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８月１２日在晚报的“今天的问题”栏发表一篇短评，题目是“共产党中国的土法炼铁”。摘要如下：
前些时候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钢铁小组委员会会议作了关于以１９５７年为基准的对十五年以后（１９７２年）的世界各国的钢铁生产的长期估计的报告。
据报告说，日本的钢铁产量在这个期间将达三千七百万吨，约等于１９５７年产量的两倍，超过西德、英国、法国而占居世界第四位。
另一方面，共产党中国的钢铁产量将从１９５７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七千二百万吨，约等于日本的一倍，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苏联而占居第三位。
最近，共产党中国把小高炉完全拆掉了。这个原因大概是，用能率不高的原始高炉炼铁，很不合算。北京政府在关于今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虽然没有提到要停止用小高炉炼铁，但是却说“也包括一部分用土法炼出来的铁”，这暗示着北京政府已经改变了方针。
共产党中国好象正以大型联合企业为主，再加上洋式的中型高炉，争取钢铁增产。不过，估计日本十五年以后的钢铁生产在每个国民得到的产量方面将占世界第二十位，而共产党中国则比日本低得多。
钢铁的产量和消费量不仅同工业有关，而且同整个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也有联系。关于这一点，日中两国还差得很，还要作很大的努力。而日中两国在这方面展开竞争，恐怕毫无妨碍。
【路透社纽约７月２０日电】麦克格罗布希尔出版的“机械与矿业杂志”最近一期载：以世界标准而言，中国在迅速扩大其自己的较小的正体的工业之后，已表现出成为一个中等的产铝者了，就是在１９５９年，中国的铝产量预料就要超过英国的。去年中国大概生产了２．７万公吨的初炼铝锭。
１９５９年初，中国的炼铝能量估计为１年６万公吨。中国曾被不同地报道过，说她的１９６２年产铝指标为一年１０—１２万公吨。这大概最可能在那一年或翌年达到。到１９６５年中国铝产量或许会上升到１８万公吨。
【美联社莫斯科２１日电】赫鲁晓夫总理在克里米亚城市雅尔塔同他的盟友们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的会谈。
莫斯科外交界人士自从赫鲁晓夫于８月７日离开首都之后就开始密切注视各种来往于雅尔塔的活动。他们现在很少怀疑在那里的同俄国在欧亚两洲的盟国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中正在制订他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战略。
苏联报纸最近提到的一些著名的克里米亚旅行者之中，包括有外蒙古的领导人，党的书记泽登巴尔。他是在昨天同总理见面的。虽然他们谈话的内容没有透露，但是外交观察家们追述说，苏联一直要求联合国为外蒙古敞开大门。
外交界人士还认为雅尔塔的会谈可能导致重新进行使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运动。这是赫鲁晓夫在到达纽约后可能会在联合国大会上谈的问题。
虽然总理最近说，实际上并不需要在他动身去美国之前在他的盟友之间进行商讨，但是莫斯科的外交家们认为他大概至少会把他对美国的战略的大致轮廓简单地告诉他们。
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诺沃提尼上星期六在同赫鲁晓夫会见后离开了黑海休养地。
【合众国际社巴黎２１日电】在戴高乐力图成为在同苏联打交道时的欧洲第一号发言人的情况下，法国同它西欧各盟国之间的关系今天继续恶化。
法国报纸老实承认了这种恶化趋势，这种恶化使法国同英国、西德、意大利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其他一些正在被戴高乐的“大法国政策”搞得日渐疏远的盟国之间的关系将要达到危机阶段。
法国官员们坚持说所有的麻烦全是盟国们不了解戴高乐总统而造成的。
戴高乐的一个亲信向合众国际社记者这样说：
“戴高乐认为他自己不但百分之百是西方世界的一分子，而且他比谁都更明确地表达了西方的愿望。
“戴高乐相信，同共产党世界的领袖们会谈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同俄国在历史上有传统的友谊的法国有天然的义务去同苏联人会谈。
“在终将举行的东西方会谈中，它的位置应该在最前列。”
“世界报”——它总的说来是支持戴高乐的政策的——说，西方普遍不信任法国的政策，而不管这种不信任是否有道理，反正它已经到了使事情处于或者接近于危险点的程度。
英国报纸一直在不容情地指责戴高乐力图恢复“大法国”地位和把英国挤出大陆的行动。戴高乐的这种行动常常做得很露骨。
西德和意大利报纸也一直在提出类似的指责。
“世界报”把这种磨擦归纳为四大类：
（一）“对法国的盟国们所谓的‘大法国政策’的愤懑日增……”
（二）西方报纸指责法国“一方面拒绝考虑国际局势的基本真理，一方面在西方在世界上的事业正当是‘东西方之间的无情的势力斗争’的主题的时候削弱这种事业。”
（三）盟国们抱怨说，法国计划在最近的将来在撒哈拉爆炸一枚原子弹这件事是对西方同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威胁。
（四）戴高乐未能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一事使盟国感到失望。
巴黎的外交及政治界人士说，戴高乐正在寻找一个能改变美国和俄国在外交政策中的支配地位的代替办法。
他们相信，戴高乐认为最好的代替办法是俄国人同法国人之间及早进行和不断进行会谈。法国担任了这样的角色以后就将成为欧洲的发言人。
某些人士担心戴高乐可能准备在必要时拆散欧洲的超国家体系和废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戴高乐的亲信们坚称这完全歪曲了戴高乐的态度。
然而，戴高乐的一些决定已经大大限制了法国在军事上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组织问题上和法国在这个组织内应居于怎么样的地位问题上，他同一些主要盟国之间也闹着别扭。
