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广播公司２月１日广播了门德尔森的文章。
题目是：《想一想中国——技术的影响》，摘要如下：
说我国人民以满腔热情发展技术
十一年多以前当共产党建立全中国的政府时，那是一个有政治意义但是还没有经济意义的事件。具体说来，在那时，或者甚至在五年以前，没有人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技术国家。今天，庞大的工厂以极快的速度建立起来。钢产量在抗日战争以前是一百万吨，１９４９年缩减到十五万吨，现在超过一千八百万吨的指标。同时，电力生产增为十倍，原油增为三十倍。其他基本产品的情况大都如此，现在还要加上母机和其他工厂设备。
这些数字的确给人印象非常深刻。尽管有去年的水灾和灾荒，情况还是如此。
技术不单靠机器，还要靠人，有感情的人。对于一项计划，人可反对、或漠不关心、或满腔热情。
也许，我们在估计东方的群众反应，尤其是中国群众的反应时，往往假定中国人会和我们的反应方式一样。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情况是如此的不同。对西方的、特别是英国的工人来说，工业化总是带着奴役和剥削的味道。工业革命留下了辛酸。在中国，共产党不是象我们那样的试图摧毁一个建设得很好的社会形式的力量。相反，他们给一个被内战蹂躏的国家带来了秩序与和平。当中国人谈到解放时，他们谈的是真正意义的解放。从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恶梦中解放出来。技术和工业化在他们看来是这次解放的工具，是重新取得大国的自尊的方法。技术是一个巨大和愉快的经验，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进去，任何人看到他们工作，都会被这种热情所感动，这种热情，至少在我看来，是他们技术进展的最重要的特点。谈城乡公社工厂对加速工业化的作用
在漫游中国北部的一个农业公社时，我来到一所农庄房屋，一个女孩子在里面忙着将小块的胶布缠到一条粗铜线上去。她的旁边放着她的一个成品——中型变压器的线圈。在外面的院子里，一个女孩子拿着一柄凿子，两个男孩子拿着大铁锤。他们在为变压器的外壳裁铁板，旁边放着许多变压器，全都装好了冷却油管准备外运。这里没有一台工厂制造的母机。发明和手工的技巧有很大的发挥余地，虽然他们的多数机器跟地球上的什么东西都不象，但是看来全都有用。
在全国都是这样。走在广州的街上，我看到一些新成立的城市人民公社。许多显然从前是店铺的大房屋变成了小型工厂，生产各种东西，从雨伞到化油器。
象西方观察家一再指出的那样，这些地方的生产率，以我们的标准看来是低得可怜的。另一方面，我根本不同意一般的判断，认为这些后院工厂因此是可惨的失败。中国人对他们的落后工业的低产量并没有幻想，他们进行着大工厂建设。使用现代方法和自动化。但是这需要时间——甚至是在中国。在这同时，小型工厂正在从前完全没有生产的地方进行生产。并且，我们一定不能够以我们的由于工作时间短劳动力短少而形成的劳动力昂贵的条件来判断。中国有六亿双以上的手——并且是相当有技巧的手。此外，中国人为了建设自己的国家，愿意辛苦地并长时间地工作。因此，尽管生产率低，后院工厂对加速工业化还是起了它的作用。它还起着其他的作用，我甚至怀疑生产是否是后院工厂的最重要的方面。我已经提到过中国人在走向技术的新时代时的热忱，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求亲身参加国家的这种伟大建设，而技术是占居首位的。但是用迄今为止建成的数目有限的几个大工厂怎能满足这种愿望呢？不能只是对人们说，等上五年和十年。公社的小工厂正是在这方面提供了需要的东西。
后院工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所提供的锻炼。一旦大工厂建成了，就需要用有技术的工人，在公社里受过严格学徒训练的男女，在这些新工厂里是非常需要的。
人们时常问，中国的农民——他们的祖先一千多年来都居住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是怎样喜欢二十世纪的技术运动的呢？就我在公社中所看到的情况来说，当然这可能不是代表性的，似乎没有什么困难。大多数的亚洲人看来都有惊人程度的天生才能和手工技巧。
赞扬我国人民学习技术的热情和天才
