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埃及“人民报”１１日在题为“俄国、印度和中国的计划工作经验”的文章中说：
中国的革命是要通过人民的团结和协调各个阶级的利益来实现它的计划，目前正在按照中国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的革命也必须实现广泛的工业化，但是是在重工业和轻工业，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突击的均衡的基础上来发展。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这个合适的办法取得的成功是动员和集体牺牲的历史中以及发展和复兴的历史中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在更大规模上宣布的，而且目标更加远大。
“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在１９６２年结束的时候，中国只用一半时间就会实现它的领袖预言要在二十年的时期中完成的一切。到那个时候，中国将在生产和经济力量方面占世界第四位，在亚洲和非洲占第一位。”
【美联社华盛顿８日电】一位看到共产党中国内部情况的巴西记者说，这个国家正在日益萧条，对它的估计过高，它至少还要三十年才能取得真正的力量。
“中国过多地侧重于工业发展，中国的工业力量目前实际上几乎不存在，在今后三十年中也不会存在。
巴西里约热内卢“新闻日报”的美国记者路易斯维兹尼泽在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的谈话中说，“中国并不是世界大国，中国的工业寥寥无几。”
这位记者最近在共产党中国访问了５０天。
他说，如果发生战争，共产党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危险的敌人。
“当我们谈到中国是一个大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中国并不是世界大国，对像朝鲜战争这种有限战争来说除外。
他继续说，共产党中国如此引以为自豪的工业根本不在进行生产。全国的工厂大部分停工待料。
他认为在清洁卫生和衣食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的印象是大多数中国人心满意足。“不准备发生叛乱”。
【本刊讯】美国“信使”杂志５月号刊载了哈罗德·瓦内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红色中国院外集团”。摘要如下：
脱离事实的情况从来没有象目前讨论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和美国给予承认的问题时这样明显。主张采取这两个步骤的人会说，他们自己也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和不愉快的，可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逃不掉的。他们说这是不能嘲弄的神秘的历史力量所决定的。
如果民主党在１９６０年当政，很可能出任国务卿的凯南先生最近就提出了这样一种颠倒的逻辑。他建议把福摩萨交给联合国，从而清算蒋介石。由于凯南的想法代表了许多“自由主义者”的倾向，他要求美国在亚洲投降的主张是极富有意义的。
杜鲁门政府的另一重要人物劳勒特正走遍全国，提出：美国承认红色中国是实现裁军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目前，美国的整个空气正充塞着“自由主义者”企圆为远东雅尔塔寻找理由的申辩之声。
我们可以看到，亲北平的新议论有如下主耍来源。
第一，也是最危险的来源，我们认为是那些在１９６１年以后可能掌握国家政策的高级民主党人士。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汉弗莱。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３日汉弗莱在新泽西的一个会议上对听众说，十二个月以内红色中国将被接纳进入联合国。另一位似乎已准备赞成承认的民主党高级人士是参议员格林。
现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外交政策咨询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艾奇逊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８日要求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全新的研究”。他提出了蒋介石不可能永远活下去的新论调。史蒂文森关于红色中国说话一向比较谨慎，现在却似乎正逐渐接近汉弗莱—格林的立场。
如果民主党１９６０年获胜，看来很可能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要进行激烈的修改。
但是如果舆论界中没有具有巨大影响的力量在起作用，迫使美国走向承认的话，思想现实的民主党政客们是不会企图使我国的对华政策逆转的。这种力量主要存在于大学、基金组织和教会之中。
这种宣传的温床之一是马萨诸塞州工艺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在邻近的哈佛大学另有一群这种在中国问题上制造混乱的人。这一群人的主角是费正清。
