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７月１５日发表金永起写的题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成果”的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的教育越出了狭小的学校范围。学校里有工厂，生产战线上展开了文化学习。教育不仅是国家的工作，而且也成了全民性的工作，党的“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的。教育工作也是两条腿走路。从而不仅学校数和学生数有突飞猛进的增长，教育的质量和内容也有迅速的提高。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在教育部门也掀起了生气勃勃的大跃进气象。学校内的生产基地
我们一到中国的学校，首先被介绍到学校的工厂，在那里看到穿着工作服满手是油的学生。这些工厂就是学校内的生产基地。这个生产基地是使学校进行生产又使生产劳动成为学校授课计划的组成部分的主要的途径之一。
学校的生产基地打下今天这样的基础，是经过了斗争的。一些教授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会降低科学研究的质量的旧想法也被实践打破了。学校内的生产基地成了结合学习、劳动、科学研究的基地了。
近二年间，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完成了３００多次比较重要的国家生产任务和科学研究任务。６０多岁的一位老教授感动地说：“现在的学生作着惊人的事情。”
为了把生产结合到授课，同工厂、企业、人民公社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也到现场进行实习劳动。艺术也丰收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对我们说：“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音乐艺术部门也获得了丰收。”同时并给我们听了一只合唱曲。
这只曲是以公社社员进行水利灌溉工程为主题的。“幸福河大合唱”。它以中国传统的旋律，很好地构成了农民进行灌溉工程的劳动热情和喜悦，以及对幸福万年的未来的乐观的歌子。
这是由四位学生作的曲子。这个作品受到了中国广大人民的热烈的欢迎，去年在维也纳第七届青年联欢节时得到了一等奖。
这个学校是从六个方面进行生产和教育相结合的。这个六结合是：劳动结合演出、采访、指导地方的文艺、学习和创作。
我们又一次认识到了音乐艺术是在劳动人民的劳动和生活之中创造出来的。在工农群众中成长的专家
在中国的正规学校进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工作的同时，还组织了使参加生产的工人、农民具有科学技术知识的工作。
在有着６亿５千万人口十年前还有８０％文盲的中国来说，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件艰苦而长期的工作。但是，中国计划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完成消灭青壮年之中的文盲，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全面实施初中义务教育，大大扩大高中、中等、专科教育和大学教育网。
自从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以来的二年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全民性运动多快好省地办教育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在全民办、教育的高潮中，培养了工厂和农村的生产熟练、具备科学技术的红色专家。他们现在作着惊人的事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劳动人民具有科学技术的群众运动称为“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中国人民从这句话里看到，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准备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展望。
【本刊讯】科纳克里７月２８日消息：第三次世界教师大会今天上午继续举行会议。智利圣地亚哥大学教授波布莱特作了第一项议程——关于发展教育、文化和国际合作的当前问题的报告。她在报告中赞扬我国在教育和文化方面取得惊人成就。
她说：在远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新的亚洲的最出色的代表。它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成就，象大跃进的其他一切成就一样惊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的预言已经得到验证，他在当时说：“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她说，在十一年前的中国有８０％的文盲，现在人民中国以革命的大胆精神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教育改革。自从中国在１９５８年实行了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以来，破除了过去教学和文化的陈规。不仅专业人员而且一切有才智的人都能从事教学。她说：中国所实行的两条腿走路的政策也在教育方面得到实践，正如在管理国家事务、生产和科学研究方面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政策一样。今天，中国已扫除了一亿文盲，它可以为此感到自豪。中国的高等学校里有８１０，０００在校学生，在中学和专科学校里有１２，９００，０００在校学生，有８０％以上的学龄儿童入学。各个人民公社正在实行宏大的发展教育和文化的计划。这些情况的具体结果是：生产力大大高涨，智慧得到充分的发挥，空前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和艺术。
她最后说：教师们不应该对资本主义制度存任何幻想，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不发达国家的榜样。
【本刊讯】台湾“征信新闻”９月２０日报道：中央总经理魏景蒙，目前应邀在某机关动员月会席上发表演说时，曾提及中广当前之困难。
魏氏追述其某次出国时，侨胞曾以听不到自由中国广播之原因相询，并有所指谪，使身为国内最大广播机关负责人颇觉难以应答。魏氏指出，中广之机件设备，放射能力，虽较一般小电台为大，但台北的节目台中却无法收听。至于对大陆广播，是中广主要任务之一，但由于匪方电台电力强大，干扰甚强，播送情形尚未达理想。此外，对东南亚、欧美等地之广播节目虽早经开始，然因缺少转播站，虽尽量采用定向广播，在距离较远之地区，收听时仍难于清晰。
究其主因，亟待增强电力，更新机件，始能与人竞争，而收宣传实效。
