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处２日电】美国的书评家们认为弗兰克·莫雷斯的最近著作“西藏叛乱”是向自由人民提出的一个警告，要他们提防共产党中国使亚洲成为殖民地的努力。
莫雷斯是“印度快报”的主编，他曾经访问过共产党中国并且写了一部关于他的见闻的著作。
“纽约时报”的书评是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写的。道格拉斯称莫雷斯的著作“对自由世界各国人民来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这位法官写道，这部书的重要性——关于共产党中国的扩张梦想的详细叙述
——“超过了它的中心主题，那就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暴行的叙述”。
道格拉斯继续说：“这部书从达赖喇嘛在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７日逃出拉萨开始。（作者）以直截了当的事实叙述了逃亡的筹划工作、所采用的办法、所走的道路以及中国军队企图阻止的行径。”
道格拉斯指出，这些“戏剧性的插曲”仅仅是西藏历史叙述的引言。他重述了俄国和英国在那里的利益，但是着重指出“中国起了最富侵略性的作用”。
“西藏历史中的这一章
（大约从１９５０年开始）是以翔实的细节和很大的说服力叙述的。史料是西藏、印度和中国的史料，一些事实是确实无疑的。”
书评指出：“虽然中国几世纪来一直抱着反对西藏的阴谋，只是共产党中国人才设法把它夷为平地、把它粉碎和改造，使它成为中国的一个殖民地。除非发生奇迹，否则西藏的命运甚至比匈牙利的命运还要坏。我们亲眼看到另一个自由的和自豪的国家可能遭到毁灭。”
道格拉斯认为有关印度对西藏和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一章“也许是全书最重要的一部分”。他认为印度很可能是“阻止中国向南扩张的主要壁垒”。
道格拉斯重述了中国长期来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兴趣，他相信共产党人“可能在这方面采取一些行动”。亚洲各国人民从来没有“碰到过目前这个咄咄逼人的中国殖民主义。这种前景使得这部著作特别合时宜”。
【本刊讯】香港“成报”４日刊载一条消息说，“美国歌舞团著名演员亚历山大与库第拉兹女士来港后，即从中国著名女伶与电影明星于素秋女士学习中国绸带舞。美国歌舞团今明两晚在陆佑堂之演出，均有此一中国舞节目。”
【新华社香港航讯】“马来亚声援西藏人民委员会”在１月１３日举行的会议决定派遣一个五人代表团出席将于３月间在新德里举行的所谓“亚非国家声援西藏人民会议”。
代表团将由联合邦执政党马华印联盟总书记、“马来亚声援西藏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东海率领，其他成员包括马来民族联合机构宣传主任和马华公会、印度人大会党的重要职员。
所谓“马来亚声援西藏人民委员会”是去年１１月底在马华印联盟策划下成立的一个反动组织。
【合众国际社台北８日电】“中国新闻”今天说，国民党中国在同达赖喇嘛进行秘密接触，以图改进同西藏的这位逃亡神王的关系。
这家英文报纸说，“一些非官方地位的名流同这位西藏神王的内部人士进行了接触，解释中华民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这家报纸没有透露它的消息来源，或派去同达赖喇嘛接触的福摩萨使节的名字。“中国新闻”说，一位台北教育家最近在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的流亡总部同达赖喇嘛举行了非正式的谈话。
这家报纸说，“在谈话中，这位西藏领袖对台北政府为了救济现在住在印度和附近地方的成千上万西藏难民所作的努力表示热烈的感谢。”消息说，国民党政府捐了２４，０００美元给印度—尼泊尔地区的西藏反共难民。
这家报纸说，“台北负责人士表示了他们的谨慎的乐观态度，认为自由（国民党）中国同西藏的这位精神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最近显示了改进的迹象。”
【美联社新德里４日电】权威人士星期四透露，流亡的达赖喇嘛把数目相当可观的私有的黄金存入加尔各答银行，他在中国共产党人到达西藏之前把这些黄金运出了西藏。
好几百包骡子运载的金条是在１９５１年中国人侵入这个世界之屋脊的时候从西藏运出来的，这些金条一直藏在锡金首府甘托克。上个月，从附近的一个机场空运到加尔各答。
