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切夫认为斯大林有两部著作理论正确。说“斯大林最大的错误是在哲学、经济理论、法学以及党的历史学方面”。
【路透社伦敦２７日电】苏联共产党的《真理报》今天说，“甚至在个人迷信的情况下”，党还是“作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组织展开活动的。”
这家报纸是在评论现在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思想工作会议时这样说的，莫斯科电台援引了《真理报》的评论。
《真理报》说，现在的任务是把思想工作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的现阶段的水平。该报接着说：
“极为重要的是克服教条主义、装腔作势以及和生活隔绝的现象的残余，并不倦地改善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以及利用党在群众中发挥思想影响的一切途径。”
【路透社莫斯科２７日电】《真理报》今天说，斯大林的两本著作已被正式宣布为“采取了正确的理论主张，因而不应丢弃。”
所列举的两本著作是《论社会主义（原文如此——编者注）基础》和《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中央委员会书记伊利切夫是在星期一对约２，７００名党的官员发表谈话时提到这两部著作的。报纸今天摘发了他的谈话。
伊利切夫说，“没有理由”认为斯大林的一切著作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义的“一种贡献，更不能认为是一种伟大的贡献。”
伊利切夫说，“但是，他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观点、并在反对社会主义敌人的斗争中保卫列宁主义观点的那些著作，以及他在其中采取了正确的理论主张的那些著作是不应该丢弃的。”
伊利切夫提到了这两部著作，然后又说：
“但是，对于斯大林企图‘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做法，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时他犯了许多理论上的错误……并提出了一些概念，把这些概念当作无可争辩的、与生活隔绝的教条。”
他说，斯大林最大的错误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法学以及党的历史学方面。
【法新社莫斯科２７日电】伊利切夫说，“有一个时候，在谈到斯大林的演说和著作时人们通常说，这是伟大的，这是天才。”
伊利切夫说，“现在我们已抛弃了这种判断。”他又说，这样做是“非常正当的”。
他在这样谴责斯大林后强调说，尽管如此，斯大林对党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有益的。
他说，“人们不能认为他的这样一些著作没有价值而抛弃掉，他在这些著作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阐述列宁主义观点，并在反对社会主义敌人的斗争中保卫了列宁主义观点。”
【法新社巴黎２６日电】一位世界共产主义高级领导人今天头一次指责阿尔巴尼亚党的首脑霍查和整个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集团有“托洛茨基主义”。
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卡达尔在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目前阿尔巴尼亚的政治态度同苏联著名的异端领袖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７至１９２８年当他同已故总理斯大林越来越敌对的时候所提出的主张十分近似。
卡达尔又说，霍查（比较经常地被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们称为“斯大林主义者”）现在正在以与托洛茨基“相同的方式行事”。苏联通讯社塔斯社援引了这篇文章。
巴黎观察家们认为，由于卡达尔——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不止一次地充当苏联总理的发言人，他对“斯大林主义的”霍查进行“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新的指责就特别令人感兴趣。
他们预料，卡达尔这一猛烈攻击可能引起共产党对阿尔巴尼亚异端的正式提法发生显著不同；预料，霍查和他的支持者可能越来越多地被指责为“托洛茨基派异端分子”，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分子”。
在这以前，曾有人非正式地指出，在对待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霍查和托洛茨基的立场有相似之处，但是高级共产党发言人还从未提出过这一点。
在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时候，他曾指责这位已故的总理奉行“过于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并且猛烈地指责他为了追求这个苏维埃国家的自私的目的而牺牲世界革命的利益。最近霍查对赫鲁晓夫进行了几乎类似的指责。
【法新社莫斯科２５日电】（记者：马赞金）莫斯科的外交人士说，×××第一次表明赫鲁晓夫很想恢复同西方的会谈。赫鲁晓夫在基辅农业工作者会议发表讲话正是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百慕大举行会谈的时候。
出席基辅会议的代表几次问到赫鲁晓夫关于外交政策的问题，但是，每次他对他们说，他没有什么可多说的。
同时，看来赫鲁晓夫想要强调，在东西方“接触”的下一个回合中，西方应当认清：苏联将不断地提醒注意它的军事力量。
在他的基辅讲话中，苏联总理故意强调这一事实：苏联曾爆炸了一个５千万吨核弹。
赫鲁晓夫以述说这次爆炸已“使某些复仇分子和他们的保护人平静下来”，要普通的苏联公民了解：在未来任何的磋商中，西方将十分了解苏联的核实力。
这样，接着使上面提到的公民得到这样的结论：从这样的磋商中得到的结果将××目前可以得到的。
在莫斯科的外交界人士认为，赫鲁晓夫的这些声明是对西方国家的一个邀请，要求尽可能快地××××××建议。
【法新社华盛顿２５日电】这里的美国权威人士今天说，驻苏大使汤普森不久在莫斯科进行“试探”以了解苏联是否准备在“讲道理”的基础上开始谈判柏林问题时，很可能将以最审慎的态度采取行动。
