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18日参考消息 第4版

    【本刊讯】联合国文教组织的“使者月刊”4月号刊载了法国著名电影艺术史家乔治·萨杜尔撰写的一篇题为“摄制影片不再是几个国家的特权了”的文章,着重地介绍了亚、非、拉丁美洲电影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现将亚洲部分摘要如下:
    直到十年或十五年前左右,仿佛摄影制片只是五、六个大国的特权。从那时起,一般人已经逐渐认识到,影片生产实际上是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交流的媒介,而且在五十多个国家里,它已经成为一项迅速发展的工业。
    1950年以后,在威尼斯、戛纳、卡罗维·发利和柏林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所颁发的奖金,使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日本的电影工业和具有十四种语言的印度影片上来;自从1925年以后,日本摄制的故事片比好莱坞还多。当西方最后终于发现了东方制片工业的基础极为巩固时,富有各民族风格的新派别也相继产生了。像印度尼西亚制片家苏卡第摄制的“残废者”那样缠绵悱恻、非常动人的影片,或者像锡兰制片家利斯派尔斯摄制的“命途多舛”那样充满诗意般美丽的影片,都表明有些国家差不多在获得独立的同时,也具有了本国的电影艺术。
    亚洲第一个摄制影片的国家是日本,它是从1910年开始的;紧接着就是中国、朝鲜和印度。1927年,上海摄制故事片九十部,比法国还多,但知道这事的人很少。中国摄制的影片很快就达到了高度的水平。我在北京中央电影资料馆里,得以看见几部在三十年代摄制的中国影片,其中包括蔡楚生摄制的“迷途的羔羊”,和袁牧之摄制的“马路天使”,在任何一点上,它们都可以和同时期西方最优秀的影片相媲美,而且也已经带有一种“新现实主义”的色彩了。
    今天,中国正有二十几个电影制片厂在许多省份里建立起来。尽管在1958年中,电影售票总数为二十六亿张,平均每人才四张,但是比起1945年来,还是高了三、四十倍;如果以本国的电影售票总数来比较的话,那么中国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已成为世界第二或第三个具有电影观众最多的国家了。
    至于日本,影片的数量和观众数量都是很高的,而且质量也是如此。1957年,摄制了四百四十三部;1958年,大概摄制了五百二十部;看电影的人数为十亿人次,平均每年每个居民看十二次电影。从1921年以来,衣笠、沟口健二,五所平之助和清水已经进入世界制片权威的行列。
    从1950年以来,由于衣笠的“地狱门”,黑泽明的“罗生门”和沟口健二的“春子的一生”、“漂亮的女人”大获成功,许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认为日本大多数影片,当然指最好的那些,都是以描述武士道为其主题的作品。
    事实上,日本大多数影片,包括最优秀和最大胆的作品在内,都是处理近代主题的,不过在西方很少人知道罢了。自从1951年以后,由于今井正“不,我们要活下去”和山本萨夫的“没有太阳的街”,新藤兼人的“原子弹灾难下的孤儿”,山村聪的“蟹工船”,成濑喜男的“母亲”和五所平之助的“烟囱林立的地方”,新现实主义在日本群岛燃起的火焰比在意大利半岛还要灿烂辉煌。我们也要记得,黑泽明,当今最杰出的制片人之一,不但摄制了“罗生门”和“七个武士”,而且还拍摄了“活下去”和“命运注定了的”,在这些影片里,他以一种堪与伟大的小说家或画家相匹敌的深度和理解力处理了今天日本的问题。
    在香港,每年摄制二百部影片,在菲律宾,有一百部左右,在北朝鲜约有七十部。虽然这些影片和年青的充满活泼朝气的印度尼西亚的影片(印尼1956年共摄制影片七十五部)都是些除东南亚地区外差不多就没有人知道的影片。
    印度影片是以十四种语言摄制的。印度共有三个制片中心。最新的一个是在南部。西部的一个(以孟买为中心)历史最为悠久。现在要求进口印度影片的,不但在东方日益增加,而且竟远达摩洛哥。
    在东海岸,已往二十几年里加尔各答各电影制片厂一直是辉煌灿烂的出品的中心。这里是泰戈尔的故乡,重要的影片都受到孟加拉近代文学杰作的影响。
    事实上,印度当代最伟大的制片家中的两位都是孟加拉人:拍摄“两亩地”的洛埃首先发起“新剧院”运动;萨恰吉特雷,他拍摄“大路之歌”和“不可征服的人”,曾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1950—58年,伊朗摄制了九十部影片,也就是比已往五十年中的全部摄制的影片多五、六部。
    尽管土耳其的电影艺术的优点还未见分晓,但是,在这几年中伊斯坦布尔几家制片厂所摄制的五十多部影片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数量有时就是质量的先驱。