【新华社新德里９日电】尼赫鲁今天在人民院的书面答复中说，到去年年底为止，各个邦为西藏难民支付的全部费用如下：西孟加拉邦六十四万五千二百四十一卢比；东北边境特区三十三万九千六百卢比；旁遮普是十二万三千七百八十六卢比；锡金十万六千七百卢比。
说大跃进不是神话，公社化取得了神奇的成就。但胡说我在“纠偏”，“狂热情绪以后速度缓慢了”。
【本刊讯】巴黎“快报”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刊载了米歇尔·博斯盖一篇题为：“中国：两只手，五个嘴”的文章，在谈我十年大庆的景象时说，“在这个景象中，一切都是庞大的。”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在革命后的十年中，已经实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尽管最近遭到部分挫折，尽管又大鼓干劲、制造紧张和举行定期性清洗，但中国消灭土地所有制没有引起造反，而且大胆谨慎的在“纠偏”和“恢复秩序”中以世界上从未达到的速度前进。三跃
比苏联水平低得多的这个国家，正是它的穷使它大跃进！几千年来中国人知道这点：他们只有在一个非常集中的国家知道如何组织修筑千万公里长的河堤的时候，他们才不会挨饿。谚误说的好：“贤人出，黄河清”。
筑堤工作不能由家庭进行，甚至也不能由村庄进行。所以中国得以不太过份地向前连续跃进三次，从家庭生产（１９４９年）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１９５２年），它等于波兰和南斯拉夫现在的形式。随后是纯粹社会主义性质的以村为单位的合作社（１９５５年）。最后，公社（１９５８年），公社集中了五万人，他们在技术人员领导下，共同耕耘全县的土地。
这些阶段中的每个阶段都表明了合理使用劳动力和合理进行社会分工中的进步。个体农民在他的小块土地上每年往往只能工作一百天，甚至有时还要少。土地公用和组织生产队更加缩短了耕种时间。每个农民每年有几十天用来进行额外的工作：灌溉、造林、排涝、修堤和筑路……
这些努力的结果是神奇的：几千万英亩的土地成了可耕地，修了几万公里的公路和水渠，肥料使用量增加了九倍。简而言之，根据雷纳·杜蒙的说法：“自从世界形成以来的最惊人的农业进步”。
去年，公社建立时，一位美国观察家在农村访问时发现谷类消费增加了２５％到３５％。九年的努力带来了惊人的果实。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在同时报告说：“商业部正竭力不去买下人们向它提供的全部谷物，因为农民希望用按照定价出售的商品粮的收入购买大量奇货——卡车。
政府没有能力向农民提供拖拉机、汽车、水泥、工具和布匹。政府到底要给农民些什么呢？关于公社的赌注
在别的国家，为保证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们把农民转移到城市，以便让他们生产机器。在中国却不能这样。由于无法把农民送进工厂，政府决定把工厂交给农民：政府为此搞起公社来了。
这种大胆的赌注，在其他国家中会是疯狂的行为。五亿农民要求工业产品，人们没有给他们任何东西，那怕是一点点。人们给他们的只是总动员，人们鼓动他们尽力地更多地劳动而消费不变，以便他们自己能够生产他们无法从城市工业中得到的工业产品。小高炉
在庄稼收割以前，五千五百万到一亿农民（据不同的估计）放弃了农业劳动，去挖煤、采矿和修建六十万座农村高炉。这些高炉燃亮了中国农村的夜晚达三个月之久。每当出铁时，人们以巨大的喊叫声表示祝贺。人们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或许更多一些；中国已经卷入生产狂热之中。
刚刚从训练中心出来的几百万农民子弟，在各个车间里，仿造进口的机器，而且边仿造边改进，以致很少有两台相似的机器。在戈壁沙漠北部，二千五百万农民以每年五亿棵的速度种树造林，使一座四千公里长的绿色屏风阻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从而使人能够开伐沙漠。
为了鼓舞干劲，统计部门公布了创纪录的成绩，而这些成绩是各个方面迅速地显得想入非非了。
有意夸大吗？这完全不能肯定。北京的统计部门似乎倒是由于大批不实的报告而出轨了。检查办法是不完善的。执行政府方针的基层干部头脑发热，以至忽视了比例和可能性。
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起，看起来对一切预见过于乐观，狂热地和过度粗暴地提出农村工业化的口号。
１９５９年８月，继去年冬季的让步之后又是一次新的更正。
