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蒙“真理报”６月１６日刊登了正在北京疗养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图穆尔—奥奇尔寄给北杭爱省巴图—乌拉尊第１５１选区选民的书面讲话。
图穆尔—奥奇尔在讲话中谈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执行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在很短期间的大跃进，使得中国的工业产值原订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计划八年内有可能完成。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已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使农业产值有了显著的增长。现在，在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的工作正在广泛、顺利的开展着。
在谈到蒙古新的五年计划期间苏中援助对加快蒙古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时说，根据不久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期间签订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对我国的工业进一步发展给予很大的援助，这些对我们贯彻和完成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新的五年计划将有着无可估量的巨大的意义。
【本刊讯】蒙古“真理报”１７日报道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曾德１５日在那来河第３１选区会见选民时的讲话。曾德说，“不久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应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泽登巴尔同志的邀请在我国所进行的友好访问，揭开了中蒙历史新的一页”，“在我们祖国更进一步迅速发展的事业中，中国新的援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西方世界，我们对中国和俄国之间的确实关系从来不很清楚。我自己有时曾认为，这两个大国很可能有一天会互相打起来，但是现在我认为我过去是错了。我渴望调查这个问题，因此同周恩来讨论了这个问题，以下是我们谈话的结果。“背靠背”
中国和俄国有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俄国提供资本设备和技术知识；但是依靠程度已不象以前那样，它独立的程度每年在增大。目前，俄国专家到中国去教中国人使用新设备；但是当中国人学会了的时候——他们学得很快——
俄国专家便被送回国去。
这两个国家在防务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赫鲁晓夫在１９５９年４月在莫斯科告诉我，中国是俄国的“腹地”；这两个国家是“背靠着背”，彼此照应着另一方的后方。
周恩来在一点上十分坚持，那就是：如果任何国家进攻苏联，中国将马上对那个国家宣战。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中国将站在俄国一方作战；在这一点上他使我毫无置疑的余地。军队
当我在北京的时候，我说我希望看看中国军队的情况——通常这是不让外国人看的。由于我是一个军人，他们欣然理解了这一点。我坐汽车去参观了驻扎在天津郊外大约十英里的第１９６步兵师。我得到的印象是太深刻了。
由于实行国民兵役和有着广大的人口，每年应征的人可能有五百万之多。中国并不需要这么多人——说实在的，军事当局无法处理他们。在经过最严格的检查——
健康、体格和教育方面的检查后，挑选的人使得军队每年可以补充一批质量很高的士兵，他们非常聪明，学得很快。他们从１８岁起服役三年。
我在兵营的操场上看过新兵的基本训练，在打靶场看过打靶，我所看到的都是好样的。中国人所有的武器也许不是一支西方军队认为是必要的全部武器；我看到了步枪，机关枪、迫击炮、无后座力炮、榴弹炮、高射炮——这一切对于中国可能必须打的那种类型的战争是足够了。
但是一支军队的首要需要是有充分的质量高的人员供应，这个国家肯定是具备这个条件的。民兵部队
每一个工厂、大学、中学、办公室、乡村、公社等都必须有自己的民兵，凡年在１８岁到２５岁的身体健康的人都必须参加。这些民兵部队称做“ＭＩＮＧ—ＢＩＮＧ”（即中文“民兵”——编者注），就是人民的士兵。
我检阅了广州的一家手电筒工厂的民兵部队。这是一支惊人的男女队伍，他们都配备有步枪或手提机关枪：有一支全由妇女组成的高射炮班；一支男女混合组成的信号班和一个医务班。
这种民兵组织遍及全国，如果发生外国攻入中国的情况，那么入侵的军队就要大倒其霉了——说实在的，它将受到民兵的包围。我常常说，战争的第二条要律是不要用你的地面部队在中国作战，我看到的民兵的情况证明了这条要律是正确的。有一次有人问我，战争的第一条要律是什么，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不要向莫斯科进军。”有好些人曾经尝试过，可是都得到了悲惨的结局——显著的有拿破仑和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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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社贝尔格莱德６月２７日电】南斯拉夫第一本学习汉语的教科书已经出版了。这本书是在科尔楚拉岛刊印出版的。这本书只是出版了一本小型提供情况的教本，书内包括若干中文语法的基本概念，最重要的练习和会话，同样也还有一本简单的为数２５００词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汉语字典和汉—塞尔维亚—大罗地亚语字典。
刊印这本书的铅字是几年前中国“人民日报”作为赠品寄来的。
【本刊讯】玻利维亚“人民报”６月１１日在第二版国际简讯栏内登载了周总理的谈话，全文如下：
中国总理周恩来说，美帝国主义的大炮政策和侵略政策永远不会改变，然而由于一切爱好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的努力，反美运动在全世界空前高涨。