还有杜勒斯先生的前国务院的政策制订司司辰、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罗伯特·波维和中央情报局现任副局长、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埃默里。据说埃默里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曾经宣称：“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使美国人民认识到行必要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
另一批主张软化对红色中国政策的教育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佩弗最近在“民族”杂志上著文，极尽能事地主张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给以承认，并且放弃福摩萨。
同哥伦比亚大学密切相关的是“美国人大会”，全国各地都有该会的模仿者。１９５４年发表了一篇取得６０位有名的舆论界领袖同意的声明。声明说，美国抛弃“在任何情况下永远反对”红色中国政权在联合国中取得席位的“僵硬政策”的时刻已经到了。
关于红色中国问题的辩论中的另一个不稳的因素是美国“自由派”的教会人士。突出的事件是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在全国教会理事会在克利夫兰公开的第五届研究世界秩序问题的会议上对美国承认红色中国的问题进行投票时，六百个教会人士竟一致投票赞成予以承认。这六百人代表了组成理事会的２７个教派。
在国际活动方面的基金粗织中也有对红色中国趋向软化的令人警觉的迹象出现。上交政策协会理事会主席塞利格曼——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７日曾强烈主张承认红色中国。他的情绪在这一个对舆认有影响的组织的许多分支机构中得到了强烈的共鸣。
在乔治·米尼主席正确的领导下，劳联一产联一直是反对对红色中国姑息的一支力量。但是，追随华尔特·路德的一部分有组织的劳工却是不加隐讳的自由中国反对者。
在这一陷落的趋势中，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态度当然是目前的控制因素。幸亏杜勒斯和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一直未被要求改变对红色中国的政策的叫嚣所动。
姑息运动还没有达到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惊恐的程度，尚处于刚露头的阶段。那些表示赞成对红色中国采取新政策以利贸易的工业家像亨利·福特第三和罗杰·莱普汉尚未说服美国企业界的大部分人。然而，姑息运动已取得如此大的动力，以致于可能在本年内在某一点上突破。我们已面临舆论的巨浪。如果１９６０年以后政府发生变化，这种巨浪可能变得势不可当。
危险在于中国问题将被包括在更大的解决之中，而显得无足轻重。承认中国可能是为了实现“最高级”公约，或是国际裁军，或是停止冷战而要求美国接受的条件之一。那时有人会说服我们，说这个代价是上算的。正在领我们走向姑息的狡猾的诡辩者会像１４年前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以前那样善于推销他们的货色，不看到这一点将是愚蠢的。
【本刊讯】６月１５日的华盛顿“明星晚报”发表布朗的一篇文章说：
那些坚持认为只有抛弃蒋介石和承认赤色中国才能最有利于自由世界的安全的美国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猖狂了。他们公开要求同北平政权建立关系，批评贸易限制，把蒋的自由中国说成是腐化的、独裁的和对中国不合适的。
杜勒斯死得不是时候，罗怕逊即将离开国务院，诺兰和其他长期顽强地坚持美国对自由的支持不能在福摩萨受到损害的参议员已经离开了参议院——所有这一切和其他许多因素都鼓舞了亲共产党中国的院外集团。
我们可以料到政府内外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入进行鼓吹来迫使放弃自由中国。他们将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办法——诉诸“逻辑”、诉诸“现实”和诉诸对战争的恐惧心理——来促使在远东完全出卖自由。除非情况有所变化，否则的话这些人最后将会取得成功，自由世界将会遭到又一次打击。
【美联社新德里１６日电】派去研究共产党中国的农业方法的一个印度代表团建议仿效共产党那样最充分地利用淤泥作肥料，以此作为克服印度粮食长期不足现象的一个办法。
在北京宣布１９５８年农业产量获得少有的提高以后，以印度政府水利顾问马哈维尔·普拉萨德为首的一个三人代表团今年年初去共产党中国游历了一次。
在星期二发给报界的这个代表团的报告中，还建议最充分地利用本地的水源。
代表团建议政府组织大规模修造小渠来利用当地的水源，一直到最僻远的耕田；并且造成一个小型池塘网来拦蓄洪水和雨水。
报告非常强调中国“修整田地”的做法和中国公社教育农民的宣传工作。
报告说，“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比印度高一倍。”’它建议对印度农民实行各种刺激的办法，其中包括发给奖金和由尼赫鲁亲自颁发奖状。
报告说，北平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开始进行为期一年的全国土壤调查工作；它建议印度也采取类似的步骤。