英美在百慕大“最高级”会议后发表的公报在苏联的报纸和电台上所引起的不良反应，对于计划中的东西方谈判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汤普森在从华盛顿接到详细的指示之后在明年年初同苏联的领导人进行会谈时，将试图搞清楚在可预见的将来东西方是否有进行认真讨论的可能。如果没有可能，他就将试图看看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是否打算在柏林再次加剧紧张局势，或者他是否想要使西方对他的真正意图摸不着头脑——在同时却利用每一个机会在柏林“蚕食”西方的地盘。
官方人士表示，对于这位大使的试探工作还没有定出最后的日期。
据预料，如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汤普森作出结论说克里姆林并不想以“和解的精神”进行谈判的话，那么，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西德人将举行新的磋商，在这种情况下确立一个共同的立场。
然而目前说来，美国高级官员采取的作法好像是认为东西方有可能为进行建设性的东西方谈判奠定基础。
【本刊讯】印度《国民先驱报》１２月１７日刊载了一则新德里消息，报道印共总书记阿约艾·高士１６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摘要如下：
“一位记者指出，中国人批评了高士对中国重又入侵印度领土提出批评的谈话。
“高士在笑声中回答说，他并没有向中国人提出任何外交上的抗议。他们批评了他的态度，他也批评了他们的态度。‘我们是公平交易。’对尼赫鲁的评价
“有记者问到，他对中国人把尼赫鲁先生称作‘不道德的小人’有什么意见要发表。高士说，尼赫鲁先生本人可以答复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我并不同意中国所说的一切。’
“问：那么，根据你的看法，尼赫鲁先生是一位爱和平的人？
“高士先生：尼赫鲁先生是印度外交政策的缔造者。肯定他不是一位好战的人。如果有谁那样说，我不同意他的意见。
“有一位记者说，在印度在北面边界上所面临的那样一种局势下，一位爱和平的人可能变成一位好战的人。高士回答说：‘我不认为尼赫鲁先生会变成一位好战的人。’关于苏阿关系
“有人问到苏联同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思想分歧，高士说：这些分歧应该像去年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会议上商定的那样通过协商和讨论来解决。他不愿意回答苏联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同印度的边界争端中支持中国，并且说他不该对其他党作判断。
【本刊讯】《印度快报》１２月１８日刊载该报特派记者１６日所写的一则新德里消息，报道了高士同日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摘要如下：
关于苏共２２大的问题看来使这位共产党领袖感到为难，他一再要求记者不要追问这个问题。他希望得到原谅，因为他要谈的东西在一篇文章中已经谈过了。关于其他问题，他不准备在全国委员会讨论它们之前发表意见。
他的唯一的评论是，苏中观点有分歧，可是“它们之间的一致点远比分歧点更大，更重要。”
【本刊讯】南《消息报》１２月１７日以《非斯大林化》为题，发表了克里斯特尔写的如下评论：苏共２２大之后差不多已过了两个月，这一阶段已经可以根据在苏联、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事件和实际情况，至少估计一下代表大会的直接影响和后果，从而也至少可以估计一下它的实际意义和重要性。当然，这里首先必须注意到代表大会本身的基本特征和工作内容。
在代表大会辩论期间和以后，许多人首先是通过代表大会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的棱镜来对待和估计２２大的。与此相反，另一些人过去和现在都强调，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成果是通过“共产主义建设的纲领”。他们往往很明显地将代表大会的这两个基本方面分开，他们把坚持在其后果方面非斯大林化的做法、以及因此而引起的观点上的公开分歧描绘成有害的、破坏性的，至少在客观上为西方的目的和愿望效劳。但是，代表大会——在研究“共产主义建设的纲领”时——并未将其注意力集中在指标上面，而是首先集中在使这些任务付之实现的方式方法上面，而在这样处理时，就将斯大林式的方法作为关键问题提了出来。代表大会基本上提出了如下的问题：能否以斯大林式的方法来达到纲领在物质生产方面提出的那些任务？不论是强调这两个语句部分的哪一部分，问题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在这个含义上，下列断言看来是容许的和正确的，即非斯大林化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占了优势，也正是这一个事实赋予了代表大会以积极的特征。两次代表大会的
共同特点
两次代表大会具有共同的特点。把谴责斯大林主义提到日程上肯定是其主要标志。但是２２大把斯大林主义和物质建设纲领联系起来，这就使得片面地摒弃阴暗的过去具有新的、更多的积极内容和性质。
在２０大上，打击几乎完全指向斯大林，然而在２２大上，指责已扩大到几乎斯大林时代的整个领导班子，已扩大到一个作用和影响已蔓延很远、一直未能彻底根除的班子。
把斯大林主义问题作为苏联社会进一步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提出来的做法，使２２大具有基本的积极标志。而大会对这一问题的具体研究表明观察和揭露斯大林主义的真正原因和根源的过程正在不断地和不可阻挡地扩大和深化。２２大的工作及其结果给这一过程进一步和更快的前进以无疑的新的影响。狭窄的范围
然而，仍在对斯大林主义问题进行讨论的狭窄的范围。对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仍继续保持着在２２大就创造的名称“个人迷信”，这一名称表明，把整个问题归结为那时的领导班子的主观特点的倾向仍占上风；仍然拒绝深入实质、制度、客观关系，以及在其中寻找和揭露罪恶的根源。因而它在客观上落后于大会本身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实践中的反映
代表大会上出现的这一切特点，在苏联，在会后的实际贯彻中也有其反映。大会结束后不再赞成有关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广泛讨论。然而，某些实际措施说明，正在巩固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发展大会上采取的立场。这特别表现在不久前通过的两个重要的新的公民权利法上。其中把物质兴趣说成是建设新社会的几乎唯一的刺激。
而所有这一切（积极的立场及其消极的局限）在２２大会议上开始的国际讨论中也相当突出。这一讨论正在不断扩大和尖锐化，而苏共所主张的许多重大的反斯大林主义论点还没有在争取这一切的斗争的适到方法中表现出来。（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