的、其反殖民主义浪潮还是最近的表现的各国人民的巨大解放潮流所掀起的最强大最壮阔的急风骤雨。多年来在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下饱尝屈辱劫夺的中国，在毛泽东的治理下，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强大集权政体的现代国家。意识到自身力量的中国试图在各国当中得到它认为有权得到的位置。象苏联当年的情况一样，它的愿望遭到了那些决意阻挠这一新的大国的抵制。在其制度决定它属于的社会主义阵营内，它反对苏联采取的态度和苏联坚持这种态度的意志，不过排斥它的却是美国。
为了冲破这种铁圈子，中国在未建成自己的一支核打击力量之前，指望于革命，并且唤起一切心怀不满的人。靠封锁它的一切出路和向它表明它在当前的情况下毫无希望，是不能减少它的革命活力的，反而是帮助它适应在其它大国中扮演新的大国的角色。和每一次一样，当一种新的政治因素在国际舞台上出现时，必须要有一种新的平衡。
在这方面的第一步应当是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这也是第１８届联合国大会能以对和平作出的最好的贡献。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快报》９月２９日刊载了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的一篇文章，文章说：
局势正在以比人类迄今所经历的要快的速度朝着改变我们的世界的方向发展。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采取任何后退到“等着瞧”的态度或“到了桥边就过去”的态度的政策，都可能带来麻烦，而且可能带来危险。
世界各地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大部分都难以把握。
中国的情况是一个国家正在经历一种有历史意义的改变的又一例子。中国是大国中最老而又最新的国家。这个国家目前发生的一切是如此奇怪，如此象谜一般难解，如此的遥远，因而很难对什么是对付这种局面的最好办法作出固定不变的判断。
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方面的进退两难的处境，我非常怀疑听任这种局面演变到最后的结局——不管这种结局可能如何——是否完全明智。
如果我们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在世界这个地区的牵连，并且采取一种新的态度，或许可能出现某种缓和这种紧张的、带有威胁性的局势的希望。
一个核世界上的利害关系对我们来说是太大了，我们不能听天由命。我们决不能这样做。
虽然我们在受到各种挑衅的情况下作了努力，采取耐心态度，但是事实证明这没有什么用处。不过不管我们生活其中的和平是怎样不稳定，这仍然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种和平，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来保护这种和平。
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处在共产殖民主义的无情统治下的卫星国，现在开始在露出迹象，表明民族主义的感情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是新的意识形态所克服不了的。我认为对中国说来情况也是一样。
当然，一个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所不得不面临的令人沮丧的困难之一是：它孤立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之外。它一直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
关于这方面，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能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把共产党中国在它的领土内外所煽动的对西方的敌对情绪扫掉一些。
我要问（我相信其他有头脑的美国人一定也在这样自己问自己），我们何不放下架子、在既不大惊小怪又不玩弄手段的情况下向中国提供小麦和其他谷物呢？我不能肯定会发生怎么样的情况。这可能是走向和平和世界进步的一个步骤。这的确值得一试。有什么可以损失的？我知道有些人会立即攻击这种做法是姑息，这些人很多是狂人和无知的人，也有一些用心良好但是走错了路的人。
人口最多的城市为（１）东京（２）纽约（３）上海（４）莫斯科（５）孟买（６）北京（７）芝加哥（８）开罗（９）里约热内卢（１０）天津（１１）伦敦
【合众国际社联合国９月３０日电】据今天出版的联合国人口年鉴说，在１９６１年年中世界人口是３０亿６千９百万，比１９６０年增加了６千１百万。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世界增加的人口等于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或者３倍于阿根廷的人口。
这本年鉴说，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１年的１１年中世界人口增加了５亿６千万。所增人口的６０％是亚洲人，大约有３亿３千７百万人。
这本最新的人口年鉴的日期是１９６２年１月，它包括直到去年和包括去年在内的统计数字，这些统计数字是以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６２年之间所作出的人口调查结果为根据的。
这本年鉴的其它值得注意的调查结果是：
——东京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有８百３１万另２７人。纽约其次，人口为７百７８万１千９百８４人。上海居于第三位，人口是６百９９万人。
——全世界每平方公里的土地有２３人，１０年以前是１８人。荷兰的密度最大，每平方公里是３４６人，澳大利亚的密度最小，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人。
——人们寿命最长的国家是法国、荷兰和挪威，几乎达７５岁。
——出生率最高的是象牙海岸，每一千人出生５６．１人，它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国家，达每一千人中死亡３３．３人。出生率最低的是西柏林，每一千人中出生１０．６人。死亡率最低的是冰岛，每一千人中死亡７人，其次是俄国，每一千人中死亡７．２人。
——婴儿死亡率最高的是加蓬，每一千个出生时是活的婴儿有１６０个在一周岁之前就死了。婴儿死亡率最低的是荷兰——每一千个中死亡１５．４——以及瑞典——每一千个中死亡１５．５。
——世界上结婚率最高的是福克兰群岛，那里１９６１年中每一千人中有１３．７件婚事，阿尔巴尼亚其次，为１１．３。
——离婚率最高的是美国的维尔京群岛，每一千人中有４．３１起。其次是阿联，为２．３２起。
这本年鉴表明，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１年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是１．８％。然而，联合国统计人员指出，在这段时期的后半时期中特别是在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中增长率至少为２％。在同年中南美洲人口增长３．５％，东南亚是３．２％，中美洲是３％。
关于人口最多的城市，莫斯科是第四，有６百２６万人，其次是孟买（４百３０万）、北京（４百万）、芝加哥（３百５５万）、开罗（３百３４万）、里约热内卢（３百２２万）、天津（３百２２万）和伦敦（３百１９万）。
【美新处华盛顿９月２８日电】肯尼迪总统说，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通过争取进步联盟所作出的共同努力，可以最有效地对付拉丁美洲——“今天世界上最关重要的地区”的局势。
肯尼迪星期六向在这里开会的天主教争取国际和平协会发了一封贺电。他说：“我们共同下定决心不让本半球再出现共产党国家。而且我们知道，这方面唯一的真正有效的办法是，消除将使共产主义滋长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公平现象。”
【美联社纽约５日电】前副总统尼克松说，肯尼迪政府内外都有人施加压力要求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而这样一项条约可能使９千７百万东欧人永久地遭受奴役。
尼克松在最近出版的《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我认为现在是完全改变美国对东欧的政策的方针和重点的时候了。”
尼克松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正坐在一个火药桶上：东欧各卫星国人民可能发生反对他们的共产党政府的暴乱，“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可能取得成功的话。”他说，美国作出任何使人觉得是在欧洲的中部划一条线的事情都将是不道德的。
尼克松坚持主张美国的目标必须是一个自由的古巴、一个自由的东欧、一个自由的俄国和一个自由的中国。
“这一度曾经是肯尼迪政府的公开宣称的政策，但是自从开始谈判禁试条约以来，这种政策就被一些骗人的言论冲淡和掩盖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