【美联社巴黎２１日电】法国政府内部在阿尔及利亚政策上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分裂，以致某些法国报纸猜测说，德勃雷总理可能辞职。
意见的基本分歧一直被严密掩饰着，因为戴高乐总统亲自掌握着总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然而现在，戴高乐要求他的部长们对国家的这个头号问题表示意见，问他们怎样办才能迅速结束叛乱。预料部长们将在下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
据悉内阁在这个问题上分裂成三种意见。有一批人抱有自由主义的意见，衷心赞成戴高乐对被监禁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采取的赦免措施和一切走向和平解决的行动。据悉司法部长密路勒、教育部长布洛希和运输部长布隆属于这一派人。
同他们对立的一批人，则赞成采取严厉的军事行动以剿灭叛乱。苏斯戴尔、国防部长居约马和退伍军人部长特里布列是鼓吹这种意见的人。德勃雷总理似乎也倾向于这个方向。
正式说来，第三派人是中立的，因为这些部长们从来没有申述自己的意见。财政部长比内和负责文化事务的部长马尔罗，属于这一派人。
企业领导滥用职权谁要批评把谁解雇联盟组织独断专行一切内定不准讨论
【本刊讯】７月２３日“共产主义者”发表了里斯托维奇的一篇长文章，承认某些企业的领导人对批评他们的工人和职员采取报复手段，滥用职权，并任意非法解雇他们。摘要如下：
在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准备的一份通报中写道：
“从表面上看来解雇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合理的。但是企业在解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上，有时却反映了个别工人与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和家庭的联系。在吸收新工人和从企业中开除多余的工人方面出现了偏爱徇私现象。
有时也发生个别领导人对那些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的胡作非为和错误行为的“不称心”的工人表现出个人的厌烦情绪。
企业成员中的个别直接领导者直接参与决定解除多余的工作职务以及建议解雇多余的工人。在必要的时候，有时他们还举出所建议开除的工人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和已忘却的过失，无缘无故地把他们说得比其他工人坏”。
从南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收到的请求书、申诉书和书面报告中举出几个例子来看，上面的论断不是毫无根据的。
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个鱼场，有一名工人因为企业滥用社会财产而提出书面意见。由于这个书面意见，这个工人很快地受到了无故的冷待。先把他安置在不适合的工作岗位，后来又派他去当通讯员，最后就把他解雇了。
在马里博尔运输企业工作的一位女工被开除了，原因是她无理地批评了经理，因为经理没有通知管理机构也未经它的同意就出卖基本材料、在工作时间喝酒、把认真工作的工人从企业中开除出去、不经管理机构的同意擅自把自己喜欢的人介绍来工作。这位女工所列举的材料属实。但是这件事被经理知道了，于是便把她开除了。
克鲁舍瓦茨一家面包企业的一个女工公开地批评了企业中的某些违法现象。她没有得到企业的支持，于是她就在内部作工作，反对一个工长的犯罪行为。后来一些人控告她“从事间谍活动”，诬告她“使领导人处于二种不愉快的境地”。很快地，这位女工接二连三地接到了六个关于解雇的决定，最后不得不离开企业。
显然，有许多人不轻易允许在劳动关系方面的民主和全体员工的扩大了的权利。为了掩饰自己的胡作非为，开始时他们说服工人委员会作出解除某个工人职务的决定，后来竟使厂委会作出决定开除那些控告他们的工人。
采取这种惩治的方法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地研究法定的章程，即企业有责任根据人们的技术情况来分配他们的工作，而某些人就利用这个空子，根据对某人的好感和反感来分配工作。
下面的一个例子也证实了这一点。贝尔格莱德某一个企业举行了一次党的秘密会议，在这次党的会议上向党员宣读了税率。关于企业的内部储备、报酬原则以及工作情况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却只字未提，而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却不得不同意党的秘密会议的决定。这次会议的秘密被揭示以后，人们说：“那里已对所有的事情作出了决定，我们还有什么可讨论的”。
党员似乎容忍类似这种作法的情况，他们对一些个别人在他们的背后破坏正常的社会主义民主保持沉默。
【本刊讯】“斯德哥尔摩新闻”报７月３１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作出的榜样”的社论。
社论说，“全体中国人民都在工作和劳动，以便建设工厂，逐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生产的增长数字令人十分钦佩。据美国的可靠资料，１９５８年增产钢一倍多。许多重要产品的产量增加了６０％至９０％。只要想到中国人是白手起家，这件事听起来就几乎是幻想和难以置信。”
报纸在谈到中国人民的劳动热忱时说，“如果数亿人日以继夜地从事有益的事情，那么这就会见效”。
这家报纸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中国人民因从事强迫劳动而经受“痛苦”这种论调表示怀疑，报纸写道：“在观察目前所发生的情况时，必须以不久前存在的另一个中国为背景。有关战前中国的可靠材料和其他材料表明，以前几乎每年都有成百万人死于饥饿和流行病。现在还保存有英国人作的详细的考查材料，证明穷人的孩子还只有五六岁就被父母廉价卖给‘厂主’作奴隶”。
“斯德哥尔摩新闻”写道，中国的发展对整个亚洲的发展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