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我工农业取得巨大的进展；说我国的经验，适用于亚非拉美。担心我在亚非拉美的影响日益扩大，要美国在大选后修改对华政策。
【新华社巴黎１８日电】巴黎“快报”周刊报道孟戴斯—弗朗斯的谈话，摘要如下：
首先使他们（指中苏）感到兴趣的，有一件事情：这就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
我们看见在亚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的巨大渗透工作：宣传，经济援助，支持民族主义政府（在埃及、古巴、刚果……）。
当然，在目前，中国不可能给予它们以技术援助，象俄国、捷克斯洛伐克或东德等工业化国家提供的那样。但是，中国可以提供一些有经验的人员来当集体工作的骨干，来作乡村和农业的某些技术工作等等。看来，几内亚似乎有很多这类的鼓舞者。毫无疑问，刚果不久也会有很多。
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发生的巨大世界性冲突中，在新成立的国家看来，俄国可算入富国之列。另一方面，在它们看来，中国却似乎是一个兄弟国家，那里的问题同它们国内的问题相同，中国也用泥土修筑水坝，也叫它的农民、泥工、工人用手劳动，中国的经验可以由它们直接加以利用，因为它已经在发展经济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也许可能有种族变态心理起作用：有色人——黄种人或黑种人——几百年来都受到同样的屈辱。这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心理的情谊。
无论如何，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是一个令人有深刻印象的现实。我在摩洛哥看到这种情况，正如在智利和在北京本身看到的一样。我在北京非常吃惊地碰到一些非洲青年，他们过去曾在巴黎当学生。
硬要无视一个拥有六亿五千万到七亿人口的国家，是行不通的（他们到本世纪末将达十亿人），这个国家已经在工农业方面取得巨大的进展，它在整个亚洲各地拥有强有力的势力和影响核心（数百万中国人分散各地，但热情地忠实于他们引以自豪的祖国）。
我觉得英国人似乎懂得这一点：蒙哥马利元帅最近到那里去作旅行，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于他已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同戴高乐将军谈了他要去旅行。
有些问题要是没有中国参加便不再能够加以处理，禁止试验原子弹问题是谈判的题材（美国大选以后将恢复谈判），西方将承担对中国无拘束力的义务吗？这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美国人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新总统不管是谁，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修改美国先前的政策，即使由于选举的原故目前不便修改。中国的参加国际生活将会遇到一些困难，假如它的参加愈拖迟，这些困难将会愈大。中国人代表一种力量，要是他们感觉到受歧视和压抑的时间愈长，这种力量就愈加具有爆炸性。他们还没有忘记１９２０年前的租界和租借地。他们也想使他们过去的主宰者受屈辱。他们将不满足于法律上的满足。还有一些露骨的政治问题，例如福摩萨问题。
另一方面，也还有给予民族解放阵线以物质援助的问题，但是主要的是，中国的道义和政治支持，对阿尔及利亚战士们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对亚非各国人民来说一样。假如战争持续下去，假如因而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之间的联盟加强了，这将引起一些后果。我们不能忘记，在几内亚为中国人开辟道路的，正是我们所犯的错误。
【本刊讯】比共“红旗报”７月７日刊载消息：“中国：一亿成年人学会了看书”。消息如下：
在旧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文盲。辽阔广大的国家只有一小撮躲在自己“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在这十一年内，一亿成年人已学会读和写，８０％的儿童都上了小学。新华社报道的这一数字是在北京新近举行的一次教育工作者会议上发表的。
目前，有１３００万人上中学，高等学校有８１万学生。有８千万工人和职员上夜校，其中有一千万人上中学，３０万人上大学。
中国政府的计划是，从现在起到１９６２年，使所有小学普及化，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即１９６７年，全部中学普及化。