    【美联社波兰索斯诺维茨16日电】赫鲁晓夫星期四庄严地保证,苏联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决不对任何人发动战争。他是在第三次国际矿工工会代表大会上对欢呼的代表们讲话时这样说的。
    他说:“我向你们作庄严的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决不、决不、决不对任何人发动战争。”
    他预言,“下次战争将意味着全人类的灾难”,并说,他认为资本家们也明白这一点。
    他预言,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用“斗争”的办法,但不是打仗。
    他说:“我相信这一点,正如我相信明天太阳要出来一样。”
    赫鲁晓夫说,他在最近曾对来访的美国人说:“我们比你们强大。你们没有洲际弹道导弹。你们发射上去的火箭里装的东西只有桔子大,而我们发射上去的火箭中能够装载好几吨东西。
    “想一想吧,我们的导弹中能够装载的炸弹有多么大,而你们的导弹中能够装载的炸弹却多么小。你们不能和我们相比。”
    赫鲁晓夫说,在1939年,英国和法国希望打仗,但是希望这个仗是在希特勒和苏联之间打起来。
    他问道:“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协定是不是对呢?在当时他是对的。”


    【本刊讯】伦敦“泰晤士报”7月15日以“患难朋友”为题发表社论说:
    那些欢迎赫鲁晓夫先生到华沙的旗帜和鲜花同他上次的访问一定是一个令人安心的对比。他上次访问是在1956年10月间,当时波兰威胁着要像匈牙利那样爆发公开的反抗。但是在最近三年内,哥穆尔卡先生的狡猾的手段却一直使波兰人留在怀抱以内。他们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都采取和俄国人相同的立场,另外还提出了腊帕茨基计划。他们参与谴责南斯拉夫。他们的对外贸易平衡在1957年曾经由于输入消费品来满足工人的要求而危险地转入对他们不利的情况,但是现在却已经恢复。甚至工业增长的速度——它曾经被允许放慢——现在也将同苏联七年计划的速度相提并论。
    然而,波兰的生活仍然是同东欧其他国家的生活很不相同的。在1956年10月以后,集体农庄几乎已经全部放弃,虽然哥穆尔卡先生由于担心农业中缺乏机械化,正在试图用比较松弛的农业合作化的办法来诱使农民从浅处回去。天主教会自负它不依靠这个政权而独立,并且有时候甚至蔑视这个政权。它在议会中的成员构成了任何一个东欧国家的议会中唯一有力的反对派。作家们和记者们再一次受到检查的妨碍,但是他们所发表的批评的数量仍然是惊人的——而如果这些批评得不到发表的话,他们是有愤怒抗议的自由和勇气的。这些越轨的情况有时候使哥穆尔卡先生发愁。
    赫鲁晓夫下个月将要周游斯堪的纳维亚,并且大概会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宣扬他的论点,即波罗的海应该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和平之海”。这种主张投合波兰人的心意。他们也正在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虽然那个让波兰参加外长会议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多大效果,但是波兰仍然认为它在德国人手中所遭受的特别大的苦痛使它的见解有资格得到特殊的考虑。波兰的最大的担心——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担心——是担心武装起来的和重新统一的德国的复活。哥穆尔卡先生所主要寻求的是在不改变欧洲地图的情况下国际紧张局势的全面缓和。
    不管这两个人在1956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分歧,但是他们现在却彼此成为最好的朋友和互祝成功。


