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华盛顿１４日电】副总统尼克松在一个无线电和电视节目中回答参议员基廷（纽约州）的问题的时候说：“我们认为，就真正的和平来说，前景是良好的。然而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想到有儿点是值得注意的。
例如，如果我们认为赫鲁晓夫先生访美和举行最高级会议（如果举行的话）能使我们认为有理由来削弱我们的国防，那末和平的前景就会受到损害。我们必须记住，就象赫鲁晓夫对我们说过、我们也对他说过的那样，重要的是我们每一方为了缓和紧强局势而采取的行动，而不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说过的一切话。但是我认为，和平的前景是良好的，这主要是因为……全世界人民不希望战争。苏联人民主张和平。这就是我们受到如此盛大的欢迎的原因之一。这会对任何可能想要战争的政府领袖有所约束。”
副总统说，“从许多方面来看”，赫鲁晓夫在美国所看到的事情可能促进和平事业。
他说，”首先他有机会同美国总统面对面坐着讨论我们有意见分歧的某些重大问题。虽然总统已经表明（他也应该表明），他不会在他的盟国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谈判，然而他能同赫鲁晓夫先生讨论某些重大问题，而且我认为，他也许能使赫鲁晓夫对我们的真正意圆有正确的了解，并向他表明，我们的人民和政府是希望和平的，但是我们的人民并不是那样渴望和平因而不敢维护我们的权利以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陷于危险中的朋友和盟国的权利。我认为赫鲁晓夫先生会认识到这种态度，我深信这种态度对他是很有作用的。”
副总统说：“除此之外，和平事业还可以由于他（赫鲁晓夫）在我国各地旅行而得到帮助，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美国。他从他的那些到过这里来的代理人那里得到的报告是被涂上一层颜色的，因为他们告诉他的是他所要听的事情。他们是用共产党的眼光来看美国的。”
【美联社华盛顿１４日电】尼克松在电视和无线电录音节目中回答参议员蒙特（南达科他州）的问题的时候说，他在最近访问苏联的时候同赫鲁晓夫进行的会谈说明，这位苏联领袖对美国的团结一致、美国的经济力量和美国人民的政治哲学有着不正确的看法。
这位副总统接着说，当赫鲁晓夫到美国来的时候，他将看到他在这些问题上对美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尼克松接着说：“这并不是说，他将相信他所看到的事情，因而他将不信仰共产主义。但是这的确意味着当他回到苏联的时候，他将根据事实作出外交政策方面的决定，他将认识到我们是强大的、坚定的。”
【美联社华盛顿１４日电】苏联大使缅希科夫是在星期四同墨菲就赫鲁晓夫访问的细节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以后对记者说，他的大使馆收到了美国各地的城镇、组织和个人寄来的要求赫鲁晓夫前去访问的许多请柬。他说，“如果看遍所有这些地方，大概需要在这个国家花一年时间。”
他又说，苏联总理大概将在美国逗留十二、三天。
【本刊讯】“纽约先驱论坛报”１３日在“今日与明日”栏刊载了李普曼所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国际生活中的事实”。摘要如下：
于于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互相访问的意义并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这不过是承认今天世界上的基本事实，这就是和平或战争问题将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作出决定。只有苏联和美国才能发动一场核战争，因此也只有它们才能作出意味着和平或者战争的最后决定。它们不能把最后决定权交给它们的盟国。
这些就是二十世纪中叶的生活中的事实，由于这些事实，每当冷战达到一个不能和解的冲突点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就必须设法绕过它。这就是它们在１９５５年在日内瓦所做的事情，当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随后在德国问题上出现了四年之久的静止状态。这大概就是它们在１９５９年要再做的事情。十有八九不会就任何明文规定的解决办法达成协议，但是很可能找到一个办法避免在柏林问题上摊牌。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办法的话，那将是因为莫斯科和华盛顿已经认定它们无意在柏林问题上爆发一场世界战争。
我们西方联盟内部的真正分歧就是：阿登纳和戴高乐认为赫鲁晓夫先生是在柏林问题上进行虚声恫吓，可是英国却认为他不是在虚声恫吓，我们也认为不是那样。……不幸他能做很多事情……
两国会谈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很尖锐的。那就是这种相互访问对于在美国的难民的影响以及对于东欧地下抵抗运动的影响。毫无疑问，如果鼓励东欧反叛并且在发生反叛时给予支持的政策是美国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的话，那么这种访问根本就不会举行了。但是这不是我国的政策，如果说那曾经是我们的政策的话，它早就抛弃了。我们在东德、波兰和匈牙利发生反叛期间并没有进行干涉。而且事实上——虽然我们并没有公开表示——我们所采取的看法是：欧洲的自由不应该通过革命取得，而应该通过演化取得。
【美联社伦敦１４日电】英国官员们星期五说，他们预料，麦克米伦和艾森豪威尔在总统本月晚些时候访问英国时，将要考虑重提召开最高级会议的主张。
接近麦克米伦的人士私下强调说，麦克米伦坚决相信，东西方的紧张局势唯有通过各国高级领导人的不断亲自接触才能得到缓和。因此，英国政府赞成赫鲁晓夫９月１５日的美国之行以及艾森豪威尔回访苏联的计划。
【合众国际社联合国１３日电】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今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四大国秘密裁军会谈问题的时候认为，如果这些会谈是为联合国最后采取的行动铺平道路，那是“非常有益的”。
他明确地表示，他认为裁军是联合国的主要责任。他说他欢迎任何能帮助联合国达成裁军协议的会谈。至于英、法、俄、美目前进行的会谈，他并不认为这是同联合国争权。
他说，“关于这种会谈在联合国之内或联合国之外进行的问题，目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哈马舍尔德说，裁军会谈仍然在大国之间进行，并且仍在就这个问题同他磋商。
他说，如果没有以任何方式把裁军问题列入９月开幕的联合国大会议程的话，他将亲自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
哈马舍尔德还说：
——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赫鲁晓失总理即将进行的互相访问“肯定会影响这里的气氛，使它朝积极的、非常受欢迎的方向发展”。