【本刊讯】比共“红旗报星期刊”７月２３日以整两版篇幅转载了李文（译音）写的关于大连造船厂自办学校的报道文章，约２０００字，５张大照片。标题是：“当中国的工厂创办自己的大学的时候”，三个小插题为：“工厂大学”、“一千种方法”、“努力获得了成就”。
【本刊讯】英国“工人日报”８月１６日刊载了该报记者写的一条消息，报道杜德同志写信反击英国广播公司上演一个诬蔑我国的电视剧。摘要如下：
英国共产党副主席杜德已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说，把香港的贩毒活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速系在一起的一个电视剧是“一次最低级的冷战诽谤作法”。
星期四晚上将有数百万名观众观看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要播送的这个名叫“赶走黄龙”的剧。该剧作者是科林·莫里斯。
杜德已写信给英国广播公司，抗议“在此据悉英国正在努力促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时候”上演这个剧。
英国广播公司向报界散发的一份宣传材料对这个剧加以吹捧。这个宣传材料说，作者去年访问了英国殖民地香港，“赶走黄龙”一剧便是访问的结果。
据那份宣传材料说，“这个剧向观众叙述香港生活的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方面，惊人的贫困，来自共产党内地的威胁和形形色色的贩毒活动
受到共产党人的暗中鼓励）”。
他写道：“所有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英国曾为了强迫中国人民接受鸦片而对中国进行过两次鸦片战争；而中国民族运动一向抵抗英帝国主义这种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群众的行径，现在终于最后制止了它。”
【合众国际社东京２７日电】一位著名的日本小说家今天说，他在最近访问北平的时候获悉中国在今后１０到１５年内，不会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大江健三郎年龄２５岁，他是在６月和７月对赤色中国进行了五星期访问的７名日本作家中的最年轻的一位。他在９月号的“文艺春秋”上援引了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对他讲的话说：“在今后１０到１５年内，中国将不会恢复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大江健三郎对于同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会见有着最深刻的印象。
他说，毛使他产生了“一种高尚的、精神焕发的感觉”。
大江健三郎说，“在我们同毛会见的时候，我所得到的鼓励很强烈，足以使我恢复东方的自豪感和精神”。
他说，“毛泽东根本没有表示对日本共产党感兴趣。他似乎认为目前（日本的）反安全条约完全是日本的独立运动。
“他给人一种印象，即他只希望看到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消除，这样Ｕ—２飞机就不再可能从这些基地起飞了。”
【美新处华盛顿８月３日电】印度政府在长期反对共产党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别有用心的和恶毒的报道”以后，已关闭了该通讯社在新德里的办事处。
新华社虽然具有一个新闻收集机构的外表，但它是北平政权的一个官方的机构。它是向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负责的。
虽然新华社三十个国外分社的每一个分社都派有一名记者，但是它的国外分社人员的主要职务是散布共产党的宣传材料。
新华社记者高梁的被逐是由于他对印度政府雇员最近的罢工的报道引起的。
然而，印度在政府工作人员罢工以前相当久的时候就对新华社这种引起反对的作法提出了抗议。在１９５９年，在中国共产党人对西藏叛乱进行镇压，达赖喇嘛决定在印度寻求避难，以及共产党中国军队挑起一系列边界事件以后，新华社的宣传活动在印度就受到了广泛的抨击。
在１２月１５日，印度下院人民院的一位议员曾要求印度政府表明它对新华社在开罗“进行的反印度的宣传”的态度。
印度观察家还追述新华社在周恩来４月份的访问期间所作的歪曲报道。高梁的报道无视绝大多数印度报纸对周的冷淡的接待，反而大量援引赞扬他的销售量很小的左翼报纸。
此外，印度政府在就高梁被逐的问题发表意见时注意到，北平将不让印度记者在共产党中国工作。最近的一件事牵涉到有影响的“印度时报”驻远东记者苏达卡尔巴特，他在去年提出的签证申请为北平所拒绝了。