报告又说，中国人非常注意保持土壤，甚至在险阻多山的山区也是如此；它要求新德里在中央定出一项立法，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类似的结果。
代表团在指出中国利用人力的情况以后，建议组织全国人力调查。
但是，代表团怀疑中国１９５８年少有的产量是否能够保持下去。
代表团还说，中国所宣布的１９５８年增加耕地四亿八千万英亩的数字“以后可能必须根据各种报告和更进一步的研究加以修改”。
报告还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同印度的民主方法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又说有很多东西可以吸收，而不致于损害印度的根本信念和生活的价值。
【全印电台１７日广播】今年１月到中国考察灌溉与水利工程的一个印度三人代表团向印度政府提出的报告书中说，中国以最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的方法来扩充灌溉便利的工作有着良好的进展。在灌溉工程的投计方面，代表团并没有看到特别的改进，但是对于中国人的高度工作热情获得了深刻的印象。报告书中又说，在利用地面水源方面，中国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在利用地下水源方面，中国比印度落后。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讯】国会内的调查者５月３１日公布了一份证词，其中指责中国共产党所犯的可以同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编者注）的黑暗日子里的那些罪行相比拟的罪行。作证的是一些在东方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证词中指责共产党在过去十年间杀害了三千万中国人。
这份秘密作证的证词绘出了公社生活的一幅狰狞的图象，在那里，家庭单位已被彻底打散，夫妇儿女各居一方。
据王述平牧师说，老年人的遭遇是：“所有六十岁以上的不能工作的老年人都送进了老年人的‘幸福院’。进了院以后，就给他们注射针剂，两星期内他们就死了。死了以后，尸体装在大桶里，等到它腐烂生蛆，蛆就拿去喂鸡，剩余的尸体就当肥料用。”他说：“在香港，人们不吃从大陆进口的鸡，原因就是喂了那种鸡食。”
王牧师描写目前公社内的家庭生活如下：“丈夫和妻子每星期只能见一次面，时间是两小时。由于会见的场所很少，一对对夫妻只能在指定的房间里排着队等候轮到自己。在会见完毕以后，他们还必须汇报他们在一起说了和做了些什么。父母每星期可以看一次孩子，而在看到孩子时不能对孩子有爱的流露。这是为了割断孩子和家庭之间的爱，要他们只爱国家。孩子们没有姓名，只得到一个号码。那里是没有个人身份的……”
【本刊讯】美国“信使”杂志５月号刊载了哈罗德·瓦内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红色中国院外集团”。摘要如下：
脱离事实的情况从来没有象目前讨论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和美国给予承认的问题时这样明显。主张采取这两个步骤的人会说，他们自己也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和不愉快的，可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逃不掉的。他们说这是不能嘲弄的神秘的历史力量所决定的。
如果民主党在１９６０年当政，很可能出任国务卿的凯南先生最近就提出了这样一种颠倒的逻辑。他建议把福摩萨交给联合国，从而清算蒋介石。由于凯南的想法代表了许多“自由主义者”的倾向，他要求美国在亚洲投降的主张是极富有意义的。
杜鲁门政府的另一重要人物劳勒特正走遍全国，提出：美国承认红色中国是实现裁军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目前，美国的整个空气正充塞着“自由主义者”企圆为远东雅尔塔寻找理由的申辩之声。
我们可以看到，亲北平的新议论有如下主耍来源。
第一，也是最危险的来源，我们认为是那些在１９６１年以后可能掌握国家政策的高级民主党人士。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汉弗莱。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３日汉弗莱在新泽西的一个会议上对听众说，十二个月以内红色中国将被接纳进入联合国。另一位似乎已准备赞成承认的民主党高级人士是参议员格林。
现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外交政策咨询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艾奇逊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８日要求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全新的研究”。他提出了蒋介石不可能永远活下去的新论调。史蒂文森关于红色中国说话一向比较谨慎，现在却似乎正逐渐接近汉弗莱—格林的立场。
如果民主党１９６０年获胜，看来很可能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要进行激烈的修改。