总而言之，在十八个月的狂热情绪以后，中国今天承认它的发展速度缓慢了。但是，毫无疑问这种间歇是短暂的；因为引起向前冲的一切矛盾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在谈到间歇时不能忘记，在“整社”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仍然超过世界上一切其他国家的速度。毫无疑问，甚至统计局公布已调整了的绝对产值也是不可相信的；相反地，西方观察家们对增长速度非常相信。增长速度令人头脑发昏了。“大跃进”绝不是一个神话：最近１２个月，整个工业生产增长６５％，比起八年前的预计，中国已经抢先四年了。还需二十年
然而，还要走漫长的道路：中国今天提出每人四百三十公斤粮食和三公斤半棉花，据中国政府说，“为了使中国人能丰衣足食”，每个人必须要有一千公斤粮食和十公斤棉花。
以这样的速度还要作二十年的努力……人们能够忍耐得住吗？对于一亿五千万生于１９４９年的，而还不知道其他制度的人来说，毫无疑问，他们的回答是“能”的，而对于其他的人来说又是怎样呢？
就像所有西方人士直到卫星的发射以前都蔑视苏联向他们提出的挑战，他们今天仍旧有蔑视中国挑战的实质的倾向。中国的挑战首先不是军事的。这是针对二十亿饥苦的人的挑战，而四十年后可能成为五十亿；这是针对着千百万亚洲人、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他们从一出生时起，当他们能够在饥饿和疾病交迫之后残存时，就被迫过着无用的失业者的生活。这就是中国的号召。中国尽管人口过多，但仍然缺乏劳动力，农民用它的双手代替无法寻得的机器和资本。他们在几个十年中实现在西方花了几个世纪才实现的积累。
这是向人类四分之三发出的口号。毛泽东把它概括成两句话，‘它们可能是千年来世界上所听到的最重要的两句话：多一张需要养活的口，还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一个口还有两支手，而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使用的两支手能够养活五张口。
（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编者注）
【本刊讯】据法国报纸报道，法国出版了苏珊娜·娜班写的一本诬蔑我国的书，名为“共产党中国的人力条件”。法国有的报纸正利用这本彻头彻尾造谣诬蔑的反动作品诬蔑我国和诋毁我国的影响。
娜班没有到过我国，而在香港收罗了所谓大陆“难民”的“证词”编造了这本书。书中无耻诬蔑我实行“精神轰炸”、“消灭村庄”、男女“分居”、“枪决工人”、“奴隶”劳动等等。
“法兰西晚报”去年１２月１９日载文吹捧这本书“描绘了毛政权的一切‘不可赎罪之处’。”
“震旦报”也大量摘引这本书中的所谓“证词”，诬蔑我国“无生存条件”。
【本刊讯】巴黎“法兰西观察家”周刊１月７日刊载弗朗索瓦·费日多的文章，题为“毛一贯主张加快速度”。摘要如下：
北京各报在新年前夕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强调指出在１９６０年将续续“大跃进”，强调“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是党的根本方针。
由此得出结论说，主张放慢速度的人
——他们最近还把“大跃进”政策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把通过人民公社动员人民群众的政策说成是，“引向混乱的冒险主义”——又一次遭到失败。毛泽东的脚永远是踏在加速器上。
实际上，这种强硬政策的主张者是考虑他们被打倒的敌人的批评。他们不仅调整了１９５８年宣布的那些空想的指标，而且也调整了１９５９年制定的各项野心勃勃的指标，调整的比例很大。
指标就是削减后，成就也很惊人。但是，新的指标，似乎更符合实际。
在生产方面，加速建立公社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就如批评毛的政策的那些右派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但是，公社在对抗天灾的斗争中，惊人地证明了它们的作用。事实上，从６月到１１月，在中部和南部发生了空前未有的旱灾，同时在北部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只有加入了公社的农民的努力和伟大的灌溉防洪工程的巨大作用，才使人们得以避免灾难，而且——按１２月２３日“人民日报”的说法，取得了“战胜自然灾害的伟大胜利”。中国人和大自然这场斗争的积极后果，帮助了“主张加快速度的人”在中央委员会内战胜那些缓和派，并且说服了动摇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