他说，他对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会谈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寄以很高的希望。
——赫鲁晓夫打算访问联合国总部，但是没有通知访问日期。
【美新处加拿大日内瓦公园１４日电】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帕森斯今晚说，西方在亚洲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务使自由的亚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权利的斗争不致因为缺乏谅解和支持而失败。
帕森斯在这里举行的库契钦湖会议第二十八届年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今天亚洲局势中最重要的事实是继续进行的亚洲革命，这是从我们西方自己的自由主义革命中取得很大鼓舞的一种革命。”承认亚洲正经历深刻的变动诬蔑共产主义是“独裁制度”
帕森斯说，“我认为我们西方在亚洲必须正视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那里所发生的日益加紧的、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动。历史正在亚洲重演。
“可是，同我们美国的革命对比起来，亚洲的革命是在世界历史的关键时期爆发的。在我们二十世纪，由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崛起，已经展开了一场全世界范围的斗争。共产党统治者们所声明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的制度推广到全世界。中共政权目前名义上的领袖刘少奇有一次说过：‘共产党员最基本最一般的责任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要把目前的世界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世界。’
“我们从经验中知道刘少奇和他的同伴企图在全世界建立的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剥去它的骗人语言，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以革命运动姿态出现的有组织的、残暴无情的独裁制度。”承认亚洲人民仇恨帝国主义吹嘘西方的“自由民主”信念
帕森斯说，“另一方面，是我们相信自由和承继１８和１９世纪伟大的自由民主传统的人们。不论我们把我们的制度叫什么名称，我们大家都珍爱着同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某些信念。
“不幸，西方国家在同亚洲打交道时，并不是总是忠于我们的一切信念的。虽然它们在国内促进自由主义革命，但是它们同时使大部分亚洲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在它们的殖民统治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幸的弊端：镇压民族主义、剥夺政治权利、种族歧视以及经济剥削。因此，亚洲各民族人民虽然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民主革命的理想的鼓舞，可是对西方本身表现出很大的怀疑，甚至仇恨，这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殖民时代的残余是西方国家同亚洲关系中非常严重的障碍。在太平洋战争中，有人利用它来损害了我们的利益。今天，共产党人利用它，拼命使自己在别人眼中显得是’解放者’和亚洲各民族人民的自由战士，从而使人们不注意他们自己的阴谋。”
承认我国的力量强大声称美在远东负有沉重的“责任”帕森斯说，“东西方国家中，美国在远东负有特别沉重的责任。在其盟国苏联支持下的共产党中国的力量和那个地区自由国家的力量之间有很大的悬殊，因此，如果要防止这个地区沦入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话，需要某个外部国家的实力来弥补这个差别。这是美国并不谋求但却不得不起的作用，特别是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共产主义企圆征服那个地区以后。我们的共同防御体系以及我们自己在远东的存在，现在构成了防止共产主义重新发动侵略的最重要的威慑力量。”反诬我国在老挝挑起危机离间亚洲人民同我国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当然认识到，我们阻挠了共产帝国主义的道路，他们从１９４９年取得政权之日起就一直特别仇恨美国。北平‘人民日报’在１９５３年坦率表明了这一点。它说：‘只有把美国侵赂者击败和驱逐以后，才能实现亚洲的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所有亚洲国家必须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团结起来。’
“实际上，他们的行动——这跟他们的宣传截然不同——表明共产党人害怕亚洲革命成功，而且竭力阻挠革命成功。他们制造紧张局势和冲突，因为这些会使新近独立的国家感到困扰和得不到安宁，而这种安宁是这些国家为了建立它们的国家生活而需要和热切希望的。目前，他们在那个对别国毫无伤害的小小的老挝王国挑起的危机，就是一个完全说明问题的例证。人们不禁会作出这样结论：共产党人本身是真正的反革命派。
“当我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远东的时候，亚洲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看法的演变给我很深的印象。当然，共产党人自己的行动是促成这个演变的一大刺激力量，这些行动是在他们的制度的逼迫下采取的。”诬蔑人民公社和我平息西藏叛乱鼓吹西方“援助”亚洲“自由”国家
帕森斯说，“中国共产党人也在史无前例地试圆从中国农村的人力中榨取更多的生产。人民成群地被驱入所谓‘公社’……在整个亚洲，公社戏剧性地表明了，在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人们必须为生产付出多么可怕的代价。对西藏自由的镇压也许已给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共产党人企圆扑灭西藏的反叛和试图摧毁独特的西藏宗教和文化所采取的方式，也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破除亚洲人关于共产党中国装出的‘和平共处’姿态的幻想。”
帕森斯说，“从长远看来，将要由亚洲人来作出判决，但是我敢说，在１９５９年自由的亚洲国家内就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亚洲革命的希望更多地与今天的西方联系在一起，而更少地与共产主义的预言家联系在一起。”
如果这种进程继续下去，这就意味着我们西方人的责任不仅在于保证亚洲自由国家的安全使它们免遭共产主义的侵蚀，我们还必须重新致力于帮助他们进行争取自由和社会进步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