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比共“红旗报”１１月２１日报道和赞扬布鲁塞尔举行的中国书籍和版画展览会，题为：“美观的中国书籍和版画展览”。
消息介绍“星期六在布鲁塞尔的圣—让街４４号马德兰画廊展出中国书籍、雕刻和版画。”
消息说，“几年内，由于有中国人民出版社，我们才能同中国艺术有所接触。”
【本刊讯】“印度斯坦时报”８月２８日发表的联合国文教组织论述韩非哲学的一篇供稿宣称，“韩非子全集”英译本已编入联合国文教组织的“代表作翻译”丛书，由伦敦普洛布赛因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两卷。
“韩非子全集”译为英文出版这还是第一次。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写真报”１２月４日刊载了英国记者斯图尔特·盖耳德写的第二篇访华文章，题目仍是“共产党中国内幕”。全文如下：
（“星期日写真报”编者按：斯图尔特·盖耳德在中国最边远的地方花了七星期，旅行了５０００英里之后回到了伦敦，他独家报道了关于公社的生活的未经新闻检查的事实。）
让我们首先谈一下流行的关于新中国的一些错误看法：
这个国家已经被变成一个六亿人的巨大蚂蚁群。
夫妇被拆散了。
只为了生育更多的人类小蚂蚁——儿童，为了政府的方便才允许他们相会。
把婴孩从父母身边夺走，而在国家的托儿所里扶养成长。
这显然是已故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１９５９年向世界描绘的新中国公社的图景，而千百万西方人曾相信他的话。
无怪乎埃兰娜·罗斯福夫人和布斯比勋爵在我于１０月１日刚离开伦敦赴北京前夕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如果他们也处于其中的话，他们宁愿死也不愿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
显然，杜勒斯先生是十分激烈反共的，以至他在这个问题上失去了理智，否则就是毛泽东和中国的领袖们发疯了。
１０月３日是中国的一个全国假日。我和我的妻子在北京紫金城和相当于伦敦海德公园的北海公园度过了这一天。
成千上万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和儿童出外来晒太阳，观看池塘里外来的难以相信的鱼类，在湖中划船游玩，上茶馆和饭馆。
据罗斯福夫人和布斯比勋爵说，但愿死掉的人们有这样的行为，真是怪事。
我当记者到外面去采访探求事实这行业已有三十五年了。
我在踏上中国土地的几小时内仅仅在散步中就发现了这第一个事实，即：无论如何北京的成千上万个家庭并没有被拆散。蚂蚁吗？不是
他们的行为也显然不象蚂蚁，而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假日人群众。
第二个事实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公社里，首先从北京说起，公社的社员看上象任何其他的人一样。
那么，也许蚂蚁窝只是建筑在边远的农村地区，以便旅行者看不到它们。人家告诉我，中国西部不让外国人去。
因此，我要求到中国西部去，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对我说，我可以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去旅行。
而我去了。在七个省份中旅行了五千英里。我和我的妻子择定自己的路线，具体指出每一个我们想访问的地点。
让我宽大的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可笑地弄错了情况，多斯福夫人和布斯比勋爵（由于他个人的风度和幽默，他在中国将大受欢迎）对中国情况的担心是滑稽的。
现在有二万四千多个公社，是由七十四万个农村合作社并合成的，合作社是革命后组织的。
一亿两千万以上的农户（占中国农村户数的９９％）生活和工作在公社里。其他的几千万人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和郊区的公社里。
因此，我们在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和广州城里，以及河北、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省的农村里亲眼看了一下公社是怎么回事。
在农村，是一伙人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大农场上（有自己的小工厂）将五千英亩到六千英亩或更多些的土地组成一个生产单位。在城市，是一伙人从事轻工业和手工业。
城市和农村的大多数人仍旧住在革命前住的破旧的房子里，显然是由于没有时间为这么多人修建新房子。
很少人有幸运住新住宅，但是建筑是在人工和材料所许可的限度下尽快的进行着。在家里
白天，几乎所有的中国儿童都生活在托儿所中，在那里受教育，因为他们的母亲有工作。
除了少数寄宿的儿童——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可能一个星期或者更长的日子才回家一次——以外，他们每天晚上都和他们的父母亲一起回家。
为什么中国几乎所有的妇女全工作呢？
第一、这是３８年前共产党革命以前便开始了的妇女解放的一个部分。
第二、在一个家庭收入极低的国家中，主妇挣些工资可以提高生活水平。
第三、在一个生产远远落后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国家中，迫切需要每一个可利用的劳动力来增加生产。
第四、出于同一原因，虽然在法律上没有强迫妇女参加工作的规定，但是四周的气氛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压力，使最不愿意参加工作的人也会觉得难以抵制。
总而言之，一个中国妇女参加工作是爱国的表现。
一个宁愿耽在家里的妇女会被人认为是落后的。
此外，中国的主妇们是没有帮手，没有操作很简易方便的厨房，而这在英国是很普通的。
因而，家庭并不象在这里那样始终是吸引人的。（未完待续，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本刊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机关刊物“红星”月刊，在今年７—８月一期的新书介绍栏里，报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萨基尔曼著作“人民中国宏大的经济建设”已经出版，全书共八十八页。
“新越华报”说华侨如获至宝，一越南理论工作干部赞扬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本刊讯】越南“新越华报”１１月８日报道：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于３日晚在海防市发行后，立刻被读者购买一空，由于来书有限，还有不少读者未买到而深表惋惜。
自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的消息在报纸上发表后，引起读者很大注意。介绍这部著作的９月３０日“人民日报”也被购买光，并有许多人陆续询购，而到书店去询问到书日期的更是络绎不绝。这部著作原定于４日上午正式发行，由于读者迫切要求，书店提前在３日晚发售。许多华侨买到书后，如获至宝，当晚就立刻阅读。华侨干部艾夫说：“我们要精读这本书，这是我们锐利的思想武器。”