在国际新闻学会１９６０年３月份的会议上，巴特认为新华社是“完全不可靠”的新闻来源。他说，它所出的稿件“并不说明真相而只是为一个目的服务。这个目的就是北平想要全世界相信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正在创造奇迹”。
在其他方面，新华社力图避免这种名声，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受尊敬的机构。在发起这个运动之前，在为编辑们出版的一份党的刊物中发表的一篇官方的公告说：“使这个通讯社早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通讯社是党面临的紧急任务”。
【新华社仰光２５日电】外交部驻议会秘书曼塔林昨天在代表院回答一位议员提出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说，如果缅甸的华侨在将来进行“反印度尼西亚活动”，那么将对他们采取行动，甚至采取把他们驱逐出境的行动。
【合众国际社伦敦３０日电】（预发）（记者：特勒）共产党中国正忙于在非洲大陆的新兴国家中搜罗朋友。
几个月来，北平一直以外交行动的方式来拉拢非洲领导人。
最近，中国更加有力地推行这种战略，甚至决定派遣一名政府观察员出席在刚果利奥波德维尔举行的非洲领导人的重要会议。北平的战略表面上目的是支持非洲人反对所谓“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其实具有更加深切的用意。
共产党中国是为了在联合国大会博取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票数，目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取得成就。
迹象表明，目前北平在联合国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的促使下正在一声不响地取得联大中的新的票数。
预料，将有十六个新的国家在今年参加联合国组织，使议员国总数达９３个，几近十五年前创立时的一倍。
几乎所有新参加的国家都是非洲国家，并且还要有更多的非洲国家参加。
这个世界组织的性质和票数对比力量的变化是惊人的。
当联合国大会在１９４６年第一次举行会议时，美国人得了４３％的票数。
今天，他们的联合起来的票数低于总数的二分之一。
相反，亚非集团今年将控制联大总票数的４０％左右，尽管这个集团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
西欧和北美国家只总共掌握十九票；共产党国家十票，其中包括南斯拉夫。
【新华社贝鲁特２５日电】黎巴嫩足球队在中国呆了一个月和在香港呆了一个星期以后，于今天上午抵此。
【新华社开罗１７日电】这里的“晚报”今天说，最近访问了中国的黎巴嫩足球代表团团长阿瑟夫·阿布
·穆拉德说，中国足球的技术水平并没有达到欧洲的水平，但是是在向争取达到较好的水平的正确道路上前进。
【美新处香港１５日电】中共政权对它的艺术家深为不满在最近的文代会上是非常明显的，而刚刚看到的关于党的新闻片和纪录片工作者第一次全国会议的消息进一步透露了这种不满。
就像在文代会的情况一样，一个官员接着一个官员发现有必要就“专家们”的影片产品的质量对他们进行训戒。当然，差不多所有这些产品只有一个目的，即美化共产主义。官员们以明确的语句对电影工作者说，所生产的大量所谓新闻片和纪录片（在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共生产了２２３６部，其中７６６部在国的发行）是不好的。
就像最近几周在这里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作品并不像党所希望的那种样子。看来党处于一种特别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为了帮助宣传党的方针而特别培养的一批新作家是听从党的命令的，但是生产的却是一种无聊的作品。另一方面，职业作家常常不能遵守党的指示创作出能够帮助“消除资产阶级政治和思想影响”的作品。在影片方面，官方的批评者更加具体。他们说，新闻片和纪录片实际上并不是新闻片和纪录片，它们是搬上银幕的小说，在技术上和故事内容上都有缺点。简言之，官员们认为这些影片并没有叙述党所希望叙述的情况。
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对电影工作者说，“在银幕上常常看到的喊口号和群众歌唱的场面同实际生活经验有些不同——它们是如此高度组织的，以致它们看来是不真实的。”
在“电影管理局代理局长”陈荒煤看来，电影工作者本末倒置。他问道，当脚本“完全是根据个人的想像和热情”写出的时候，怎样能使电影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