据魏氏报告，中广曾计划改进设备，拟新装强电力发射机一套，然估计至少需１５０万美元之巨，而即令如此，是否能有足以与外力匹敌之能力，尚未可必。但即以此１５０万美元而言，以中广每年亏损之经济情形，其断然无此能力，更无庸费词。
【中央社纽约２日电】据“纽约时报”今天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准备摄制一部长一小时之久的金马电视新闻报导片子，这两个岛群已成为大选中的一个问题。
哥伦比亚公司的重要无线电与电视评论家墨劳将主持此一计划，作为一种初步准备，他将于明日赴华府，听取国防部陆军官员的汇报将偕同“哥伦比亚报导”节目金马电视此节目中映出的执行监制佛阮德莱及拍摄金马电视的琼斯等赴中华民国。
苏联“真理报”说，“理智正在取得胜利”
苏“真理报”概括这次联大的情况为“理智正在取得胜利”，说苏代表团的活动“更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威望”，苏联人民“由衷地感谢赫鲁晓夫在联大的热情而紧张的活动”，他的活动“使和平力量积极起来，促使各国人民进一步提高警惕，将新的千千万万的人吸引到社会主义阵营方面来”。“真理报”在谈到裁军时说，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散布的和平种子将长出茂盛的幼苗”。苏“红星报”也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反对‘冷战’的残酷斗争中成了胜利者”，还说和平和进步力量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说，赫鲁晓夫的演说“获得个人的和政治上的成功，这是联大的一件大事”。保“农业旗帜报”说，赫鲁晓夫的演说“在联合国里播下了善良的种子”，“对世界劳动人民的意识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匈“人民自由报”说，“用签订了多少协议，用计算帝国主义者在大会表决中遭到多少次否决的办法来衡量一个国际会议的成绩完全是错误的。”
苏联报纸，特别提到关于“给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以独立”宣言被列入议程这一点。苏“真理报”认为这是对帝国主义的“强有力的打击”，是争取和平和自由斗争中“又一杰出的胜利”。匈“人民自由报”说，这是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团结“已在联大取得了第一个成就”，它使人们“更加相信争取裁军的斗争也将取得胜利”。罗“劳动报”说这是殖民主义国家在联大的“惨败”。美帝宣传“赫鲁晓夫惨败”
在赫鲁晓夫回国前后，美官方人士和美英等国报刊通讯社纷纷评论赫鲁晓夫出席联大的结果。
前美驻联合国代表、美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洛奇１０月１３日宣传说：“赫鲁晓夫将抱着在外交上遭到惨败的沉痛心情离开美国。他的目的一项都没有达到”，“他在以苏联的威信跟美国的威信相匹敌的每一个问题上都遭到了大失败。由于他的残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笨拙的粗暴态度，他使苏联的威信进一步下降了”。美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伯丁１２日宣传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进行的“一切重要的表决中都受到了损失”，“我认为他是得不偿失”。１０月９日的“纽约时报”宣传说：“赫鲁晓夫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究竟有什么收获呢？他把任何一个得意计划付诸考验时，每次都是遭到惨败。”该报１４日又发表评论说：“他是空手回去。”美联社记者１０月１３日评论宣传说，“他的建议一个接一个地遭到失败。每一次失败似乎又反过来驱使他采取更过分的行动。……他在联合国中在各方面在他要求的各种事情上都遭到了失败，现在世界就得等着瞧他是否实现他的威胁。”１０月１３日英“每日电讯报”评论宣传说：“赫鲁晓夫在美国逗留的三星期中，作出了一种自杀性的行动，他已把他１９５９年作为上宾来这里时所造成的世界共产主义领袖的新形象完全毁灭。”１０月１０日英“泰晤士报”说，“赫鲁晓夫到这里来完成了些什么呢？看来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结果。”
英国“每日电讯报”１０月１４日以“赫鲁晓夫没有达到主要目的”为题载文说：“在被认为是他再度来美的一个主要目的上，看来他未获得成功。这个目的就是与美国总统重建直接联系。”１０月７日的美“新闻周刊”扬言，美国高级决策者预料“到头来，……将迫使赫重新同西方进行认真的谈判”。
法新社记者认为赫鲁晓夫纽约之行“可能是一个错误”，“他在同积极中立主义的领袖关系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当然同西方国家也同样没有进展”，他将“几乎空手回莫斯科”。“纽约时报”１０月１９日载文宣传说，“如果他希望充当联合国１６个或１７个新会员国合唱队的领唱人的话，那么他在这一点上也遭到了失败。他的朋友仍然是同他一起来的那些，没有增加。”英新处记者宣传说，“俄国领袖的主要目的之一显然是讨好成为大会成员的新国家——说服它们加入苏联的集团，或者至少使它们加入中立主义集团，而它希望对这个集团施加压力。在这方面他悲惨地失败了。”
【本刊讯】波兰“广播与电视”周刊第三十三期（１９６０年８月１４日出版）发表了波兰广播电视事务委员会主席弗索科尔斯基写的题为“访华归来”的文章，其中谈到我国广播电视事业跃进的情况，摘要如下
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是建立在与波兰不同的另一种组织原则上，首先，广播和电视发射台在中国是置于广播事业局的职权范围内。不久以前，甚至整个广播电视工业同样属于事业局，但是这一工业的迅速发展提出了将设备、电视车和广播电视器材的生产直接同工业部门结合的问题。
但是，这三个环节统而为一的协作，曾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了很好的结果。
中国今天不仅遍布广播网和电视网，并且生产电视播送室的全套设备，自己的发射台，甚至自己的电视车，自然不用提电子管、磁性录音机和扩音器等器材了。
在这方面，中国最近两年来所作出的跃进，确实是宏伟的。
然而，每个省省会相隔的遥远距离和华南、华北之间有时很严重的语言差别，在事业局面前提出了在几乎所有省分中建立独立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问题。这样，北京仅仅协作，而地方电台则独立地准备自己的节目。在我所访问过的一切城市中，都正在建立自己的电视中心。在这里，建设得异常快。在北京，一座拥有三个很大的播送室、一个发射台、一个有１，２００座位的电视剧场、两个音乐厅（编者注：疑指音乐录乐室）和一座编辑楼房的巨大电视广播台，只在七个月内就建成了，设计仅仅花了两个月。这座台的设备从发射台到电子管完全都是国产品。
华沙广播电视中心建设的第一阶段要到１９６３年年底才能完成，而设计和绘制施工资料已经花了将近两年，当我想到这一切与中国广播事业发展速度和组织相比时，我不禁感到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