华南纺织合作社主任林树娇非常重视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她购买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她认为，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对工作有很大帮助。
一些懂汉文的越南干部和教师也购买了这部著作。一位越南理论工作干部说：“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著作对亚洲和东南亚国家的革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刊讯】日共“赤旗报”１１月２４、２５、２６日三天连续转载了我“红旗”杂志第２０、２１期的社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经验的基本总结——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而作”的详细摘要。
“赤旗报”在１１月２日曾经以“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防止战争的根本因素”为题摘要转载了这篇社论。
在这次转载时，“赤旗报”编辑局在按语中说，这篇论文介绍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国家与革命’问题的思想；在它的最后部分，论文说：‘革命不以战争为前提’。这一点在以营利为目的的报纸上引起了注意。现将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文中插题为编辑局所加。”
插题有：革命和破坏旧的国家机器，中国的特殊的革命道路，反对机会主义和极左冒险主义，少数人专政和多数人专政，合法斗争的可能性，团结和斗争的正确结合，真正使得反动派屈服的道路，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革命根据各国人民的要求。
【本刊讯】“赤旗报”１１月１４日向读者介绍了一批学习书籍，其中把“莫斯科宣言”、“和平宣言”、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和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五个文件定为必读文件。
此外，报纸又在“为了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让我们都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吧”的口号下，介绍了毛主席和孙定国等同志写的四篇文章：“群众运动的指导原则”、“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实际工作的辩证法”、“通过日常工作培养干部”。
【路透社布拉格２日电】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报道，捷克斯洛伐克人类学家伏尔契克博士在外蒙古找到了两本里面有关于“可恶的雪人”的记载和图画的书。
该通讯社说，那本于大约二百年前在北京出版的第一本书里有“一个栖在悬崖上的除手足以外周身毛茸茸的人形”的略图。另一约在一百年后出版的书本里有一张类似的插画。
【本刊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机关刊物“红星”月刊，７—８月的一期里刊载苏威托写的有关介绍陈伯达著作“关于十年内战”的文章。摘要如下：
这本书一切负有完成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７日革命任务的人也许还没有。１９４５年８月革命是遭到失败的革命，因此这次革命有必要继续进行和完成。而以农为主的中国，其性质同印度尼西亚并没有两样，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命运同中国民族的命运原来都是相同的，那就是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剥削。因此有必要学习这本书。
在第一节里，陈伯达写道，１９２７年革命遭到失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然而，如果我们看看印度尼西亚自己，那么我们再也毫不怀疑地肯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迪·努·艾地的话是对的。他说，印度尼西亚现在是一个尚未完全独立的和仍然是半封建的国家。
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在解决民族革命中采用了明确的步骤和措施，这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统治，随后又实行土地革命，为使能够消灭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
在第二节中，陈伯达指出，既然中国主要是农业的国度，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联系农民群众——
不和农民群众相结合。不组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就将不能成就任何革命事业。
陈伯达接着又说，我们可以学习毛泽东同志怎样“运用无产阶级政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就是：依靠群众，取得阵地，利用矛盾，发展力量。陈伯达又指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认为必须根据时周的变化，而变化自己的政策。在各种不同时期采取一样的僵死的政策是错误的。
陈伯达又说，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就是说，懂得革命发展的规律性，可以引导革命的力量由小到大，由失败转为胜利。共产党人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不懂得依靠坚固的工农联盟，不懂得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的革命斗争，不懂得生活和斗争各种过渡的环节，不懂得革命时常需要绕道前进，不懂得运用灵活的政策，那就会上当，那就会要吃大亏的。
在第四节中，陈伯达强调说，有计划的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的确，我们从陈伯达这本书里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从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怎样使我们的方法退却，所以并不仅仅是学习使我们的方法前进的一面。
我们向每一个负有完成１９４５年８月革命任务的人士发出学习陈伯达这本书的号召，以使我们在为祖国和人民的服务上有所成就。
（本刊编者注：文中黑体字是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