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朝鲜“劳动新闻”在７月３日和６日，连续发表了朝鲜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访华文章，热烈赞扬我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文章说，这个方针紧紧地掌握了六亿五千万颗心，是一个席卷全国的大革命。这个运动成为在全面的科学的基础上高速度发展的重要因素。
文章着重介绍了上海一些工厂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说统计数字一天变几次。在写这篇文章时，一个月以前所见所闻的革新事实恐怕已是老的了。文章说，从这个运动中可以看到党正确估计革命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而制订的路线一旦结合劳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就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
文章还赞扬我国工厂内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以及工厂、大学和科学机关三结合。说这是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最好的方法。并介绍了武汉重型机器厂等的例子。
【本刊讯】波兰“党的生活”７月份一期上刊登了一篇介绍上海技术革命的报道。报道是根据“北京周报”上的材料写的。
报道首先指出技术革命的深刻性，说技术革命的问题甚至深入到这个巨大的工业城市的每天的生活和每一个居民之中。确切地说，每一个人都被各式各样的合理化、改善和发明的思想吸引着。报道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普通工人进入了最先进的、到目前为止还是绝无仅有的技术的殿堂。在这个群众运动的进程中，日益广泛地使用了集体的劳动方法，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来互相补充，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一旦获得了新成就之后，立即互相交流经验。
【本刊讯】民主德国“旧军官工作协会公报”１９６０年７月号发表霍斯特·罗霍尔博士（德卫生部今年初派往我国考察卫生宣传代表团团员）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公社内的卫生教育和保健问题”，摘要如下：
“旧军官工作协会公报”编辑部按：我们在下面发表县医师霍斯特·罗霍尔博士的一篇旅行报告，罗霍尔博士是“旧军官工作协会”会员，他曾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派往中华人民共和国作考察。我们以这篇文章来满足许多联邦共和国（本刊编者注：“旧军官工作协会公报”也向西德发行）读者的要求，他们曾请求我们提供有关中国人民公社的情况。
今年二三月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时三十天的旅行给了我许多深刻的印象。什么东西更令人惊奇？是中国人民在建国十年中在全国所引起的巨大变化呢，还是中国人民用以造成这些变化的那种热情和干劲？
许多雄伟的建筑一年之内在北京建成，其中包括十几座大旅馆，新的飞机场，新的火车站，巨大的人民大会堂；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的新工厂，千百万职工的住宅区，水坝、铁路、公路，所有这些证明了人民在摆脱了千百年奴役以后所发挥出来的伟大力量。
但是，给人印象更深的是正在全国进行的、广泛得不可设想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人民公社内可说是得到了最为生动的反映。
人民公社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它说明人民群众有能力自己来塑造他们的生活。因此，不足为奇，人民公社自从于１９５８年建立以来不断地受到新中国的敌人的攻击。（下略介绍人民公社产生的厂史、妇女参加劳动、公社的医疗卫生工作和文化生活。）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生活已经起了深刻的变化，但公社成立还只有一年半，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开端。中国农村正在追赶城市。
我们访问结束后回到祖国，带回来了丰富的、真正人道主义的卫生教育和全面保健工作的经验。我们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六亿五千万人民和国家的工作。中国的物质和道义力量在这个大国的古老历史上第一次完全为人民服务，这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的同样力量。
