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8日参考消息 第3版

    【法新社莫斯科5日电】共产党报纸《真理报》发表了一篇论述“社会主义各国在1961年所取得的成就”的社论,没有提到阿尔巴尼亚。
    《真理报》评述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11个国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北朝鲜、人民中国、罗马尼亚、外蒙古、东德、保加利亚和北越)各自的经济成果。
    【法新社莫斯科5日电】共产党报纸《真理报》今天说,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在1961年内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真理报》说,初步估计表明,捷克斯洛伐克总产量增长9%,波兰11%,匈牙利12%,北朝鲜12%。报纸说,东德、人民中国、保加利亚和北越,在实现它们各自的1961年经济计划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没有说出确切的数字。
    《真理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大多数部门中有了相当大的下降,美国的总产量只不过增长了3%;它并且说,美国一些重要部门的产量甚至比前几年还要少。
    【路透社莫斯科5日电】《真理报》今天发表的一篇社论说,去年苏联工业总产量增长了9%。
    塔斯社援引这家共产党报纸的话说“苏联去年的总产量几乎等于战后第一个五年生产的总和”。
    “社会主义各国去年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在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在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国民经济正在稳步地繁荣起来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遭受着严重的困难。
    “资产阶级报界承认,最近几年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甚至不到3%”。


    【法新社莫斯科6日电】今天这里获悉,苏联最高的山峰——迄今以“斯大林峰”而为人知晓——已改名为“苏联峰”。
    这座高达7,945米的山峰位于苏联中亚细亚塔吉克共和国的帕米尔山脉。
    今天收到的最近的苏联官方报纸发表的名单表明:自从去年10月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非斯大林化运动开始以来,全苏总计有50个城市、地区、区和城镇受到了正在进行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影响。
    但是,这个运动影响到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名字。
    所谓的“斯大林奖金”已被改名为“国家奖金”。
    这是由莫斯科的一些报纸发表的关于被提名作为最高苏维埃新的代表候选人的名单所表明的。
    候选人中有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教授,他在斯大林时代曾几次获得以这位已故的独裁者命名的奖金。
    今天在报纸上,他被说成是“国家奖金”几次获得者。
    对1935年以前获得“斯大斯奖金”的男女演员也采用了同样的措施。在名单中,介绍他们的名字时,称他们是某某先生或者某某女士、国家奖金获得者。
    同时,著名的莫斯科地下铁道网的一个车站的名字已把“斯大林”改名为“谢苗诺夫斯克”——显然是因为它位于历史上一度曾是谢苗诺夫镇的所在地。
    这个改名运动也影响到
    “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的成员——前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元帅。
    在乌克兰的一个城,前叫伏罗希洛夫斯卡,以及它周围的地区称为伏罗希洛夫斯基,根据1957年颁布的禁止以活着的人名字给地理位置命名的法令已分别改名为科穆纳尔斯克和科穆纳尔斯基。


    【路透社莫斯科7日电】今天出版的一期《真理报》是专谈“自由”的专号,它说,以后将出数期特号来谈“平等、博爱和人民的幸福”。
    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包括政治自由,而且还包括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还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以及社会权利……
    “当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能有什么表现来与这种自由和民主相比呢?只有空谈自由,和只有空谈民主。
    “和平的维护者遭到了监禁,忠实的爱国者因肤色关系而受到酷刑,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勇敢的战士被宣告枪决,最进步的政党遭到禁止——这是‘自由世界’的真面目,这便是‘自由世界’的伪善的辩护者能表现出来同已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建立起来的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相比的东西。”


    【本刊讯】《纽约先驱论坛报》1月5日发表了约瑟夫·艾尔索普在华盛顿写的一篇题为《苏联的建议》的文章,摘要如下:
    挑选出来的那个人——安纳托利·多勃雷宁——现在已经从苏联外交部美洲司的岗位上提升到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岗位上。因此如果星相家是正确的话,这位苏联新大使的到达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政治事件。
    而且,多勃雷宁的到达的表面意义是同他的前任缅希科夫在回国前不久的时期内提出的非正式的但却很明显的建议是很好地结合的。缅希科夫在华盛顿的最后几个星期内相当努力地邀请各方面的美国高级官员去大使馆参加悄悄的午餐会,这种午餐会是提出建议的场所。
    缅希科夫的路线是赫鲁晓夫在过去谋求谈判时一再采取的路线。缅希科夫说,美国和苏联是世界上仅有真正的大国。同它们相比,其他国家都算不了什么,缅希科夫坚持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苏美达成协议。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使我们两大国分开。因此,如果大国退到舒适的角落,互相开诚布公地进行会议,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如果美国和苏联能够以这种方式取得一致意见,没有一个二等国家敢无视它们的决定。
    所以毫无疑问,缅希科夫私下的说话是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指示的。但是把公开的缅希科夫同私下的缅希科夫比较是必要的,他根据他自己的要求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讲了话,可以相当肯定,讲话也是根据指示的。缅希科夫在公开场合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西方国家坚持保持不可能设想会放弃的在柏林的权利的话,就不会有东西方谈判柏林问题的基础。
    从所有这一切来看,的确十分明显,克里姆林宫想同西方进行一系列的新的会谈。


    【美联社莫斯科6日电】(记者:莱因霍耳德·恩什)政府报纸《消息报》星期六晚间说,苏联无意于谈判签订一个由法、英和美国军队继续占领两柏林的协定。定
    《消息报》说,“人们可以严肃地想一下,苏联将不会坐在圆桌旁边使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永远占领西柏林。”
    西方观察家认为,这篇文章有一种出乎意料的强硬的口气。美国大使汤普森根据西方国家的意图到外交部去并开始向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进行关于在柏林问题上取得有成果的谈判的可能性的试探之后仅仅不过四天,就出现了这篇文章。