但是如果舆论界中没有具有巨大影响的力量在起作用，迫使美国走向承认的话，思想现实的民主党政客们是不会企图使我国的对华政策逆转的。这种力量主要存在于大学、基金组织和教会之中。
这种宣传的温床之一是马萨诸塞州工艺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在邻近的哈佛大学另有一群这种在中国问题上制造混乱的人。这一群人的主角是费正清。
还有杜勒斯先生的前国务院的政策制订司司辰、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罗伯特·波维和中央情报局现任副局长、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埃默里。据说埃默里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曾经宣称：“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使美国人民认识到行必要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
另一批主张软化对红色中国政策的教育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佩弗最近在“民族”杂志上著文，极尽能事地主张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给以承认，并且放弃福摩萨。
同哥伦比亚大学密切相关的是“美国人大会”，全国各地都有该会的模仿者。１９５４年发表了一篇取得６０位有名的舆论界领袖同意的声明。声明说，美国抛弃“在任何情况下永远反对”红色中国政权在联合国中取得席位的“僵硬政策”的时刻已经到了。
关于红色中国问题的辩论中的另一个不稳的因素是美国“自由派”的教会人士。突出的事件是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在全国教会理事会在克利夫兰公开的第五届研究世界秩序问题的会议上对美国承认红色中国的问题进行投票时，六百个教会人士竟一致投票赞成予以承认。这六百人代表了组成理事会的２７个教派。
在国际活动方面的基金粗织中也有对红色中国趋向软化的令人警觉的迹象出现。上交政策协会理事会主席塞利格曼——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７日曾强烈主张承认红色中国。他的情绪在这一个对舆认有影响的组织的许多分支机构中得到了强烈的共鸣。
在乔治·米尼主席正确的领导下，劳联一产联一直是反对对红色中国姑息的一支力量。但是，追随华尔特·路德的一部分有组织的劳工却是不加隐讳的自由中国反对者。
在这一陷落的趋势中，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态度当然是目前的控制因素。幸亏杜勒斯和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一直未被要求改变对红色中国的政策的叫嚣所动。
姑息运动还没有达到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惊恐的程度，尚处于刚露头的阶段。那些表示赞成对红色中国采取新政策以利贸易的工业家像亨利·福特第三和罗杰·莱普汉尚未说服美国企业界的大部分人。然而，姑息运动已取得如此大的动力，以致于可能在本年内在某一点上突破。我们已面临舆论的巨浪。如果１９６０年以后政府发生变化，这种巨浪可能变得势不可当。
危险在于中国问题将被包括在更大的解决之中，而显得无足轻重。承认中国可能是为了实现“最高级”公约，或是国际裁军，或是停止冷战而要求美国接受的条件之一。那时有人会说服我们，说这个代价是上算的。正在领我们走向姑息的狡猾的诡辩者会像１４年前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以前那样善于推销他们的货色，不看到这一点将是愚蠢的。
【本刊讯】６月１５日的华盛顿“明星晚报”发表布朗的一篇文章说：
那些坚持认为只有抛弃蒋介石和承认赤色中国才能最有利于自由世界的安全的美国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猖狂了。他们公开要求同北平政权建立关系，批评贸易限制，把蒋的自由中国说成是腐化的、独裁的和对中国不合适的。
杜勒斯死得不是时候，罗怕逊即将离开国务院，诺兰和其他长期顽强地坚持美国对自由的支持不能在福摩萨受到损害的参议员已经离开了参议院——所有这一切和其他许多因素都鼓舞了亲共产党中国的院外集团。
我们可以料到政府内外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入进行鼓吹来迫使放弃自由中国。他们将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办法——诉诸“逻辑”、诉诸“现实”和诉诸对战争的恐惧心理——来促使在远东完全出卖自由。除非情况有所变化，否则的话这些人最后将会取得成功，自由世界将会遭到又一次打击。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讯】国会内的调查者５月３１日公布了一份证词，其中指责中国共产党所犯的可以同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编者注）的黑暗日子里的那些罪行相比拟的罪行。作证的是一些在东方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证词中指责共产党在过去十年间杀害了三千万中国人。
这份秘密作证的证词绘出了公社生活的一幅狰狞的图象，在那里，家庭单位已被彻底打散，夫妇儿女各居一方。