    【法新社桑尼涅勒16日电】杜伯曼总统宣布说,在今天于此地开幕的西非“三大国秘密会谈的日程上包括非洲统一的问题”。
    他说,三大国会谈议程上的其他问题将是:非洲的自由与独立;法属喀麦隆;种族歧视;法国即将在撒哈拉进行的核试验;非洲独立国家会议。
    杜伯曼是在会谈的开幕式上宣布这个议程的。议程上竟然没有提到阿尔及利亚问题。这里的观察家认为,议程上略去这一问题表明,即使会谈非正式地讨论了阿尔及利亚问题,最后会谈的公报上也不会载明这一点。
    杜伯曼并且宣布说,会谈将是严格探讨性的。他说,这次会谈将不会做出任何决定。
    恩克鲁玛和杜尔后来也赞同这个声明。
    杜伯曼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时,有力的重申了利比里亚政府提出的自由和有主权的国家建立联合的建议,他又说:“我们认为目前关于非洲团结的任何讨论都应该是探讨性的。在其他已确定独立日期的非洲领地取得独立、与其他独立国家一道进行协商并能作为基本成员正式参加以前,不应就这样一个影响深远、复杂而微妙的问题的协议做出决定。”
    恩克鲁玛在答复杜伯曼的发言时重申他的建立联盟的建议,他说:“我有充分的现实感使我知道我们不能在一昼夜之间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联盟,但是我深信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所能做得到,我们也能做得到。”
    杜尔对与会者打了一个比喻,其中的含义表明他既不支持杜伯曼的意见,也不支持恩克鲁玛的意见。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讯】7月5日美国农业部报道说,苏联食糖生产量正在急速地增加。
    该部估计,苏联1958—59年度食糖生产量为5,690万短吨,而上年度同期则仅为580万吨。苏联食糖生产量的增加是由于种植甜菜的较大面积和新的食糖工厂的建立。该部报道,在1958—59年度里,在苏联有11个新的炼糖厂投入生产;甜菜的种植面积已从1957年的530万英亩增长到1958年的590万英亩及1959年的730万英亩。


    【法新社蒙罗维亚16日电】参加非洲三巨头会议的几内亚总统杜尔昨晚在桑尼涅勒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反对在非洲存在殖民国家,主张非洲大陆全部解放。他着重指出,“我们在这里举行会议,有三个主要原因:一,开辟新的发展途径,二,确定走上这条途径的手段,三,在我们国家的人民带来他们所希望的和平和幸福。”
    杜尔对于在某些非洲国家中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不平等表示遗憾。他说,“所以非洲人民将实现统一。我们不愿意使用暴力。我们的力量在于正义和人们心中的信念。非洲各国人民将巩固自己的特性,将在经济上组织起来,将致力于恢复受压迫人民的应有权利。”


    【本刊讯】6月15日“泰晤士报”报道,近年来俄国在钢铁生产方面的先进成绩已促使人们有把这方面主要的苏联刊物“钢”按月译成英文的想法。这个刊物已出版十九年,但是直到目前,这本刊物上登载的许多有意思的事实大部未为英国所认识。
    现在英国钢铁研究所逐月出版英文版,时间约晚三个月以使有翻译和印刷时间。发起这一计划的钢铁研究所、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同“钢”杂志方面已谈判成功。一位研究所人员说,俄国人对这计划“极为热情”;他们希望按月收到研究所译本的最后清样。
    英国技术人员特别感兴趣的多半是鼓风炉生产,连续铸锭等方面,连续铸锭目前在苏联已广泛采用,但在英国只有两个小工厂采用,在美国根本没有。