公社的技术训练水平当然是低的，在国外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为数很少，中国人正在为高级技术训练作极大的努力。为了顺利地进行势必是缓慢的学术发展，他们将一切技术研究从大学里抽出去。他们成立了，并且正在成立相当专门的学院，在这些学院里，教学和研究同时并进。有石油技术、电机工程和建筑等学院。在这些学院里，学生们受着限定的技术科目的紧张的训练。目的是尽快地训练出大批很合格的专家来推进技术运动。和这些严格的专业性学院相对称的是大学的科学院系，在那里讲授构成技术的基础的科学问题。也还有一些提供一种技术学习场所的中心学府，比起大学来那里偏重于实际应用，但是比各个专业学院的基础要广泛得多。例如北京附近的清华大学便是这样的学府之一。
在莫斯科，我的同行对我说，到苏联来工作的中国学生是有天才的，并且非常用功，他们经常在班上名列前茅。因此，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人具有实行现代技术计划的科学天才和才能。这就是说，当他们认真进人工业竞争的领域时，他们大概是凭着自己的本事那样做而不只是模仿西方的方法。和中国人讨论科学和技术问题时，我们就可以明确地意识到他们所受的多少世纪的智力训练。他们的论点是聪明的、敏锐的、一针见血的，我们感觉到经过一千多年正统训练而变得敏锐的头脑转到科学方面是没有多大困难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未能早些发展技术文明呢？共产党人说，帝国主义的干涉妨碍了他们这样做，这个解释也许有某些真理，但是这只是在近百年来对他们有影响。可能过错在满洲王朝。作为外国人，本身又没有多少文化基础，满洲人在几个世纪里都保持着传统的中国生活，顽固地反对一切改革的企图。但是不论中国技术落后的原因是什么，显然不是由于缺乏才能。（未完待续）
【共同社东京１０日电】华盛顿９日电：美国国务卿腊斯克９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承认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被当作纯粹的程序问题提出来，变成了接纳共产党中国代表和驱逐国府代表的结果，那么，恐怕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态”，第一次正式表明美国政府在９月开始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要坚决阻止承认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席位。
腊斯克这次发表的谈话第一次表明，首先，美国政府采取着这样的态度：要主张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是实质问题，因此，在联合国大会上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在安全理事会上能够行使否决权。其次，不言而喻，腊斯克谈话表现了美国的基本政策：即使万一发生共产党中国参加联合国的情况，也不容许把国府除掉。
虽然人们曾经预料美国在下届大会上仍然会反对共产党中国参加，可是，美国是否会主张这个问题是一个实质问题，以此作为阻止承认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办法，这一点却是人们过去还不清楚的。
在美国来说，以前提出的暂缓讨论提案如能得到过半数的支持，那就最没有问题；肯尼迪政府好象首先考虑了这个方式。不过，目前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由于非洲有许多国家新参加了联合国，由于英国等英联邦各国、巴西等国的情况，目前已经不能用过去的方式来阻止共产党中国参加联合国了。如果象美国所主张的那样，“承认共产党中国席位问题，同别的国家新参加联合国问题不同，是一个实质问题”的主张得到赞同的话，那么，共产党中国实际上将无法参加联合国，因此，美国恐怕会首先按照这个方针去要求英国和日本等国实行合作。
【路透社海牙讯】一个荷兰纺织品经纪商２月６日在此间称：中国为与日本直接进行竞争而采取的“推销”办法在日本工业家间引起了不安。
这是荷兰商人林尼伯向荷兰一家大俱乐部的会员以《日本、东南亚和“自由”世界》为题的一篇演讲中所说的。林尼伯说：日本工业家对苏联给予东南亚国家的长期贷款和中国（采取竞争性价格）的输出都感到害怕。
【中央社台北１０日电】来华访问的法国参议员贾纳华上将说，法国坚决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非洲的法语系国家也支持中华民国。同来华的另一位参议员贝杜阿上将说，如果不幸事发生，中共进入了联合国，他将在议会中首先主张法国退出联合国。
贾纳华、贝杜阿和另外四位法国参议员拉穆斯、雷波、石维尼和保梅尔是于３日来华访问一个星期，已于今日结束日程，飞往东京，他们离华前曾举行记者会，报告访华观感答复询问。
