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1月21日参考消息 第3版

    【美联社华盛顿19日电】德国总理阿登纳星期天晚上到达华盛顿,他将与肯尼迪总统进行三天会谈。
    【路透社华盛顿19日电】阿登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受到了国务卿腊斯克、肯尼迪总统驻柏林特别代表克莱将军及其他美国官员和外交使节的迎接。腊斯克说,美国希望总理同肯尼迪总统的会谈将使西方盟国“甚至比今天更为团结”。
    阿登纳在致答词时说,他相信,爱好和平的西方国家在目前的冲突中将会最后胜利。
    他说,每一个人都知道,世界正经历着困难的时刻,但是他又说:“我相信,爱好和平的国家将会胜利。”
    【美新处华盛顿20日电】肯尼迪总统和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星期一在白宫举行一系列政策会谈的第一次会谈,研究了柏林和德国的局势以及美国—联邦德国的关系。
    他们单独会谈了一小时另四十五分钟,然后同他们的顾问一起又讨论了××分钟。
    总统、总理和他们的顾问星期二上午将再举行会谈。他们将在上午举行第一次会谈,然后在午餐时举行会谈,在下午晚些时候,以及在德国大使馆的宴会上再举行会谈。
    在每次会谈以后,将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在星期三举行最后一次会谈以后将发表一个最后公报。
    下面是星期一晚上在白宫举行第一次会谈以后发表的声明全文:
    “肯尼迪总统和阿登纳总理举行了1小时另45分钟的会议。然后与在那段时间内一直在分头进行磋商的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举行了简短的会谈。两位领袖研究了柏林和德国的目前局势以及两国之间目前的关系。会谈将在明天上午继续举行。”
    【路透社华盛顿20日电】肯尼迪和阿登纳今天开始在白宫就柏林和德国问题举行一系列的会谈。
    美国方面随同总统一起参加会谈的人有:
    国务卿腊斯克、副国务卿鲍尔、驻波恩大使陶林、负责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科勒、国务院德国事务负责人希伦布兰德、肯尼迪总统驻柏林特别使节克莱将军、总统特别助理邦迪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德国方面随同阿登纳总理一起参加会谈的人有:外交部长施罗德、外交部国务秘书卡斯滕斯、政府发言人埃卡特和译员维贝克。


    【法新社柏林20日电】东德当局今天在这里发表的一份公报中说,已经采取措施加固东西柏林之间的墙“以增进安全”。
    这是官方第一次提到在这座墙周围所从事的大量的活动,自从星期天夜里以来,人们一直大力地加固这座墙。
    公报说,人们希望,这座坚固的墙“将说服那些企图声称(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对待西柏林问题上抱有侵略计划的人们”。它又说,东德“不打算干涉西柏林的内部事务”。
    【法新社柏林20日电】西柏林警察报告,东德工人今天上午着手修筑第二道混凝土的墙,这座墙就在他们于晚间在东西柏林交界的勃兰登堡门筑起的一道墙的后面。
    东德人也还在修筑他们昨天开始修建的其他防御工事以便加固这个东西方之间的壁垒。
    【合众国际社柏林20日电】(记者:约瑟夫·弗莱明)正当阿登纳和肯尼迪总统驻柏林的私人代表克莱将军都在华盛顿同总统磋商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加固他们的墙。
    共产党人开始在勃兰登堡门前面筑一道墙,以代替标志着边界的那道比较不结实的铁丝网。
    在沿这座墙的好几个地方,这些共产党人在挖壕沟并且把铁柱架设在街道上作为反坦克用的措施。


    【美新处华盛顿20日电】国务院的一个发言人说,共产党东德在周末用坦克陷阱来加强柏林之墙的做法“并不使美国感到意外”
    怀特星期一对记者们说,在柏林的盟国官员在早些时候已经注意到加强区间的屏障。怀特说:“目前正在采取的确切目的现在还不明确。”
    “但是,从我们在柏林的代表团处得到的报道表明,尽管对已有的屏障采取了这些加强措施,但所有既有的通行点上的出入仍旧保持着常态。”
    【合众国际社伦敦20日电】外交部今天重申,它认为柏林的这道分隔墙是“非法的”。
    英国的声明是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关于共产党最近的筑墙活动的问题时发表的。