    【本刊讯】联合国文教组织的“使者月刊”4月号刊载了法国著名电影艺术史家乔治·萨杜尔撰写的一篇题为“摄制影片不再是几个国家的特权了”的文章,着重地介绍了亚、非、拉丁美洲电影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现将亚洲部分摘要如下:
    直到十年或十五年前左右,仿佛摄影制片只是五、六个大国的特权。从那时起,一般人已经逐渐认识到,影片生产实际上是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交流的媒介,而且在五十多个国家里,它已经成为一项迅速发展的工业。
    1950年以后,在威尼斯、戛纳、卡罗维·发利和柏林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所颁发的奖金,使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日本的电影工业和具有十四种语言的印度影片上来;自从1925年以后,日本摄制的故事片比好莱坞还多。当西方最后终于发现了东方制片工业的基础极为巩固时,富有各民族风格的新派别也相继产生了。像印度尼西亚制片家苏卡第摄制的“残废者”那样缠绵悱恻、非常动人的影片,或者像锡兰制片家利斯派尔斯摄制的“命途多舛”那样充满诗意般美丽的影片,都表明有些国家差不多在获得独立的同时,也具有了本国的电影艺术。
    亚洲第一个摄制影片的国家是日本,它是从1910年开始的;紧接着就是中国、朝鲜和印度。1927年,上海摄制故事片九十部,比法国还多,但知道这事的人很少。中国摄制的影片很快就达到了高度的水平。我在北京中央电影资料馆里,得以看见几部在三十年代摄制的中国影片,其中包括蔡楚生摄制的“迷途的羔羊”,和袁牧之摄制的“马路天使”,在任何一点上,它们都可以和同时期西方最优秀的影片相媲美,而且也已经带有一种“新现实主义”的色彩了。
    今天,中国正有二十几个电影制片厂在许多省份里建立起来。尽管在1958年中,电影售票总数为二十六亿张,平均每人才四张,但是比起1945年来,还是高了三、四十倍;如果以本国的电影售票总数来比较的话,那么中国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已成为世界第二或第三个具有电影观众最多的国家了。
    至于日本,影片的数量和观众数量都是很高的,而且质量也是如此。1957年,摄制了四百四十三部;1958年,大概摄制了五百二十部;看电影的人数为十亿人次,平均每年每个居民看十二次电影。从1921年以来,衣笠、沟口健二,五所平之助和清水已经进入世界制片权威的行列。
    从1950年以来,由于衣笠的“地狱门”,黑泽明的“罗生门”和沟口健二的“春子的一生”、“漂亮的女人”大获成功,许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认为日本大多数影片,当然指最好的那些,都是以描述武士道为其主题的作品。
    事实上,日本大多数影片,包括最优秀和最大胆的作品在内,都是处理近代主题的,不过在西方很少人知道罢了。自从1951年以后,由于今井正“不,我们要活下去”和山本萨夫的“没有太阳的街”,新藤兼人的“原子弹灾难下的孤儿”,山村聪的“蟹工船”,成濑喜男的“母亲”和五所平之助的“烟囱林立的地方”,新现实主义在日本群岛燃起的火焰比在意大利半岛还要灿烂辉煌。我们也要记得,黑泽明,当今最杰出的制片人之一,不但摄制了“罗生门”和“七个武士”,而且还拍摄了“活下去”和“命运注定了的”,在这些影片里,他以一种堪与伟大的小说家或画家相匹敌的深度和理解力处理了今天日本的问题。
    在香港,每年摄制二百部影片,在菲律宾,有一百部左右,在北朝鲜约有七十部。虽然这些影片和年青的充满活泼朝气的印度尼西亚的影片(印尼1956年共摄制影片七十五部)都是些除东南亚地区外差不多就没有人知道的影片。
    印度影片是以十四种语言摄制的。印度共有三个制片中心。最新的一个是在南部。西部的一个(以孟买为中心)历史最为悠久。现在要求进口印度影片的,不但在东方日益增加,而且竟远达摩洛哥。
    在东海岸,已往二十几年里加尔各答各电影制片厂一直是辉煌灿烂的出品的中心。这里是泰戈尔的故乡,重要的影片都受到孟加拉近代文学杰作的影响。
    事实上,印度当代最伟大的制片家中的两位都是孟加拉人:拍摄“两亩地”的洛埃首先发起“新剧院”运动;萨恰吉特雷,他拍摄“大路之歌”和“不可征服的人”,曾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1950—58年,伊朗摄制了九十部影片,也就是比已往五十年中的全部摄制的影片多五、六部。
    尽管土耳其的电影艺术的优点还未见分晓,但是,在这几年中伊斯坦布尔几家制片厂所摄制的五十多部影片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数量有时就是质量的先驱。