【本刊讯】英“中国问题”季刊１９６０年１—３月号一期发表盖·温特的一篇评中国对亚洲政策的文章，题为“十年来的中国和亚洲”。摘要如下：
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从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４５年这一时期在延安形成的，自此以后，支配外交政策的一些观念很少变更。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的看法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对亚洲进行剥削，破坏它的文明，阻碍它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中国纯粹的民族自满情绪，认为中国将再度成为亚洲的“中心王国”。
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的看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害怕美国和仇恨美国。他们认为非共产主义的亚洲是一个空白地带，将被美国利用作为推翻中国共产主义的基地。他们不信任民族主义的亚洲，认为它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尼赫鲁正如以前的甘地一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唯一安全的办法是传播共产主义以代替亚洲的民族主义政府。
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中国开始看到民族主义亚洲对中国的同情。共产党中国已了解到，并非所有共产主义集团以外的国家都是它的敌人，而中立主义集团可以用来对付西方。不愿结盟的亚洲国家可以变成一种工具，使中国可以在世界舞台上起重要作用。对西方而言，中国作为中立集团的朋友和支持者要比作为公开的革命者更可怕。
中国对亚洲的这种政策虽然取得了成就，但它最后却改变了这种政策。约在１９５７年，一些国家开始感到北京这种新的变化——首先是西方国家，后来亚洲国家也感到这一点。
中国和印度发生边境纠纷，利用贸易干涉日本内政和外交，对印尼进行攻击，甚至近来对中东也已越来越活跃。中国的利益范围不断扩大。但是中国却不能很好利用对它有利的机会，它最近的行动使这些地区失去了对中国的信任。中国领导人在认识时代上所犯的错误比一般所想象的要大。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危险的侵略者，而不再是亚洲的旗手。
【中央社纽约１６日电】“时代”杂志在８月２２日刊出一篇有关中共匪帮的报道，标题是“倒退而非前进”。
此项退步是发生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据“时代”杂志称：“在面对一连第三年侵袭中国大陆的饥荒之下，即使中共匪帮自己的宣传人员也不能再无视于一项事实，就是中国大陆正处在一次重大的农业危机之中。”
无论中共匪帮发表种种夸大的数字如何，事实是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达十一年之后，在粮食生产和人口增加的×（电码脱漏）望情势方面毫无进步。
【中央社圣地牙哥９日讯】共匪的一个“记者团”于７月下旬抵智利访问以来智利反共舆论界曾猛烈攻击，各大报连日撰文痛斥智利新闻记者公会与共匪记者“交换访问”的不当。
共匪记者团由朱匪穆之为首于７月２１日自阿根廷京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抵圣地牙哥。他们是由智利全国记者公会请来的（这个公会的主席和部分职员曾于去年访问过中国大陆）。
共匪记者团已于８月９日离开智利到玻利维亚和乌拉圭去继续他们的文化渗透工作。
朱匪穆之们到达智利后除智利共产党机关报“世纪报”报道他们的活动外，智利其他的各大报都纷纷载文抨击。最具权威独立的“水银日报”批评中共区毫无新闻自由，整个新闻事业完全是共匪伪政权所控制占有，根本就没有任何独立的新闻机构。
智利政府机关报“民族日报”连日撰文说，共党政权是彻头彻尾的暴政，严格地控制，人民的身体和思想新闻自由已谈不上。该报更指出，国际共党对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渗透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智利舆论界以为中共是从事渗透和颠复拉丁美洲的最重要角色。古巴沦为共党的应声虫就是中共活动的结果。
智利舆论界呼吁智利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共党的渗透，使智利免蹈古巴的复辙。必须防止像中共记者访问这类事的重演，并且指出，中共记者就是新闻自由的摧残者，应予极力抵制。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８月１７日刊登一篇加拿大航讯：“中国艺术团誉满加拿大”，摘要如下：