    【新华社伦敦16日电】11月16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该报外交记者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鼓励西方谈判的行动》,摘要如下:
    有利于谈判的,可以说的是,俄国人现在由于取消了同东德签订和约的限期而消除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的威胁,因此,谈判将不再是在挟持下进行。比这更重要的是,有人争论说,苏联统治集团中的教条——保守集团可能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发起一场反攻,因此,西方应该在现在同赫鲁晓夫谈判,当麦克米伦和戴高乐在11月24日的周末在麦克米伦在苏塞克斯的别墅会晤时,肯定地将讨论这些话题。


    【美新处罗马19日电】来自欧亚非三洲的代表们在第二次讨论苏联政治战的国际大会上发言时号召自由世界发动一个世界规模的运动来对付苏联取得对全世界控制的威胁。
    发出这个呼吁的有法国前部长阿屠尔·贡特,越南文化部长常康就,意大利司法部长基多·戈内拉,法国作家兼政治家苏珊·拉班和马达加斯加作家拉萨莫埃拉。
    会议是星期六开幕的,将一直开到22日,参加会议的有来自53个国家的约400名代表。
    这个为期五天的会议正集中讨论苏联用来削弱,然后是摧毁民主国家的方法。
    拉萨莫埃拉对会议说,“在非洲各国摆脱共产主义威胁之前,我们非洲人就不能安全”。他说,“共产主义所载运的殖民主义比历史上所曾有过的任何殖民主义再坏万倍。”
    常康就说西贡是“自由亚洲的象征”。他说,“是时候了,政府的领导人们该了解到共产主义攻势和它用恐怖和暗杀手段实行的瘫痪方法而再次担当起他们的责任了。”
    戈内拉要求在所有的战线上展开反对共产党宣传和颠复的斗争,但是要尊重法律。
    拉班夫人告诫说,克里姆林的战争从军事战线到政治战线,利用“巨大的宣传”作为它主要的手段,每年在宣传上花费二十亿美元,并在全世界有五十万代理人为它工作。