    【美联社波兰索斯诺维茨16日电】赫鲁晓夫星期四庄严地保证,苏联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决不对任何人发动战争。他是在第三次国际矿工工会代表大会上对欢呼的代表们讲话时这样说的。
    他说:“我向你们作庄严的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决不、决不、决不对任何人发动战争。”
    他预言,“下次战争将意味着全人类的灾难”,并说,他认为资本家们也明白这一点。
    他预言,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用“斗争”的办法,但不是打仗。
    他说:“我相信这一点,正如我相信明天太阳要出来一样。”
    赫鲁晓夫说,他在最近曾对来访的美国人说:“我们比你们强大。你们没有洲际弹道导弹。你们发射上去的火箭里装的东西只有桔子大,而我们发射上去的火箭中能够装载好几吨东西。
    “想一想吧,我们的导弹中能够装载的炸弹有多么大,而你们的导弹中能够装载的炸弹却多么小。你们不能和我们相比。”
    赫鲁晓夫说,在1939年,英国和法国希望打仗,但是希望这个仗是在希特勒和苏联之间打起来。
    他问道:“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协定是不是对呢?在当时他是对的。”


    【本刊讯】伦敦“泰晤士报”7月15日以“患难朋友”为题发表社论说:
    那些欢迎赫鲁晓夫先生到华沙的旗帜和鲜花同他上次的访问一定是一个令人安心的对比。他上次访问是在1956年10月间,当时波兰威胁着要像匈牙利那样爆发公开的反抗。但是在最近三年内,哥穆尔卡先生的狡猾的手段却一直使波兰人留在怀抱以内。他们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都采取和俄国人相同的立场,另外还提出了腊帕茨基计划。他们参与谴责南斯拉夫。他们的对外贸易平衡在1957年曾经由于输入消费品来满足工人的要求而危险地转入对他们不利的情况,但是现在却已经恢复。甚至工业增长的速度——它曾经被允许放慢——现在也将同苏联七年计划的速度相提并论。
    然而,波兰的生活仍然是同东欧其他国家的生活很不相同的。在1956年10月以后,集体农庄几乎已经全部放弃,虽然哥穆尔卡先生由于担心农业中缺乏机械化,正在试图用比较松弛的农业合作化的办法来诱使农民从浅处回去。天主教会自负它不依靠这个政权而独立,并且有时候甚至蔑视这个政权。它在议会中的成员构成了任何一个东欧国家的议会中唯一有力的反对派。作家们和记者们再一次受到检查的妨碍,但是他们所发表的批评的数量仍然是惊人的——而如果这些批评得不到发表的话,他们是有愤怒抗议的自由和勇气的。这些越轨的情况有时候使哥穆尔卡先生发愁。
    赫鲁晓夫下个月将要周游斯堪的纳维亚,并且大概会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宣扬他的论点,即波罗的海应该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和平之海”。这种主张投合波兰人的心意。他们也正在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虽然那个让波兰参加外长会议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多大效果,但是波兰仍然认为它在德国人手中所遭受的特别大的苦痛使它的见解有资格得到特殊的考虑。波兰的最大的担心——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担心——是担心武装起来的和重新统一的德国的复活。哥穆尔卡先生所主要寻求的是在不改变欧洲地图的情况下国际紧张局势的全面缓和。
    不管这两个人在1956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分歧,但是他们现在却彼此成为最好的朋友和互祝成功。