贝杜阿参议员说，自由世界应该坚决地支持中华民国，无保留地支持中华民国，东南亚各国更应以中华民国为他们抵抗共产主义的榜样。
贝杜阿说，“中华民国在金门的军队牵制了中共的一半军力，金门雄厚强大的力量使得中共不敢派出一艘船或一架飞机。”
贝杜阿将军对记者们说，中华民国海军控制着台湾海峡，阻止了中共从南到北的海运，“我们六个人都将写文章介绍这一地区，使全世界知道它的重要性。”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９日电】和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外交关系及其在经济方面产生的影响是目前巴西报纸和国会中广泛讨论的问题。
拉丁美洲社会研究中心的社会学家博热斯新近接见巴西大学生的报纸《首都报》记者时说，同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外交和贸易关系是有利的，因为这是对巴西的独立和主权的确认。他又说，在国内方面，这又意味着巴西政府从巴西反动黑暗势力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博热斯继续说，从经济观点来看，这将有利于巴西，因为社会主义市场几乎拥有１０亿消费者，这将有助于销售我们库存的４，４００万袋甘蔗。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拉穆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乐于以巴西需要的非铁金属同巴西交换某些农产品或消费品，比如中国需要的纺织品。
巴西教育部高等研究所经济司司长腊歇尔指出，如果巴西向社会主义国家购买五分之一的石油，那么，同西方国家的国际支付自然会好起来，这样巴西将会有５，０００万美元的增加收入来支付在西方市场的损失。
《圣保罗报》最近发表评论说，巴西应该同世界上所有国家恢复关系，包括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关系的恢复将有利于巴西，因为这将使巴西在获得科学和技术知识方面，得到除美国和西欧之外的其它的源泉，而且将有利于巴西的对外贸易。
全国民主联盟领袖、参议员维拉斯博亚斯最近在《晨邮报》上说，同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关系是有利的。
他说：“我国政府承认北京政府是一种义务，履行这种义务现在已经够晚了。继续把台湾看作真正的中国和继续同它保持外交关系的荒谬做法是不可容忍的。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也是荒唐的。”
【本刊讯】《纽约邮报》３月１日发表了戈尔登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空席位》。摘要如下：
从逻辑上来说，很难了解为什么赤色中国不应该进入联合国。在联合国里已经有一些够讨厌的国家，因此接纳它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了。有了联合国的席位不会使它驯服，没有这个席位不会使它驯服。赤色中国现在无疑是世界上第三大国，在不久的将来它非常可能取得第二大国的地位。
但是碰到接纳赤色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时，我们似乎抛弃了一切逻辑。
例如，考虑一下我们对几次裁军会议和拟议中的最高级会议所感到的深切不安。我们是否会实现一些裁军措施呢？下次裁军会议是否会成功呢？
假定裁军会议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这是什么样的进展呢？
如果没有中国参加，如何能举行裁军会议？如果没有中国参加，如何能讨论任何世界问题？
【中央社台北１０日电】外交部长沈昌焕今日在立法院说，“政府非常重视在联合国地位的问题，任何最小机会也决不放松。”
立法委员赵惠谟又提到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不过他认为“今年是艰苦奋斗的一年不是悲观失望的一年”，他建议政府多多争取机会，并特别加强出席联合国代表团的人选，成为一个“强有力而奏效的代表团。”
沈部长答复时表示，政府对这一事的重视和警觉决不低于任何人，正作适当的安排，至于代表团人选自应加强，以发挥最高效用，达到确保在联合国地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