    【本刊讯】《法兰西观察家》周刊10月12日刊载了一篇题为《从‘天才的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先生》的文章,摘要如下:
    近9年来,在苏联还没有出现自己的历史家。主要的材料来源是官方的文件,——演说和报纸文章。自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这些材料透露了不少事实,不过往往晚了一些。
    这里,我们只是粗略地叙述一下从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所经历的几个主要阶段。
    “回到列宁”(1953年3月—1956年2月)
    “新方针”
    紧接着斯大林的葬仪之后,尽管确认了“列宁的天才门徒”的地位,大家都看到一个“新方针”开始了。在回到列宁的标志下,从1953年3月到1956年2月,共产党领导在三个方面——国内方面,对外政策,同共产主义世界的关系——的政策有了改变。“运动外交”
    消除以前时期的“过份”之处、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加强共产主义世界的组织这就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外交的三个目标。在“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之间
    (1956年2月到1957年11月)
    在第20次代表大会上,苏联领导人把本身并不是什么新东西的一些论点提到首要地位,为非斯大林化提出了积极的对策。
    ——第一个论点:战争今后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米高扬说过:“在人类的认识中,社会主义已经无可比拟地比资本主义强大。”(人们还记得,斯大林1952年发表的、被米高扬称之为“理论宝库”的著作中,曾经坚持战争不可避免。)
    ——第二个论点:社会主义革命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走和平和非暴力的道路。
    ——承认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不结盟国家的“和平地区”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面包、苏联卫星和一些难以理解的事情
    (1957年秋到1961年秋)
    在这个时期占重要地位的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所关切的经济问题;中央委员会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议;正式的演说透露出所遇到的困难,早在1958年5月,就对违反国家经济纪律提出了严重的警告;1961年对经济犯罪事件恢复死刑,是表明浪费严重的一个征兆。经济困难
    且不谈农业情况,可是我们要着重指出,从赫鲁晓夫1959年6月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的、在其中提出了尖锐批评的演说看来,工业方面似乎也同样需要“刺激”。工业特别感到劳动力不足之苦。科学技术的优势
    苏联在太空竞赛和火箭方面的优势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卫星有另外一个作用:在向西方发出的“和平”“挑战”中,它们大大地弥补了苏联在经济方面的落后。九年的总结
    对这九年的表面上的总结是怎样的呢?让我们重复一句,这是表面上的总结,因为如果说在苏联社会中正在进行结构改革——看来确是如此——那么不幸却没有任何材料可供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对这种改革可能带来的政治上的灵活性,提出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假设,就会冒被事实驳倒的危险。
    今天的政治制度还保持着斯大林逝世时的主要特征:独一无二的党,一致投票,没有公开的讨论,照例的语言等等。然而在另一些方面也有所不同:
    首先,尽管他们在飞黄腾达这方面显然是类似的,但是赫鲁晓夫先生毕竟不是斯大林。
    一个新现象看来是从以前的一人独裁扩大成为党的领导集团的独裁。
    其次,使用的手段很明显地比较人道了,至少自从贝利亚被处决之后是如此。
    最后,由于他在言谈中谈到上帝和引用乌克兰谚语比引证学说的大师们的次数要多,如果说赫鲁晓夫先生的作风离开马克思主义更远了,那就同他的前任的那种教条主义的鲁莽从事迥然不同。但是,一旦发生任何经济或军事方面的危险的时候,这种制度就会重新盛行起来。
    要在经济方面作总结是困难的。
    至于国际政策,它有两个方面,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上,没有发生任何真正的变化。苏联表明它既不要战争,也不要全面的谈判。另一方面,斯大林的继承者比他们的前任更注意亚非世界的越来越大的重要性。看来他们正是在这些地方取得了最重大的成就。
    (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编者注)


    【本刊讯】意大利社会党主席南尼11月5日在意《前进报》发表题为《莫斯科代表大会的意外事件》的社论,摘要如下:
    他说苏共二十二大会前报告、国际环境和共产主义体系内部的“困难”使二十二大面临三个问题:1,社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向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无产阶级专政向全民国家过渡中应有的性质;2,解释恢复核试验的理由;3,确定世界共产主义体系中各国“在国与国间存在发展和经济进步深刻不平衡的阶段”的关系性质。他说,大会的回答是“不充分”和“实质上消极”的,没能在分析原因和阐述前景上达到广而且深的程度;在大会占统治地位的是“冲动地再度向斯大林时代进攻”,仿佛与会者每人都“要清算一下账目”,甚至最后“突如其来”把斯大林遗体排出列宁墓。
    南尼说,二十二大同二十大一样,“又一次停留在揭发上,而不深入钻研可以使社会主义不致会发生滥用权力情况的有关党和国家的组织结构问题”;重要的是能指出“今后任何问题都是由全党全民先于中央委员会展开广泛讨论”,否则,“习惯不转变为法权国家,就仍有四十年前在列宁主义转化为斯大林主义时发生的脱化的一切危险”。他说,二十二大是“旧瓶装新酒”,它采取了“比较自由的习惯”,但“磐石般一致的党仍保持它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作用”。他说,“党的领导作用同社会的民主生活不相容,正如党的磐石般一致也同党内民主生活不相容一样”,因此,他说,“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体系不仅在于某种一定的生产方式,而且包含着给予个人和集体自由以民主保证的一种体系,没有这种体系,不论有没有斯大林,一切都会官僚化和腐化”,而二十二大没有提供这种保证。
    他最后说,大会“回避”了在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阶段上共产主义体系内部的关系问题;它用“指责阿尔巴尼亚为异端邪说”的作法把问题“压制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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