温哥华市最近正值炎热天气，市民真是挥汗如雨。从七月初到现在已经四十天没有下雨。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艺术团来到温哥华市演出了。对于苦旱之中望云霓的人来说，这不啻是一副清凉剂。中国艺术团在拉丁美洲演出获得空前成功，如今全团九十五人都来到这里与大家见面，在北美洲作首次演出，这当然是哄动温哥华的一件大事。
温城今年举行国际节，时间是从７月２２日直到８月１６日。在这期间有很多节目表演。中国艺术团在国际节将近结束时才到此演出，主持人戈德施密特认为这是重头戏，所以要排在最后作为高潮。他一再强调，早在三年四个月之前就签订了合同来安排这一最受欢迎的高潮了。
艺术团是乘船从古巴来到加拿大东岸的，然后从哈里法克斯乘火车横贯加拿大全境，莅临西岸的温哥华城。８日那一天，斯匹亚车站真可谓冠盖云集，温市当政人物、艺术节主持人和当地华侨百余人都到场迎接。市长艾斯比梨很幽默，听说火车误了点，特地赶时间理了一个发，便容光焕发地与中国宾客见面。陈忠经团长很爽快，听说记者们要求会见，马上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温哥华市也有一些看见太阳就郁郁不欢的人，有几十个人曾经在车站和旅馆面前散发传单，劝人不要看中国艺术团的表演。但是，他们的行动显然太笨拙，艺术团原定表演四场的票子，远在今年４月就订购一空，国际节主持人在艺术团未到之前就定决增加第五场，以应付追票的观众，但是这样仍然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艺术团到达之后，经过协商，陈忠经团长慨然应允再增加一个第六场。对于这一盛况，“温哥华太阳报”说得好，“国际节已经一连办了三届，但是从没有任何一个剧团的票房纪录能赶得上它！”
首场演出后，当时就“誉满全城”。可以容纳二千八百名观众的伊丽莎白戏院，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鼓掌声。观众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不断高叫“再来一个”。“红绸舞”的彩绸翻飞、“荷花舞”的宁静飘逸、“秋江”的划船抽象艺术、“霸王别姬”的盔甲、脸谱以及舞剑，都使得北美洲观众叹为观止。
不仅是温哥华市的舆论交口赞誉，就是加拿大其他城市驻温记者也给予一致好评。渥太华公民报记者对我说，这一演出之后，相信在加拿大东部方面表演的票更加难买了。多伦多记者的话则简单有力，“中国艺术团里充满了天才”。
全团将要出发东行，重新横跨加拿大，在各大城市演出三十一场。
不过，照温哥华市的情况推断，他们要临时再增添二十场左右，也是极有可能的。
【新华社伦敦讯】“星期日泰晤士报”７月３１日发表了该报记者理查德·休斯７月３０日发自香港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在原子方面迅速向前，没有苏联援助”，全文如下：
美国在远东的专家们提出的一项情报估计发出了一项直率的警告，说中国在过去六个月中在核研究和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和持续的进展”。
他们的报告下结论说，如果在今后一年或十八个月内，中国不试验一枚“至少象法国在撒哈拉爆炸的那么大的”原子弹，那么西方可以假设，俄国没有给予有效的援助，或者是北京政权即使单独干也没有给予原子计划以最优先地位和充分基金。
北京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能副所长王淦昌被称为是中国主要核理论家。他在今年３月率领一个中国技术代表团访问俄国。
这个中国研究所的原子反应堆正常生产包括钴—６０和铀—２４在内的３３种同位元素，据说现在能够生产重要元素钚２３９。这种同位元素在中国运用于农业、医学和工业。
据我了解，这个报告把中国在核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和自信的加速度”归因于俄国和中国今年１月签订的一系列关于科学合作的秘密协定。报告中强调这样一点，即使苏联的一切援助现在突然结束，中国自己的核专家们在技术上也能在一年或十八个月内生产一枚简单的原子弹“如果必要的设备已经拨给并保持下来的话”。
报告认为，今年１月签订的协定，目的很可能是要加快以前规定在１９６３年完成的一项核计划。
报告追述说，今年１月成立了一个由聂荣臻元帅领导的中国科学和技术委员会，跟着在同年３月成立了一个由叶剑英元帅领导的军事科学研究院。这些机构表明中国军方对北京核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感到兴趣。
美国情报当局仍然不大相信这种消息：俄国已给了中国一批象征性的原子武器储备。然而日本军事情报官员则坚信，这种储备是在俄国的严格控制下保存在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