【本刊讯】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机关报“前进报”６月５日发表了一篇短评，题目是“美国五角大楼想把我们引向第三次世界大战”。摘要如下：
美国军国主义集团继续力图使国际紧张局势尖锐化，并把世界拖入一次新的世界大战。
自从间谍飞机的侵略活动破坏了巴黎会议后，五角大楼就一直进行战争准备。
官方已经宣布说，五角大楼保证给美国海外的武装部队和给在福摩萨的中国国民党以特殊的供应。
五角大楼还宣布说，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大批生产北极星式导弹，以便完成在苏联周围设立发射基地的工作。
又“前进报”６月１２日发表一篇文章驳斥共产党渗透的谰言，并揭露帝国主义在哥斯达黎加渗透的情况，摘要如下：
在登载了“共产党在拉丁美洲渗透”一文的６月６日一期“民族报”上登了评论“外国在哥斯达黎加的投资总值为一亿美元”。社论所谈的应该是“帝国主义渗透”不断增加的严重事实。在一个像我们这么小的国家中就有一亿多美元的投资。因为这笔庞大的投资。这意味着我国不是一个独立国，因为它的经济的很多基础部门都在外国利益集团手里。
很明显，哥斯达黎加的爱国者所关心的不应该是所谓“共产主义渗透”，而应该是使我们忍受不独立，落后和贫困的真正悲剧性的帝国主义渗透”。
【美新处华盛顿６月２９日电】美国认为，古巴政府“有系统的、挑衅性的污蔑和敌视宣传运动”是造成这个半球紧张局势的重要因素。
美国是在提交美洲国家和平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表示这番意见的。备忘录的全文已于星期三在这里发表。
官员们解释说，这份备忘录是星期二提交委员会以供参考的，这些情况提供美洲国家组织的这个委员会研究加勒比海地区的紧强局势之用。
备忘录说：“几个月来，古巴政府对美国政府及其官员和美国人民大力进行了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和彻头彻尾的捏造的运动。美国对古巴政府的这种敌视的态度和行动的反应是忍耐和自制，希望尽可能避免损害这两个国家和它们人民之间历来存在的友谊和互相信任。”
备忘录说：“然而，这种节制徒劳无益。古巴政府的反应一直是加紧攻击和表示敌视美国的政府和人民……
“美国政府认为，继续这样的进攻不能不加剧加勒比地区的紧张局势。”
【美新处华盛顿６月２１日电】成立加勒比组织的协定今天在华盛顿签字。
这个组织的目的是鼓励法国、荷兰、英国和美国在加勒北海的属地在经济上和社会发展上进行合作。国务院说，这样改变是为了满足这些地区的人民所表示的愿望。
新组织的总部将设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
承认这是美国的“冒险”；但又叫嚷美国不能“示弱”，否则整个拉丁美洲就会认为美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束手无策”。
【本刊讯】６月２５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古巴的食糖定额”的社论。摘要如下：
国务院现在改变了它的政策，赞成削减古巴向美国出口的食糖数额。在我们同拉丁美洲以及同古巴的关系中，这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行动。
这是一个有计划的冒险。大多数专家都一致同意，削减古巴食糖定额的直接结果将是加强卡斯特罗政权。它将伤害古巴人民，因此无疑，它将被认为是一种惩罚性的措施。
国务院的新政策要对这些事情负责。此外还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卡斯特罗总理有着一个控制古巴全部权力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决心要（古巴的领导人是这样看的）以全部资源和一切代价对任何反对古巴的措施进行还击。
人们不得低估在公开冲突中对古巴和美国的代价。对所有有关方面来说，价格是高昂的。很明显，政府认为它必须采取一种立场来对付它认为甚至比因采取强硬政策而引起的危险更加大的危险。人们的感觉是，如果美国示弱，整个拉丁美洲就会认为，美国将束手无策，坐待革命势力日益取得更多的地盘。华盛顿还担心，古巴目前的外交政策（如果长期地和深刻地奉行下去的话）将使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变得近乎可以容忍了。
在今年，食糖是国际政治赌博中的赌注，但是总有一天将由经济取而代之。
【法新社伦敦６月２９日电】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今天对下院说，并没有为人民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英国一事作了任何准备。
他说，这种访问需要大事准备。他又说，他并不认为这种个人外交目前特别适当。
劳埃德是在回答工党议员兰金的发言时说这番话的。兰金说，英国同人民中国的关系非常友好，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首脑通常不时彼此进行访问。
另一位工党议员辛威尔指出，据说蒙哥马利元帅在最近到中国访问以后说，周是一个心情很和平的好人。他问，请他来，是否明智。
劳埃德回答说“蒙哥马利的看法将给予考虑，并将予以应有的重视。”
但不得不认为：不久，可能不是中国要赶上英国，而是英国要赶中国。
【本刊讯】曾在１９５６年来我国访问的英国作家迈可·克劳夫特最近出版了“访华贵宾”一书，诬蔑我国。
“纽约时报图书评论”３月２７日发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马丁·威尔伯所写的一篇评论时说，“克劳夫特并不企图解释中国，他不是一个分析家，他只是把自己在那个特别富有戏剧性的时刻——那时正是１９５６年秋季匈牙利和苏伊士危机的时候——的经验传达给读者。克劳夫特是一位英国小说家和戏剧导演，随着一个‘青年代表团’去访问了中国。代表团成员大多数不是共产党人，他自己也肯定不是。他参加代表团是为了猎奇，他对共产主义和中国是很不了解的。
“中国人民的感情、他们对国际友好的愿望或者强烈的仇恨都是由领导来操纵的，这一点在克劳夫特的书中描写得很生动。作者还介绍了代表团其他成员对中国的看法：一个牛津大学毕业的苏丹人对青年人之中毫无任何恋爱迹象感到不安。
“克罗夫特带着厌倦的心情和反感离开了共产主义世界。他对中国很少概括，但他警告本国人说：‘关于中国需要很久才能赶上西方的说法，我可不太敢同意。可能我们已经晚了，可能不久我们就会发现，需要赶上去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