据王述平牧师说，老年人的遭遇是：“所有六十岁以上的不能工作的老年人都送进了老年人的‘幸福院’。进了院以后，就给他们注射针剂，两星期内他们就死了。死了以后，尸体装在大桶里，等到它腐烂生蛆，蛆就拿去喂鸡，剩余的尸体就当肥料用。”他说：“在香港，人们不吃从大陆进口的鸡，原因就是喂了那种鸡食。”
王牧师描写目前公社内的家庭生活如下：“丈夫和妻子每星期只能见一次面，时间是两小时。由于会见的场所很少，一对对夫妻只能在指定的房间里排着队等候轮到自己。在会见完毕以后，他们还必须汇报他们在一起说了和做了些什么。父母每星期可以看一次孩子，而在看到孩子时不能对孩子有爱的流露。这是为了割断孩子和家庭之间的爱，要他们只爱国家。孩子们没有姓名，只得到一个号码。那里是没有个人身份的……”
【本刊讯】埃及“人民报”１１日在题为“俄国、印度和中国的计划工作经验”的文章中说：
中国的革命是要通过人民的团结和协调各个阶级的利益来实现它的计划，目前正在按照中国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的革命也必须实现广泛的工业化，但是是在重工业和轻工业，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突击的均衡的基础上来发展。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这个合适的办法取得的成功是动员和集体牺牲的历史中以及发展和复兴的历史中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在更大规模上宣布的，而且目标更加远大。
“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在１９６２年结束的时候，中国只用一半时间就会实现它的领袖预言要在二十年的时期中完成的一切。到那个时候，中国将在生产和经济力量方面占世界第四位，在亚洲和非洲占第一位。”
【美联社华盛顿８日电】一位看到共产党中国内部情况的巴西记者说，这个国家正在日益萧条，对它的估计过高，它至少还要三十年才能取得真正的力量。
“中国过多地侧重于工业发展，中国的工业力量目前实际上几乎不存在，在今后三十年中也不会存在。
巴西里约热内卢“新闻日报”的美国记者路易斯维兹尼泽在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的谈话中说，“中国并不是世界大国，中国的工业寥寥无几。”
这位记者最近在共产党中国访问了５０天。
他说，如果发生战争，共产党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危险的敌人。
“当我们谈到中国是一个大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中国并不是世界大国，对像朝鲜战争这种有限战争来说除外。
他继续说，共产党中国如此引以为自豪的工业根本不在进行生产。全国的工厂大部分停工待料。
他认为在清洁卫生和衣食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的印象是大多数中国人心满意足。“不准备发生叛乱”。
【美联社新德里１６日电】派去研究共产党中国的农业方法的一个印度代表团建议仿效共产党那样最充分地利用淤泥作肥料，以此作为克服印度粮食长期不足现象的一个办法。
在北京宣布１９５８年农业产量获得少有的提高以后，以印度政府水利顾问马哈维尔·普拉萨德为首的一个三人代表团今年年初去共产党中国游历了一次。
在星期二发给报界的这个代表团的报告中，还建议最充分地利用本地的水源。
代表团建议政府组织大规模修造小渠来利用当地的水源，一直到最僻远的耕田；并且造成一个小型池塘网来拦蓄洪水和雨水。
报告非常强调中国“修整田地”的做法和中国公社教育农民的宣传工作。
报告说，“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比印度高一倍。”’它建议对印度农民实行各种刺激的办法，其中包括发给奖金和由尼赫鲁亲自颁发奖状。
报告说，北平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开始进行为期一年的全国土壤调查工作；它建议印度也采取类似的步骤。
报告又说，中国人非常注意保持土壤，甚至在险阻多山的山区也是如此；它要求新德里在中央定出一项立法，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类似的结果。
代表团在指出中国利用人力的情况以后，建议组织全国人力调查。
但是，代表团怀疑中国１９５８年少有的产量是否能够保持下去。
代表团还说，中国所宣布的１９５８年增加耕地四亿八千万英亩的数字“以后可能必须根据各种报告和更进一步的研究加以修改”。
报告还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同印度的民主方法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又说有很多东西可以吸收，而不致于损害印度的根本信念和生活的价值。
【全印电台１７日广播】今年１月到中国考察灌溉与水利工程的一个印度三人代表团向印度政府提出的报告书中说，中国以最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的方法来扩充灌溉便利的工作有着良好的进展。在灌溉工程的投计方面，代表团并没有看到特别的改进，但是对于中国人的高度工作热情获得了深刻的印象。报告书中又说，在利用地面水源方面，中国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在利用地下水源方面，中国比印度落后。