    【美新处柏林1日电】(作者:本杰明·韦斯特)巨大的苏联和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在思想、外交和经济上的裂缝远没有缩小。
    莫斯科共产党报纸《真理报》在一篇很长的文章中说,阿尔巴尼亚党魁霍查的观点和托洛茨基主义十分相像——这是跟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深刻而持久的分歧的一种不祥的对比。
    但是,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和条件所引起的问题也是很引人注目的。
    这篇文章不是由一位苏联思想家撰写的。这篇文章是由匈牙利党魁卡达尔署名的,卡达尔在政治上可能很机敏而且完全是亲赫鲁晓夫的,但是,并没有一名思想上的高级传道士的名声。
    当然,卫星党领导人根据传统响应莫斯科对地拉那的路线,他们出席了莫斯科去年10月举行的22次党代表大会回国后,也都这样做了。他们效尤赫鲁晓夫把阿尔巴尼亚事件说成是非常重要的事,提到了苏联“反党集团”,但是几乎很少提到北京正在给地拉那的支持。
    卡达尔在《真理报》上主要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在这样做时表现了非常尖锐和直率的态度。他并不仅仅为反斯大林主义辩护,以反驳阿尔巴尼亚提出的关于反斯大林主义促使引起1956年匈牙利暴动的指责。
    人们可以肯定,在莫斯科集会的2,700多名党的思想工作者——地方党组织的书记、宣传鼓动部门的首脑,科学文化组织的首脑、报纸、杂志、出版社、电台和电视台的编辑,包括中学和大学在内的教育机关的领导人——都阅读了这篇文章。
    事实上,《真理报》的这篇文章是在全苏思想工作问题代表大会开幕后几小时发表的。因此,这是直接由权威人物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早有迹象表明(其中有斯大林在世时的《真理报》主编伊利切夫表明的迹象):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目的是驱使宣传工作者一致支持“新纲领”,并且把老百姓的“思想改变”作为政治、经济等一切问题的万应药。
    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得卡达尔的文章具有比一般更大的重要性。


    【本刊讯】英《星期日泰晤士报》11月26日刊登了罗纳德·欣利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俄国的著作之战》。摘要如下:
    在长期存在着的争吵中又有了新的冲突。这种争吵把苏联的作家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顽固派”,他们要勒紧在文艺方面现存的控制;“温和派”,他们赞成采取比较自由自在的作法。
    诗人和文艺界的首长阿列克谢·苏尔科夫(他领导了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嚣嚷以及通常被认为是“顽固派”的领袖)看来正在退到幕后去,他的衣钵将可能落到一群青年人中的一个人的手中,这些青年人中,《十月》杂志的主编科契托夫最突出。
    科契托夫最近以向“温和派”头脑人物进行刻毒的攻击,来扩大他要成为苏联文艺界的主宰的要求。他的受害者之中有爱伦堡——他的报告文学差不多已成为苏联文学中“自由主义”的主要纪念碑。
    科契托夫还攻击了青年诗人叶夫图申科——他最近在他有名的诗歌“儿歌”中对俄国排犹行为发起的猛攻使得各处的顽固派警惕起来。“温和派”的主要代言人是《新世界》——苏联最有趣味的文学刊物——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本人虽然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可是他主张让作家们享有相当的自由。他最近又重申了他的要求:文艺界仍然必须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影响。
    有一个作家还没有加入任何一派,他就是著名的小说家萧洛霍夫。他现在被大肆宣扬是赫鲁晓夫本人的一个亲密的朋友。如萧洛霍夫最近在22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所着重表明的,他已成为苏联文学界中公认的滑稽演员了。


    【路透社莫斯科7日电】据作者爱伦堡说,斯大林分子的大清洗“有些像得彩票。”
    他在昨晚在此举行的一次公众文艺会议上对一个提问题的人说,“我有一个中彩的号码。我们大家都是在一个沉默的大阴谋中的共谋者。”
    他还批评苏联当局对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1960年5月之死所采取的报道方法。他说,苏联作家协会只在一家报纸上用四行的地位宣布帕斯捷尔纳克之死的做法“对一个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来说是不应该的。”
    他又说,“这一事实反映了某些人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一种幸好是愈来愈退避到隐秘之处的生活方式。”
    爱伦堡把两小时的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颂读他的自传——谈1934年的事情——
    中最后一部分的几章。他称已故的美国作家海明威是“我同辈中的最伟大的人之列”。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1月5日以《俄国;“我可能有错”》为题刊载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非斯大林化的戏剧上星期进了剧院。莫斯科新上演的一个剧描述了一个斯大林训练出来的秘密警察同一个正面的主人翁警察发生严重冲突,后者响亮地谴责斯大林主义者,他说:“他们不受他们良心的谴责。他们从来没有过什么良心。”
    赫鲁晓夫本人继续在进行他的消除“个人迷信”的运动。在基辅一次会议上,他的农业政策受到了一个农业学家的公开批评,他爽快地回答说,命令决不能不加思考地服从:“我可能有错。”
    但是有迹象表明,反斯大林主义运动正在产生危险的副作用。中央委员会书记伊利切夫费力地告诫一次有2,700名党的宣传家出席的大会说,决不能让反斯大林主义运动导致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本身,或导致反对正确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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