    【法新社桑尼涅勒16日电】杜伯曼总统宣布说,在今天于此地开幕的西非“三大国秘密会谈的日程上包括非洲统一的问题”。
    他说,三大国会谈议程上的其他问题将是:非洲的自由与独立;法属喀麦隆;种族歧视;法国即将在撒哈拉进行的核试验;非洲独立国家会议。
    杜伯曼是在会谈的开幕式上宣布这个议程的。议程上竟然没有提到阿尔及利亚问题。这里的观察家认为,议程上略去这一问题表明,即使会谈非正式地讨论了阿尔及利亚问题,最后会谈的公报上也不会载明这一点。
    杜伯曼并且宣布说,会谈将是严格探讨性的。他说,这次会谈将不会做出任何决定。
    恩克鲁玛和杜尔后来也赞同这个声明。
    杜伯曼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时,有力的重申了利比里亚政府提出的自由和有主权的国家建立联合的建议,他又说:“我们认为目前关于非洲团结的任何讨论都应该是探讨性的。在其他已确定独立日期的非洲领地取得独立、与其他独立国家一道进行协商并能作为基本成员正式参加以前,不应就这样一个影响深远、复杂而微妙的问题的协议做出决定。”
    恩克鲁玛在答复杜伯曼的发言时重申他的建立联盟的建议,他说:“我有充分的现实感使我知道我们不能在一昼夜之间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联盟,但是我深信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所能做得到,我们也能做得到。”
    杜尔对与会者打了一个比喻,其中的含义表明他既不支持杜伯曼的意见,也不支持恩克鲁玛的意见。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讯】7月5日美国农业部报道说,苏联食糖生产量正在急速地增加。
    该部估计,苏联1958—59年度食糖生产量为5,690万短吨,而上年度同期则仅为580万吨。苏联食糖生产量的增加是由于种植甜菜的较大面积和新的食糖工厂的建立。该部报道,在1958—59年度里,在苏联有11个新的炼糖厂投入生产;甜菜的种植面积已从1957年的530万英亩增长到1958年的590万英亩及1959年的730万英亩。


    【法新社蒙罗维亚16日电】参加非洲三巨头会议的几内亚总统杜尔昨晚在桑尼涅勒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反对在非洲存在殖民国家,主张非洲大陆全部解放。他着重指出,“我们在这里举行会议,有三个主要原因:一,开辟新的发展途径,二,确定走上这条途径的手段,三,在我们国家的人民带来他们所希望的和平和幸福。”
    杜尔对于在某些非洲国家中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不平等表示遗憾。他说,“所以非洲人民将实现统一。我们不愿意使用暴力。我们的力量在于正义和人们心中的信念。非洲各国人民将巩固自己的特性,将在经济上组织起来,将致力于恢复受压迫人民的应有权利。”


    【本刊讯】6月15日“泰晤士报”报道,近年来俄国在钢铁生产方面的先进成绩已促使人们有把这方面主要的苏联刊物“钢”按月译成英文的想法。这个刊物已出版十九年,但是直到目前,这本刊物上登载的许多有意思的事实大部未为英国所认识。
    现在英国钢铁研究所逐月出版英文版,时间约晚三个月以使有翻译和印刷时间。发起这一计划的钢铁研究所、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同“钢”杂志方面已谈判成功。一位研究所人员说,俄国人对这计划“极为热情”;他们希望按月收到研究所译本的最后清样。
    英国技术人员特别感兴趣的多半是鼓风炉生产,连续铸锭等方面,连续铸锭目前在苏联已广泛采用,但在英国只有两个小工厂采用,在美国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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